vookeno

果然被河蟹了

vookeno — Fri, 22 Jun 2007 04:34:00 GMT

尊敬的用户，你好，你发表的标题being dead的日志涉及违禁内容，已被我们删除，如有问题，请发邮件至service@mtime.com，感谢您对mtime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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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头戏,说说mystic river

vookeno — Fri, 22 Jun 2007 01:24:00 GMT

改编自 Dennis Lehane 的同名小说,作者至今最出色的作品,作者自己也说:"写<神秘之河>耗费了我太多的精力,我的脑子被清空了."其他不错的小说有A Drink Before the War,Shutter Island.这小子居然也喜欢J.M.Coetzee,我砍,和我抢饭碗.

CLINT没事就在家看看小说,算有点文化,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也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而且主题和本片也有共通之处,演员阵容也很强大,John Cusack(这帅哥有点演技的也就这部了吧),Kevin Spacey(唉,歇影了),还有当时年轻气胜的Jude Law同学出来露了下脸,还有CLINT那很漂亮的女儿.怎么好象说另一部片了.话说CLINT看完这部小说之后,心情激动,下决心要拍成电影,赶紧飞了个CALL给Brian Helgeland,说:"哥们,你看这事......""好!"立即招兵买马.

这片的阵容,令人垂涎三尺,我算了算,不加上PRODUCER这项和CLINT的终生成就奖,全部人一共拿了21项OSCAR的提名,获奖7次.(kevin bacon居然一个oscar提名都没有,还得努力啊)

先说Brian Helgeland,强人啊,凭借L.A. Confidential拿了最佳改编剧本,那片也有KEVIN SPACEY,越想越伤心......在这片之前就和CLINT合作过Blood Work.

然后是sean penn,小潘同学,拿了4个最佳男主角的提名,第一个是由tim robbins导演的Dead Man Walking(这片把tim robbins自己老婆Susan Sarandon捧上了影后的位置).小潘同学好片真拍了不少,不过拿了最佳男主角后就没啥好片了.性格也很豪放啊,在NEW YORK TIMES上面写信给小布什,搞到人家很没面子(不过好象一直都没什么面子),飓风来的时候还撑着个船去救人,有空的时候也去去伊拉克看难民,拿奖的时候说:"就像人人都知道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存在一样,最佳表演也是不存在的,这点已经被与我同获提名的4位演员证明了."这4位分别是海盗1里面的johnny depp同学,house of sand and fog里的"甘地爷爷"ben kingsley(看帖的和我一起鞠个躬),cold mountain里的jude law同学,迷失东京的bill murray叔叔,说实话,竞争其实不太强,不像05年那么疯狂.

接着是"安迪"同学tim robbins,Dead Man Walking的时候还获了最佳导演的提名,输了给mel gibson的勇敢的心,冤!看这两大高手的对手戏真是看到我高潮.

然后是一直不太幸运的kevin bacon,跟barry levinson混出了个名头,一直想搞个小金人,但是......为了这片,他还去做了几个月的警察,值得表扬!

恩,到Laurence Fishburne了,Morpheus啊,小时候就跟francis ford coppola拍了现代启示录,后来凭借讲摇滚女星tina turner的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拿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输了给超人tom hanks,不冤不冤.这片里演得也是一流水平啊.

然后是两位女强人Marcia Gay Harden和Laura Linney,Marcia Gay Harden,那个最佳女配角是你的,茨威格只不过名气大而已(演技也是OK的),不过你也拿过了.Laura Linney拿过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的提名,不过在这片里戏分不多.

好片啊!mystic river指的是每个人心中埋葬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那条河,就像我家旁边被我丢了不少A片进去那条河.不只是秘密,也是人性最阴暗的那个世界,once they are in you,they are always there,这就是Dave的悲剧,被迫看到了最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而且不能跟别人说,一辈子活在了那段痛苦的日子里,人格毁坏,精神压抑,但是这并没有很明显得表现出来,因为他的那座树林,那间地下室,在他的mystic river里.他说:"有时候男人并不是男人,他是那个男孩."(关于成人与孩童的问题,请观赏Little Children,里面有Kate Winslate全裸)

关于罪,还是那句经典的We bury our sins here, Dave. We wash them clean.对我启发很大啊,因为我确实bury了不少sins,那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无耻,羞辱和残忍,其实全人类都一样,每个时代都在bury自己的sin,因为欺骗自己永远是最容易的事,像jimmy他老婆跟他说的那样,you're the king,and the king knows what to do,杀人的罪恶就这样被遗忘,被埋葬在那条mystic river里了.

但是自己忘记自己的罪容易,别人的家庭却就这样被毁了,一个小男孩的一生就必须活在阴影中了.

关于kevin bacon的那个角色,为什么她老婆不回来呢?表面上看他很冷静,其实他有很冲动的时候,这是我的解释,因为我也是这样.

好片还是自己去看吧,看2,3遍才能全懂的.

音乐也是CLINT自己搞的哦,很有悲天悯人的感觉.

The reality is we're still 11 year old boys locked in a cellar imagining what our lives would have been if we'd escaped.

