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精灵

《孤儿怨》：后911恐怖余孽

娃娃鱼 — Mon, 14 Dec 2009 18:35:00 GMT

“911”不是已经过去8年了吗，怎么美国人还心有余悸呢？老是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会出产恐怖分子。只不过，这次不是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而是一个长得乖巧可爱的狂躁症美女患者。

表面上看起来，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精神病患，利用美国人的“爱心”制造了可怕的事端，但仔细想想，如果这个家庭果真完美无缺，又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被人击垮？此片从一个侧面充分暴露了美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担忧：一方面，自己内部矛盾重重，问题多多；另一方面，来自外部邪恶国家的人又居心叵测，明明受了自己的恩惠，还整天图谋不轨，911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后911情结，美国人至今未能释怀。

影片中，凯特和约翰的家是典型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有着令人艳羡的一切：体面的工作（一个是钢琴老师，一个是设计师），两个聪明漂亮的孩子，以及别墅、汽车等等。但翻开华丽的表面，下面却是暗流涌动：丈夫曾经出轨，与邻居偷情；妻子在第三个孩子早就胎死腹中后，仍然隐瞒真相，假装临产；而且她酗酒，与婆婆关系紧张，以致于最后没有人愿意相信和帮助她；漂亮的女儿是聋哑人，儿子则喜欢躲在树林的木屋里看成人色情杂志……

“孤儿”艾斯特的出现其实只是给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家庭以致命的一击，加速了矛盾的爆发。也许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用了很多恐怖和不堪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残酷冷血、不择手段、没有爱心、阴险狠毒，这些特性都非常符合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想像。把她说成是一个善于伪装的精神病患者，导演实在是很客气，同时也成功避免了“污蔑”爱沙尼亚人民的嫌疑（如果今天这个女孩来自中国会怎样？估计导演会被中国人的口水淹死）。

据说影片在美国上映时遇到投诉，因为其中的一句台词：“想要像爱自己的亲生孩子那样去爱一个收养来的孩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让有爱心的美国人民非常不满。要知道，“博爱”，是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中重要的一环，正因为此，他们才会爱心爆棚地年年去第三世界国家收养孤儿（以联合国慈善大使安吉丽娜·茱丽为重要代表）。如果你质疑这种精神，那就是动摇了美国长久以来信仰的基础。

此片的惊悚部分处理得很好，导演在气氛的渲染上技巧高明（虽然情节不乏漏洞）。只不过，对于所有热衷收养孩子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来讲，影片背后所蕴含的、对精神危机的描绘会更令他们记忆犹新。如果一旦发现自己的爱心被彻底地利用，且最终成为伤害自己的武器，你叫那些信奉“博爱”的美国人情何以堪？

所以，艾斯特制造的真正恐慌并非是单纯的家庭危机，而是深刻的信仰危机。杀人、夺爱，只是表面的血腥，摧毁的也只是简单的肉体，如果哪天美国人担心起来，觉得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都不可靠，认定自己的好心都被当成了驴肝肺，觉得那些来自穷国的人全是恐怖分子，这才糟糕呢！

补充一点：影片貌似有个明显的BUG，女主人凯特在往萨朗院打电话查证艾斯特身份的时候，接电话的前台不会说英语，请了别人来接。可后来，当艾斯特当年的主治医师致电凯特告诉真相时，却讲了一口流利英语，根本无需翻译。难道英语在爱沙尼亚已经如此普及了吗？

尘埃里没有鲜花――简评《三枪拍案惊奇》

娃娃鱼 — Fri, 11 Dec 2009 07:24:00 GMT

这是一部喜剧，但却是中国电影的杯具。

抛开拍摄技巧、剧情流畅以及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价值观”应该是电影的另外一个灵魂。听说此片在国外发行的不错，很多人会冲着老谋子的金字招牌买版权，但如果他们看到中国式的普世哲学就是土匪气十足的邪恶生活，会作何感想呢？我也没指望张导会拍出什么“高尚”的作品（从他近几年的影片来看，人们已经失去了这方面的期望），但至少，我以为他还不至于把低俗的生存方式当成英雄主义来歌颂。《2012》的煽情段落再糟糕，但至少它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是全世界人民都乐于接受的。

事实证明我想错了。不是光拍点小混混、小流氓的故事，就可以成为昆汀·塔伦塔诺的。我们已经底到尘埃里了，但什么时候才能够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黑色电影黑色诱惑－－访《黑色电影》译者徐展雄