感觉太对不起这个电影的网了,说说million dollar baby

vookeno — Wed, 20 Jun 2007 03:06:00 GMT

中文的片名有点薯头,million dollar是个俗语,指很重要,当然,也可以指很多钱.那时候电脑课学上网,老师下了个网给我们,主页的新闻就是clint凭这部片拿了OSCAR,我那时候才认识clint,不过在很久以前就从卓越那买过space cowboy的VCD,看来我对中录华纳的支持是很有渊源的.在JS那淘碟时看到了这片的DJ简9版,一举拿下,后来又在香港买了它的双碟收藏版.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懵了,后来又看了5,6次.CLINT真索强!

剧本是paul haggis写的,强人啊,不多说了,改编自XXX的短篇小说.CLINT拍的片基本上都是改编自这书那书的,一般都是他自己喜欢的书.剧本写得不错啊,PAUL说想把FRANKIE写成个彬彬有礼的诗人,CLINT也演得很好,他自己本来就是个超级YEATS迷,这片和廊桥遗梦里的男主人公都天天抱着本叶芝读.我自己最喜欢的诗人当然是TAGORE啦,叶芝说:"和泰兄比起来,我是个野兽"哇哈哈哈,CLINT,你被我比下去了吧.(总算有了些自尊,泪~~)

音乐当然是CLINT自己操刀,拿把吉他就弹出来了,看来他的爵士造诣也真不是吹出来的,而且很配合影片的内涵,是我最喜欢的原声之一,一开场,那夺魄钩魂的主旋律就叫你完全体会到了什么叫BLUE!不过当最后的音乐响起时,泪啊.

摄影,剪辑当然是那两条合作了N遍的友,你找一部别叫他俩行吗?李安说,自己一被迫换合作的人,心里就很过意不去,这点你可得向CLINT学学,人家几十年都没换,给你一拳你还挡?(那张照片找不到了......)

色彩依然是单调,胶片依然是贵!

再说说hilary swank,美女啊,谁说她不美我和他拼命,当年和母亲拿着30块钱来到L.A.,准备实现自己的演戏梦......98年得时候凭借boys don't cry拿了影后,被CLINT盯上了,04年从小潘同学(这厮去年刚谢完CLINT)手上拿过小金人时,激动啊,说:"Clint,you're my mo cuishle."那天看60 minutes看到她,说:"我妈很好的,我想做啥她都是支持我的."她也很少拍大片,所以名气一般.再拿两个影后就追上赫本了,加油!

接着说说morgan freeman,齐达内最喜欢的演员啊(关他什么事...),93年的时候就跟CLINT混了一次,还行,一直都是超级令人尊敬的演技派代表人物,好人啊,不过这个小金人好象是他的第一个啊,CLINT还真帮了不少人,像morgan freeman的"old friend"安迪同学tim robbins,拼了N年的sean penn,还有gene hackman,要不他就只剩一个终生成就奖了.

这片,神作,morgan freeman演得超级好,hilary MM演得神乎其技,CLINT自己也演得能拿影帝,９３年的时候输了给al pacino,不过没有今年输给MARTIN那样冤,不给AL也应该给DENZEL,04年又遇上了天才般的JAMIE FOXX演的RAY,也难怪,人家为这片等了15年,好样的!这片可能是CLINT演的最后一部片了,555~~

说说影片本身,maggie从小到大都是洗盘子过活,不过她很喜欢拳击,就去找FRANKIE,FRANKIE说:"I DON'T TRAIN GIRLS"还一个劲地叫她GIRLIE,相当歧视女性,大家不要学.frankie自己也很惨的,女儿不睬他很多年了,不知道当年是不是管得太严了.惨啊,很老了,一个人,教的拳手又跟人跑了,唉......有时候他也关注一下在他的拳馆练拳的maggie,发现她真不是一般的菜......maggie的家里人很薯头,不过她对他们蛮好的,还特意存钱给了他们一个"麦琪的礼物"----一栋房子,frankie叫她现金一次付清,不用按揭,还说:"我这辈子错事做太多了,我不想你也重蹈我的覆辙."一副把人家当成自己女儿的样子.结局挺悲的,我就不透剧了啊.

Mo cuishle means my darling. My blood.

文学的理由高行健

vookeno — Tue, 19 Jun 2007 12:26:00 GMT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著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通过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十年前，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后，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种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甚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翻译、出版、演出和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么孤单，虽然从事的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吸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革命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革命论也同样施加于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

　　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要别人跟著牺牲。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后人自会修正。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烟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这是个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我以为这倒不坏。作家作为先知和裁判的角色也该结束了，上一个世纪那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成了骗局。对未来与其再去制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见证人的地位，尽可能呈现真实。

　　这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要知道，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件的过程都能揭示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如果作家如此这般去展示人生存的真实状况而不胡编乱造的话。

　　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那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永远也不会过时。

　　文学并不只是对现实的摹写，它切入现实的表层，深深触及到现实的底蕴；它揭开假象，又高高凌驾于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观的视野来显示事态的来龙去脉。

　　当然，文学也诉诸想像。然而，这种精神之旅并非胡说八道，脱离真实感受的想像，离开生活经验的根据去虚构，只能落得苍白无力。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诚然，文学并非只诉诸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家也并不囿于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以及在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已经陈述过的，通过语言的载体也能化为自己的感受，这也是文学语言的魅力。

　　如同咒语与祝福，语言拥有令人身心震荡的力量，语言的艺术便在于陈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他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义建构，仅仅以语法结构而自行满足。如果忘了语言背后那说话的活人，对语义的演绎很容易变成智力游戏。

　　语言不只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在说出的词语的背后，说话人的意愿与动机，声调与情绪，仅仅靠词义与修辞是无法尽言的。文学语言的涵义得由活人出声说出来才充分得以体现，因而也诉诸听觉，不只以作为思维的工具而自行完成。人之需要语言也不仅仅是传达意义，同时是对自身存在的倾听和确认。

　　这里，不妨借用笛卡儿的话，对作家而言，也可以说：我表述故我在。而作家这我，可以是作家本人，或等同于叙述者，或变成书中的人物，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你，这叙述者主体又一分为三。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作家是在找寻他独特的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他的感知。

　　我在小说中，以人称来取代通常的人物，又以我、你、他这样不同的人称来陈述或关注同一个主人公。而同一个人物用不同的人称来表述，造成的距离感也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心的空间，我把不同人称的转换也引入到剧作法中。

　　小说或戏剧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写完，轻而易举去宣布某种文学和艺术样式的死亡也是一种虚妄。

　　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语言有如生命，如此奇妙，拥有的表现力也没有穷尽，作家的工作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这语言蕴藏的潜能。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他也无力建立甚么新的理想的世界，那怕这现实世界如此怪诞而非人的智力可以理解，但他确实可以多多少少作出些新鲜的表述，在前人说过的地方还有可说的，或是在前人说完了的地方才开始说。

　　对文学的颠覆是一种文学革命的空话。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然而，文学，不论就作者的写作而言，还是就读者阅读而言，都□在此时此刻得以实现，并从中得趣。为未来写作如果不是故作姿态，也是自欺欺人。文学为的是生者，而且是对生者这当下的肯定。这永恒的当下，对个体生命的确认，才是文学之为文学而不可动摇的理由，如果要为这偌大的自在也寻求一个理由的话。

　　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时候，或是写得得趣而忘了为甚么写作和为谁写作之时，这写作才变得充分必要，非写不可，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学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写作变成一种职业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对作家来说，是个十足的苦果。

　　尤其是现今面临的这时代，市场经济已无孔不入，书籍也成了商品。面对无边无际盲目的市场，别说孤零零一个作家，以往文学派别的结社和运动也无立足之地。作家要不屈从于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而影视传媒推崇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作的是广告。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作家自己内心的需要。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换取别的甚么，自由这鸟儿就飞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作家所以不计报酬还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某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故作姿态，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再说英雄或斗士所以奋斗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便是要建立一番功勋，那都是文学作品之外的事情。作家如果对社会也有所挑战，不过是一番言语，而且得寄托在他作品的人物和情境中，否则只能有损于文学。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慨变成控诉。作家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作品中而成为文学，才经得起时间的损耗，长久活下去。

　　因而，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诚然，这种挑战改变不了社会，只不过是个人企图超越社会生态的一般限定，作出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姿态，但毕竟是多多少少不寻常的姿态，这也是做人的一点骄傲。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人类不只有历史，也还留下了文学，这也是虚枉的人却也还保留的一点必要的自信。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然而，我想，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程映虹

vookeno — Mon, 18 Jun 2007 01:57:00 GMT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
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
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
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
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
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
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
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
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殺。所谓民族屠殺，
是以１９７５- ７８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
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４０万到有所夸大的３００万。一般
认为，１００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７００万到８
００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１００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
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 ）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殺”（auto genocide ）。
种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２万越南裔全部死亡，４３万华裔死了２１. ５万，１
万老挝裔死了４, ０００，２万泰裔死了８, ０００，２５万伊斯兰教徒（Cham）
死了９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殺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
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
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
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
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殺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
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１９７６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
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
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
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殺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
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
家斯维奇（Paul Sweezy ）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
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
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
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
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
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１９７３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
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
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
己估计为３万到２５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
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
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
棉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
人自己也不认为１９７３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
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构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１９７５- ７９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
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１９７５年４月红色高棉夺
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
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
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
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
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
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
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
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
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
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
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黨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１９７５年
１０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１９７７年的清洗中被处决，
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
各大区的黨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对被认为是亲
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殺了
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
S ２１，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黨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
万人。

　　二、超过列寧和毛澤東：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
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
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
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
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
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
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 ）和英
萨利（Ieng Sary ）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 ）５０年代
最早发表的《民×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１９７０
和１９７１年黨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
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產黨
所领导的民族民×革命的纲领。

　　１９７３年５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
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
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
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
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１９７３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
渐进的民族民×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
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
家的共產黨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
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
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黨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
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黨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
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
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
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黨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
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１９７７年所说
：“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
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１９７５年９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
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寧，超过了毛澤東”。负
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
他说：毛澤東说文化大×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
×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
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
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
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
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
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