娃娃鱼 — Thu, 10 Dec 2009 05:25:00 GMT

如果说，好莱坞的商业大片给人们制造了一个关于浮华世界的绚丽美梦，那么，观看黑色电影的过程，就是梦破碎的过程。但也正因为此，让黑色电影拥有了更持久的诱惑力。

很多年前，当詹姆斯·纳雷摩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总在阳光昏暗的星期六下午，去镇上破败的电影院看专映场。“空调中的黑暗和银光流泻的影像让我得以暂时逃离自己居住的那个潮湿的南方小镇。在刚刚步入青少年之际，我经常采用一种半胎儿的姿势，把膝盖抵在前方的坐椅上，那吸引我的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摄影、表演和声音。”（《这就是我进入的地方――黑色电影初版导论》）

多年之后，他成为了一名电影学专家，少年时对黑色电影的迷恋有增无减。记忆中虚幻的金发美女以及她沙哑的嗓音，侦探在拥挤的大街上疯狂奔跑而飘起的大衣，这些令人着迷的细节促使他写出了美国第一本综合性研究黑色电影的专著――《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这本书被认为是迄今黑色电影论著中最优秀和影响最广的一本。2009年，一个中国的80后骨灰级影迷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将它翻译成中文。

作为一本400多页电影专著的译者，徐展雄显得甚为年轻。为了尽可能地体现本书的学术价值，他甚至不厌其烦地保留了书后整整120页的注释。他承认这么做都是因为折服于黑色电影的魅力。“像我这个年纪的影迷，很多人对好莱坞都是不屑一顾的，大家热衷的都是欧洲的文艺片。但后来我发现，我们所说的文艺片、小众电影，都是以好莱坞为参照系定义出来的，如果你不了解好莱坞，也就忽视了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徐展雄看来，黑色电影，就是诞生于美国电影业中的一朵异花，是好莱坞的谜中之谜。“好莱坞有很多类型片，像歌舞片、西部片，这些类型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但黑色电影却历经百年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真是件有趣的事。”而詹姆斯·纳雷摩尔教授的书，就是向大家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黑色电影那么有吸引力？

黑色电影（Film Noir），严格说来，不是一种题材，因此很难用类型片的概念来定义它。人们只能从多个角度切入，总结出它的某些特征，并将具有此类特征的影片归类为“黑色电影”。大致来说，黑色电影会具有下列明显的特质：

l 影像风格在早期的黑白片中，黑色电影的影像往往黑白分明，多采用低角度和低调的摄影。在视觉风格上受到德国表现主义手法的影响较深。这是因为经典黑色电影时期的导演，大多是因为二战移民到美国的犹太裔德国人，如比利·怀尔德、弗里茨·朗等等。

l 人物黑色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包括侦探、警察、蛇蝎美女（femmes fatales）、漂泊男子，以及一些社会中的异类（他者），如同性恋者、有色人种、罪犯。

l 背景黑色电影诞生于一战到二战期间的美国，故事发生的地点常常都是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这些大城市，那段时期由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悲观失望的情绪到处弥漫，人们感到自己的美国梦破灭了，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摧毁，于是孕育出这些以犯罪、谋杀、欺诈、弑父为主题的影片。

l 叙事方式常常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开始回述（讲述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受挫、失败的白人男性）。

但仅有这些特征仍不足以描述出黑色电影的全貌。作为唯一一种以颜色来命名的电影类型，它虽然诞生于好莱坞的土壤，其根基却是欧洲的各种文艺思潮。就连Film Noir这个词也是来自于法语。因为1941年，当约翰·休斯顿的《马耳他之鹰》等电影到法国放映时，立刻被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引为知音，他们为此类影片送上了Film Noir这个头衔。此后，法国新浪潮的一众著名导演，如戈达尔、特吕弗都成为黑色电影的拥趸，戈达尔的《筋疲力尽》、《阿尔法城》，特吕弗的《枪击钢琴师》都有着鲜明的黑色风格。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黑色电影，徐展雄用同样以超级英雄（superman）为主角的影片《超人》和《蝙蝠侠前传·黑暗骑士》来做比较：在前一部电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稳定、浮华、阳光明媚的美国大都市纽约，超人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子（职业是新闻记者，受过良好教育、有爱心，外表阳刚），他每次行侠仗义的行为都能受到大家的齐声喝彩；而后者的故事发生地哥谭镇，是一个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城市，这里贪污腐败横行，到处滋生犯罪，蝙蝠侠是个气质忧郁、性格有些优柔寡断的人，他剿灭犯罪的行为因为受到小丑的挑战而受到广泛的质疑。影片的结尾，蝙蝠侠自己也沦为被通缉的罪犯，被迫遁入黑暗之中。这就是一部宣扬普世哲学的好莱坞主流商业影片与一部黑色电影之间的区别。“虽然《黑暗骑士》也是由好莱坞制造的商业电影，但显然它对于现有的社会价值体系进行了反省，主要描写了人性和社会的黑暗面。”事实上，早在1950年，好莱坞就拍摄了一部自我反省的著名黑色电影――《日落大道》，比利·怀尔德在影片中大揭好莱坞的创疤。正是这种截破一切的力量让观众感受到黑色电影的强大魅力。