　　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
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
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會主義”，而且是进入共產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
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
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
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７日
（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
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
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１９７７年９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
“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
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
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０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
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
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
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 Samrin ，前红色
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１９７９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
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
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
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
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
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
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
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
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殺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
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７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
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２% 是“反革命份
子”，这个数字约１４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
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１９７５年
４月到１９７８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
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
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
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
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４月１７日人”，意为在红色高
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
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
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
“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
“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
“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
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
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階級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
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
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
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
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
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
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４月１
７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
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
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
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專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
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
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
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專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
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
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
指的是其他社會主義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
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１
９７６年８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
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
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
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
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
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１
００万被遣送到这里的“４月１７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
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
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階級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
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４月１７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
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
基层干部把“４月１７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
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殺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專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
行这种專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
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
身成了这种專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殺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
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黨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
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当S ２１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
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
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黨
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會主義革命前
进时，他们渗入黨、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
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
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黨内。但他又保证说，
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黨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
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１９７８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
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
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１０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１/ ７０- １/ ８０。这种大
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黨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
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
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
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
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
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
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
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
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
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
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
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
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义压倒共產主
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階級。但
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 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
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
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
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
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
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１３０年》今
年４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４月５日香港出版的
《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尔
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
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
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產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
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１９３０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１９７０年代末
为止，和古巴革命到１９６０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
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
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
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
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
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
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黨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
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
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
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４７冲锋枪。
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會主義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
或者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
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
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
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
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
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３２岁、女子２
５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
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
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
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著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
族政治（clan politics ）。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
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
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
“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Ta Mok）。此
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
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黨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
姻亲（地方区一级黨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黨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
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
女儿中一个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
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
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
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
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
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１９９９年４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
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１９７８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黨
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
“４月１７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
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
名１０- １６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
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
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
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
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
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
丈深渊。

　　《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六月号·第五十三期

发布日期：二○○四年三月八日

红色高棉——柬埔寨的人间炼狱吴嘉

vookeno — Mon, 18 Jun 2007 01:46:00 GMT

　　十月里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在金边南部一个编号为Ｓ—２１的大屠殺现场，
导游站在陈列遇难者骷髅的纪念塔神龛前，向我们讲述着红色高棉（Ｋｈｍｅｒ
Ｒｏｕｇｅ）时期的杀人故事。纪念塔共十七层，密密麻麻按性别、年龄排列的
８０００颗头盖骨，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这样的杀戮场在
柬埔寨不只一处，Ｓ—２１杀戮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杀的人最多，且多为
“政治犯”。

　　这是一段悲惨而又令人尴尬的历史。中、美、法、俄等国因牵涉到各自的利
益，都不太情愿翻这笔历史烂账。中國政府曾与波尔布特（Ｐｏｌ　Ｐｏｔ，也
译“波帕”）有一段特殊关系。波尔布特仿效毛澤東打游击战，走农村包围城市
的道路，在推翻美国扶持的朗诺（Ｌｏｎ　Ｎｏｌ）政权以后，全国上下重演了
一场比中国×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共產主义革命。这期间，中国是红色高棉（也
称“赤柬”）最大的精神和物资支持者。当然中×支持柬共除了意识形态，还有
地缘政治的考量。当时的越南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担心它独霸印度支那，对
中国构成威胁。而在“民×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三方，西哈努克和曾任朗诺政府
总理的宋双，无一有军事实力抵抗越军，唯有红色高棉具备相对的作战实力。若
无中国的大力扶助，今天的柬埔寨恐怕就不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美国也有难言之隐。越战期间，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西哈努克的拒绝后，
美国目标转向柬军方，开始扶持朗诺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法国时发动了军
事政变。罢免西哈努克后，朗诺本人出任总统。忠于王室的柬埔寨子民哪里能接
受国王被驱逐的现实，更不甘心屈服于傀儡政府，况朗诺本人庸碌无能，完全是
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时一直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柬共趁机坐大，这是美国料始不
及的事，美国本指望通过朗诺打击红色高棉，实际结果却相反，朗诺政权恰恰给
柬共打爱国牌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美国在越战中连连受挫，无力增援朗诺，
眼睁睁地看着红色高棉势如破竹，于１９７５年推翻了朗诺政权。越战时，美国
在轰炸北越的同时，为阻断红色高棉的增援，曾轰炸过柬埔寨领土，柬埔寨平民
的伤亡更激起人们的反美情绪。因而柬共扛起的抗美救国的大旗，对于仇恨侵略
者的柬埔寨人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自打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
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柬共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的旗帜。而
美国也不会坐视越共的扩张，尽管柬共的迅速崛起自然是美国没想到也不愿看到
的，但是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
高棉提供武器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
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權的胡作非为自然是睁只眼闭只眼。

　　　　　　　　　　　　　　　　　二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７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扳倒
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Ｙｅａｒ　Ｚｅｒｏ）。红色高棉的军人
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新人”下乡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几昼
夜间，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住所，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
尾的无产者。

　　波尔布特深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
政策。他的一号命令与林彪如出一辙，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柬埔
寨人Ｌｏｕｎｇ　Ｕｎｇ在她的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里提到，１９７
５年４月１７日那天，柬共军队开进金边，对老百姓大喊：“不准携带行李，你
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
美国人要轰炸城市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取观望态度。后因敌不
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金边所有的居民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在内。顷
刻间，２００万人口的金边不见人烟，成了一座死城。

　　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
灾难降临之际，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我在金边
结识的Ｖａｔｔａｎａｃ银行总裁、柬籍华人江女士告诉我，她母亲不仅携带了
金银首饰，还临时缝制了一条条细长米袋，让他们兄弟姐妹缠在身上，没想到这
点米日后成了她全家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
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做
手纸用。

　　与江女士一样，Ｕｎｇ一家属于金边的富有阶层，离开金边时，全家九口还
开了一辆马自达，免了最初几天的跋涉之劳。当第三天汽油耗尽时，他们意识到
没处加油，只好将车子丢弃在路旁。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制、没有工业、不
准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倒退到连石器时
代也不如！

　　金边沦陷之后，波尔布特掌权，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他的铁腕统治
首先从衣食住行开始，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服饰取舍，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
色长袍或毛式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运动头。红色高
棉脖子上侧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毛巾，它比中国的红领巾更实用，因为它还能用
来擦汗。

　　“吃”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一天两餐，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
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
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Ｕｎｇ说，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
饭由干变稀。Ｕｎｇ在书中生动地描述她本人——一个当时只有六岁的小女孩—
—怎么盯着沉在碗底的几粒米，一粒一粒慢慢数着咀嚼的情景，还有那刻骨铭心
的饥饿。没想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幽灵十几年后竟然又在柬埔寨现身。人们开
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蚱蜢、甲壳虫、蟋蟀成了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
“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
常常是等到尸体散发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时，才由当地村民就近挖坑，将爬满蛆
的尸体堆进坑里。最后有人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很多人死于误食有毒蘑菇。

　　至于“住”，这些城市“新人”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天，即永远失
去了他们在城里的房产。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
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他们安
身在简陋、难遮风雨的吊脚楼里，家徒四壁。他们白天要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的
农活。红色高棉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
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没人敢承认自己做过业主、老板，最多说做
过小买卖，更不能与朗诺或越南有过任何瓜葛。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把式，完成
规定的劳动限额。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人被怀疑为階級异己分子受到整肃。辛
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他们不能存下，被告之要拿去与中国换武器。自家允许在院
子里种蔬菜瓜果，但是收成归公。江女士告诉我，每天都有人到她家数瓜果个数，
少了便被定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因为劳累、饥饿，人人形销骨立，衰如槁草，
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弄得人心惶惶，
生灵涂炭。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据美国
的柬埔寨问题专家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调查，这期间，有一百多万人
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

　　“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
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概格杀匆论。接着是清理階級队伍，对有产
者、业主、资产階級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
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好莱坞大片《杀戮场》（Ｔｈ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Ｆ
ｉｅｌｄ）就是以一个医生为原型，描述了柬埔寨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然后
是种族和宗教迫害，连会说外国话也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
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这些故事，对经历过×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
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大跃进、人民公
社、×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柬共杀人如麻，光是被处死的政治犯就超过了
十万。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
商店、庙宇、学校或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中的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
程度空前绝后。我参观的Ｓ—２１杀戮场，就是在八十年代初被发掘的，挖出了
近９０００具尸体。听导游说，沟渠对面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纪念塔实在
堆不下那么多头骨。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
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向导顺手拿起几个头颅骨，指给我们看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
裂痕，又指着有子弹眼的头骨说，“他们算幸运的，因为痛苦少一些”。最残忍
的是幼儿妇女。对儿童，暴徒们倒拎着双脚，对着大树将其头部“砰”的一声死
命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死前遭强暴，然后被
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

　　我踩在万人坑旁的泥土上，无论怎么小心都无法绕过死人的衣服碎片、牙齿、
和人骨，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头上黑云盖顶，没多久雨点打落到
脸上，顷刻间细珠化为瓢泼，向导快速领我们来到一个草棚下，继续着他的控诉。
暴雨带来了一阵风，我本能地深吸一口气，突然，我闻到一种别样的气味，仔细
琢磨，天啦，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一座座万人坑里早已长出了肥沃的野草，
但因为尸体太多，二十多年过去了，居然还隐隐散发着恶臭！

　　从杀戮场出来，久久挥不去心头的压抑，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冤魂在炼狱
般地嘶吼和哀嚎。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
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

　　　　　　　　　　　　　　　　　三

　　导游接着领我们去Ｓ—２１犯人集中营参观。这是当时由一所中学改造成的
集中营，现在作为金边唯一的罪恶馆对外开放。这里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属，
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这座集中营先后处决过近两万人，进来的囚徒差不多
全死在里面，生还者总共才七人。红色高棉搞政治清洗与×革如出一辙。除了整
肃黨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殺，欲加之
罪，何患无辞！悲惨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如今连平反都失去意义了，大多数遇难
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每一位囚犯死去前必须拍两张半身照片，供红色高棉存档。馆里陈列着无数
的人头照，有的显然是死后补拍的。照片上的妇女，包括小女孩一律齐耳短发，
个个脸上显出疲惫、哀戚、痛苦、恐惧、和绝望的表情。可以肯定，每一张照片
的背后都有一段美丽的人生和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与这些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面
对，站在他们饱经折磨告别人世的土地上，我的毛发根根竖起，我的心因痛苦而
哭泣。在后来的几天里，闭上眼睛我就看到森森白骨，沉重的心情久久挥之不去。

　　对于这场革命，法国学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Ｂｉｚｏｔ曾亲身经历。当时
他生活在柬埔寨，专门从事佛教研究和吴哥窟修复工作。１９７１年，他被红色
高棉以美国间谍罪名逮捕，在俘虏集中营里渡过了一段九死一生的岁月。３０年
后，他打开封存的记忆，写了一本书《大门》（Ｔｈｅ　Ｇａｔｅ）。书中除了
详细叙述他在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还对关押他的红色高棉头目康克由（Ｋａｎ
ｇ　Ｋｅｃｋ　Ｉｅｕ，又名杜克Ｄｏｕｃｈ）做了生动的勾画和研究。此书的
可读性极强。这个杜克原是教师出身，加入柬共的特工部门后，亲手組建了柬埔
寨的盖世太保。正是他把这座高中改造成代号为Ｓ—２１的监狱，并亲自任指挥
官。难以相象，这个曾经为人师表的书生竟是红色恐怖的始作俑者之一！

　　当然，波尔布特才是大屠殺的元凶。早在柬共上台前，波尔布特就师从中×。
１９６５年波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
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階級斗争观念，他恨不得立马回国付诸行动。
与毛澤東的见面则在×革初期，毛对于他所发动的文化大×命坚信不疑，正是豪
情万丈的时候。毛的一番“谆谆教诲”，使波尔布特热血沸腾，像是被注了一针
强心剂，巴望着早日在柬埔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他把毛的极左思想发扬
光大到了极致。毛只是让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波则强行把所有城里人赶到农村搞
合作化、接受再教育，极力镇压不愿服从的老百姓；毛利用群众斗群众，波索性
把军队开来杀人。“大跃进”、“千里马”、“青年突击队”等名词也被波尔布
特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柬埔寨。假如红色高棉不倒，波尔布特肯定是“天才地、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澤東思想，列名于马恩列斯毛之后的不二人选。

　　就是这么个倒行逆施的政权，还照样得到当时中國政府的扶持。虽然，在后
期中×意识到波尔布特搞的是与×革一样的“极左”，但是，同红色高棉反目等
于否定了毛澤東，何况中×与波尔布特私下的秘密武器交易，抖出去会影响中国
的形象。所以中×明知这是一块烫手山芋，还不得不继续捧着它。鄧小平东山再
起后，审时度势，顺应民心，首倡“发展是硬道理”。先专后红的同时，邓不忘
为柬埔寨的难弟拔刀相助，于１９７９年打了一场再荒唐不过的“对越自卫反击
战”，一来以解赤柬之围，二来教训越南。那一年，我的许多同龄人不明真相，
戎装上阵，捐躯流血在猫耳洞前。徐良的一首“血染的风采”，赚了多少不知情
人的眼泪！鄧小平一生功高于天，向来大彻大悟，发动了这场中越战争真是聪明
一世，糊涂一时。邓为什么在百废待兴、财力不支的国情下武力进攻越南？有人
分析邓想借军事行动扩建嫡系部队，并以此举在国际上“扬威”。究竟为什么，
恐怕只有老人家自己有数。

　　　　　　　　　　　　　　　　　四

　　被称为“杀人魔王”、“暴君”的波尔布特至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谜。
红色高棉垮台后，他逃到泰国隐居起来，直到１９９８年离开人世，１７年没露
面。美国学者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先后采访了许多波尔布特身边的人，
试图解剖波尔布特的内心世界，最终写成政治传记《第一兄弟》（Ｂｒｏｔｈｅ
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ｅ）。中学教师出身的波尔布特，从童年，到青年时代
留学法国接触馬克思主义，直到后来成为共產主义的超级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
然是温文儒雅、有修养、待人热情，没有半点残暴性格的迹象和背景，这一点倒
是和他的伟大导师毛澤東极为相象。就连波尔布特的那些黨内变节者，至今仍把
他比作“圣人”。作者写完书也没吃透波尔布特这个人，“莫非他的友善是伪装
的？难道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政治动物，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或两者兼备？”据
说波尔布特在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行径毫无悔意。他言之凿凿地称他追求的是
共產主义理念，而不是残杀人民，因此“我问心无愧”。看来，波尔布特在死不
甘心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八十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共產主义风雨飘摇、
沉疴不治。进入九十年代，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要求惩治波尔布特的呼声愈来愈
高，就在行将被缉拿归案之时，波尔布特心脏病突发死去。波留下的阴影一时在
人们心中难以抹去，因为死得蹊跷，老百姓不见尸首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死
于心脏病也太便宜了他。作为残暴践踏人權的首恶，波尔布特应被拉到海牙国际
战犯法庭受审。树倒猢狲散，波尔布特死后半年时间，他的左右手乔森潘（Ｋｈ
ｉｅｕ　Ｓａｍｐｈａｎ）及农谢（Ｎｕｏｎ　Ｃｈｅａ）便向当局正式投诚，
算是给红色高棉划上了一个句号。而隐姓埋名多年的警察头子杜克也洗心革面，
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主动向柬埔寨政府自首，接受审判。

　　红色高棉的残暴注定了这个政权是兔子尾巴，但是，柬共能如此迅速地土崩
瓦解，却得益于越南的入侵。对于促成１９７９年越南的入侵，现柬埔寨王国政
府总理洪森（Ｈｕｎ　Ｓｅｎ，现译云升，又译韩森）起了关键作用。我在金边
期间，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洪森的高级特别顾问、加华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华侨
方侨生先生。方先生送我一本有洪森本人亲笔签名的中文传记《柬埔寨三朝总理
》，由中国学者邢和平撰写，方侨生作的序。这本书为研究柬埔寨政治的人提供
了珍贵的史料。其中有大量笔墨描述了洪森对推翻柬共起到的作用。

　　文学才子洪森少年时代出于对西哈努克的热爱和对“美帝”的义愤，投笔从
戎，参加了红色高棉，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后来发现波尔布特倒行逆施，
残酷镇压人民，他的信心开始动摇。洪森因拒绝屠殺穆斯林，反被红色高棉追杀，
遂起倒戈波尔布特的念头。１９７７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两年联合越军
杀回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对于这一段历史，洪森始终有一种“耻辱的隐痛”。
由于历史的原因，柬越两国有世仇，洪森的政敌以民族尊严为由，揭洪森这块伤
疤，奚落他效忠河内、引狼入室。还有人攻击洪森以红色高棉的悍将起家，也应
为大屠殺承担部分责任。而洪森强调自己对国家的赤诚可昭日月，去越南是无奈
的选择。他认为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
棉的血腥屠殺，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之下，洪森冒死潜入越南，演出了一场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

　　所以日后人们一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
正为“解放”。无论“侵略”或是“解放”，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越南没有出
兵，红色高棉不会在四年不到的时间里垮台，柬埔寨人民的灾难只会更深重，美
国今天要对付的，恐怕就不只一个北朝鲜了。

发布日期：二○○五年五月十日

关于北朝鲜，有篇好帖子：
http://www.fy0415.com/bbs/viewthread.php?tid=40661

转几篇好文，有兴趣有时间的就看看吧

vookeno — Mon, 18 Jun 2007 01:40:00 GMT

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节录）作者：李慎之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

　　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是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的时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然而它毕竟太真实。收在这里面的上百篇文章，还有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学习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与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曾经据以领导过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我们当时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虽然我是新手，轮不上我写这书里面收的文章，我现在也没有能力辨认这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但是我还分明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了：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就是当时的一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

　　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

　　但是谁又骗了我呢？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的时候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

　　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经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先声》第3页）；“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先声》第6页）。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

　　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1937—1945）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又说：“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264页）

　　凭这些，怎么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相应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以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而且自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就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约略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55页）。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因此合作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时，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是就是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会议在庆祝成功半年之后终归破裂。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的戊戌（1898）维新。第二次是辛亥（1911）革命，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却并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 “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是1927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是1937年的抗战开始以后，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而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 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的时候，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以后，百年国耻已经洗尽，租界已经收回，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领事裁判权已经撤销，中国已经以五大强国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手中握有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人们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完全消灭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

　　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十一年以后，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了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并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说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所有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就根本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盈中国，实际上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就是把“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是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1920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前一年，就在《新青年》（8卷4号）上发表文章《民主党与共产党》，反对起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无产阶级民主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陈独秀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从此以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是他十年前的思想已不是他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 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此外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

　　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前的思想已经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地扎下根了。当时的陈独秀已是“刑余之身”，贫病衰老，僻处江津小城内。他的话已经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可能知道，以他当时“托派”的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看一看《先声》就可以发现，许多模模糊糊鼓吹民主的文章中还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典型的是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其中说“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 （《先声》第157页）〖HT〗最严密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经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而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

　　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是我们当时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报上登的他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也把他写进自己的社论（《先声》第67到69页）。

　　总之，读者要是仔细研究本书，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不妨打开本书第十五页到第二十三页，看看当时名望很高的张申府写的《民主原则》，就可以发现，这位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罗素的朋友、著名的民主人士对于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与前面所引陈独秀言论的干脆明了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他还肯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作为左派学生的我们，水平可能更低，信心反而更足。尤其是苏联在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

　　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由革命初期规定的，工人阶级五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二十五万人选一名代表开始，此时已发展出一套称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我虽然年纪还小，倒也似乎曾经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加“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复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瑞升、张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在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就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许不足百万分之一。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帝，也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一辈子只能痴心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共转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的话。在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

　　根据马列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这样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上面陈独秀所悟到的民主的定义，也就是现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认识。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了。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

理”而牺牲的。

　　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一辈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1957年，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了一个“反面教员”的概念。不过这个概念事实上并没有使他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为人为地制造反面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不过在抗战开始以后的整个四十年代，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面教员”却实实在在地帮了他的大忙。无数的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因为反蒋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了共产党这边来。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2001年4月

development,I like this word

vookeno — Sun, 17 Jun 2007 12:13:00 GMT

Wallace asked Jiang why it had blocked certain Internet sites, including the BBC'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s.

"We hope people will learn a lot of useful things from the Internet," Jiang said. "However, sometimes there is also unhealthy material - especially pornography on the Internet - which does great harm to our youngsters."

Wallace pointed out that the BBC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sites did not have pornography. "They might be banned because of some of their political new reports," Jiang said. "We need to be selective. We hope to restrict as much as possible information not conducive to China's development."

说说我最喜欢的导演

vookeno — Tue, 12 Jun 2007 11:27:00 GMT

当然是CLINT EASTWOOD!以前喜欢过LUC BESSON,那是刚开始看电影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找电影看是LEON,那个世纪前线免费看,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网居然还在,还是一样的烂.扯远了.

CLINT的人物小传就不多说了,IMDB有,WIKI有,CLINTEASTWOOD.NET也有,我也没看过多少.读完高中后他不知道去干嘛,刚好越战,被召了进去,哪想到飞机飞出去一会就爆了,他自己游回了旧金山,人家看他这么游得,就叫他去做游泳教练,不用打仗了.后来就去了L.A.的城市学院学演戏,被人看到长得高大又帅,拍了些广告,发现影视圈很好赚钱,开始做演员.不知道怎么就被SERGIO LEONE叫去拍镖客三部曲,红透了半边天,说起SERGIO LEONE,传奇导演啊,西部片的宗师,后来的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其实是部粉好的片,被电影公司剪接得惨不忍睹,郁郁而终,说起镖客,经典啊,特别是第3部,最后时刻看得我热血沸腾,说起配乐,这片也捧红了Ennio Morricone,今年还拿了OSCAR的终生成就奖,CLINT颁给他.CLINT这片成名后,跑去OSCAR把FRANCIS FORD COPPOLA的第一座小金人颁给了他,要是今年CLINT拿,就是COPPOLA时隔37年把小金人颁到CLINT手上了......拍完这个,CLINT就走去拍DIRTY HARRY了,要说镖客是大成功,DIRTY HARRY就是完美的成功了,CLINT终于成了美国的象征.

CLINT很早开始导演片子,Honkytonk Man蛮有代表性,我没看过,接着有苍白骑士,拿了CANNES的最佳导演的提名,接着有Heartbreak Ridge,还行,然后就是BIRD,讲CHARLIE BIRD PARKER的,BEBOP的祖先啊,主演就是今年的OSCAR影帝,CLINT自己也拿了金球奖的最佳导演的提名,接下来的White Hunter Black Heart也拿了CANNES的最佳导演的提名,我也没看过.然后就是伟大的UNFORGIVEN了.

一起看看下面这段独白:

Will Munny: I ain't like that no more. I ain't the same, Ned. Claudia, she straightened me up, cleared me of drinkin' whiskey and all. Just 'cause we're goin' on this killing, that don't mean I'm gonna go back to bein' the way I was. I just need the money, get a new start for them youngsters. Ned, you remember that drover I shot through the mouth and his teeth came out the back of his head? I think about him now and again. He didn't do anything to deserve to get shot, at least nothin' I could remember when I sobered up.

他说他改了,其实并没有,当MORGAN FREEMAN被人杀了之后,他又变回了那个冷血杀手.这就是暴力,一旦GET INTO IT,就CAN NEVER TURN BACK,像SPIKE一样,最后还是要回去.GENE HACKMAN也凭着这片拿了最佳男配角.有人说这是最后一部西部片,我认为OPEN RANGE才是.

下一部导的是A PERFECT WORLD,和KEVIN COSTNER合作,讲坏人其实不坏的故事.然后导廊桥遗梦,和MERYL STREEP合作(这个女魔头啥强人都合作过......),讲"最后的牛仔"的故事,我最喜欢的爱情片之一啊,热泪盈眶.然后开始了一系列探讨"罪""性"和"暴力"的影片,包括绝对权力,午夜善恶园,真实犯罪,BLOOD WORK,最后是其导演生涯的颠峰之作,我看过的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的MYSTIC RIVER,终于拿了CANNES的最佳导演.这些影片之间他还拍了SPACE COWBOY,很好看的商业片.

MYSTIC RIVER要不是遇上了指环王的最后一部,肯定能拿BEST DIRECTOR,不过"历史上第二部包揽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的影片"也挺威的.一起来看看下面这句话Jimmy: We bury our sins here, Dave. We wash them clean.全片的主题就在这句话上面了.

本以为CLINT会大受打击,谁知道他第二年卷土重来,拍了我最喜欢的电影MILLION DOLLAR BABY,本人对此片的评价是:人类的骄傲.然后就是硫磺岛二部曲了.

CLINT一直很喜欢爵士乐,电影里经常用,有一次那些爵士大师一起开了个演唱会向他致敬,MARTIN SCORCESE搞的那套THE BLUES他也导了一部.他亲自操刀配乐的电影有很多,经常写些主题曲,然后叫Lennie Niehaus去指挥.

这个地方算不算博客的?

vookeno — Mon, 11 Jun 2007 14:54:00 GMT

姑且用住先,大家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