在徐展雄看来，黑色电影是一种具有非常大张力的影片类型，它既可以是商业片，也可以是文艺片；既能够是上亿投资的大卡司，也可以是小成本和小制作。“黑色电影往往有着超现实主义的视觉风格，断裂的叙事又使影片弥漫着梦魇般的气质，主人公面对社会的无力感和绝望感，又常常让人心有戚戚焉。”而姆斯·纳雷摩尔则更直接地描述过黑色电影的迷人之处：黑色电影的场景和道具（城市小餐馆、破败的办公室、浮华的夜总会、威尼斯式的百叶窗、霓虹灯、现代艺术）；黑色电影的装束（有檐礼帽、风衣、垫肩、性感礼服）；黑色电影的配件（香烟、鸡尾酒、短管转轮手枪）；黑色电影的人物和故事（漂泊男子受到漂亮女人的吸引、私家侦探受雇于蛇蝎美女、团伙犯罪，他们往往说着特有的黑色语言，如一些切口，外加主人公沧桑的面容、沙哑的嗓音和背景里忧伤的爵士旋律）。凡此种种，这些经典元素后来都成为新时期黑色电影重要的模仿对象，作为一种怀念与致敬，它们在彩色片诞生之后也被一再复制。

提一下：

与黑色电影有关

要了解黑色电影，你一定需要知道下面这些名字：

主要导演：比利‧怀尔德、弗里茨‧朗、约翰‧休斯顿、朱尔斯‧达辛、奥托‧普雷明格、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罗伯特‧西奥德梅克、昆汀·塔沦蒂诺

代表影片：《马耳他之鹰》、《双重赔偿》、《第三个人》、《出租车司机》、《交叉火网》、《绕道》、《契约谋杀》、《唐人街》、《低俗小说》、《罪恶之城》、《穆赫兰道》

代表演员：丽塔·海华斯、芭芭拉·斯坦威克、劳伦·白考尔、彼得·洛、亨弗莱·鲍嘉、理查德·威德马克

影片《漩涡之外》的经典黑色风格让它成为黑色电影的代表作之一。它鲜明地体现了黑色电影的主要特征：超现实主义的视觉风格、断裂的叙事、梦魇般的气质，主人公面对社会的无力感和绝望感……

1、低角度摄影和低调用光

2、暴力打斗以及握着手枪的美女

3、城市小酒馆里的金钱交易，喻示着一场新的犯罪

4、黑白分明的影像，男人与女人一起逃跑

5、穿着风衣、戴着礼帽的私家侦探和手里的香烟

6、沧桑、落泊的白人男子

7、白人男子与金发美女的故事，约会地点也在城市小酒馆

《时尚先锋香奈尔》：没有灵魂的衣架

娃娃鱼 — Sun, 22 Nov 2009 15:49:00 GMT

前段时间听马家辉博士的讲座，他说，世人只记得谁发明了蒸气机，谁发明了飞机，谁又发明了电灯，但却没有人知道是谁发明了卫生棉，要知道这个发明改变了全世界一半人口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可·香奈儿就是一个改变了世界上一半人口穿着的人。她将女性从繁复的蓬蓬裙、紧身束衣、蕾丝花边和孔雀羽毛中解放出来，获得空前的自由，且仍然不失优雅、迷人和高贵。

但可惜的是，通过电影我们没能看到一个伟大的时尚先锋是怎样炼成的，只看到一个来自孤儿院的下层女孩如何通过做富翁的情妇来改变命运。诚然，与无数男人的感情经历是夏奈尔一生的重要内容，但显然她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的男欢女爱，终身未嫁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她避免沦为资产阶段贵族家庭中男性的金丝雀，从而始终得以保持独立的姿态。最终，人们记住的是可可·夏奈尔这个名字，而不是她身后的那些男人。

奥黛丽·塔图的表演相当出色，影片的场景亦华丽而赏心悦目，只是这些都无法掩盖故事本身的苍白与庸俗，仿佛她对于时尚的觉悟，就是在博取富翁眼球的过程中形成的。去掉可可·夏奈尔的名字，以及从夏奈尔博物馆里借来的那些华服，这部电影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衣架子。

梦想燃烧的岁月－－访台湾民谣诗人叶佳修

娃娃鱼 — Tue, 17 Nov 2009 05:38:00 GMT

35年前，叶佳修已经出名了，也许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外婆的澎湖湾》、《爸爸的草鞋》、《乡间小路》、《垄上行》……他被称为“民歌诗人”，台湾的约翰·丹佛，齐豫、李宗盛、张清芳、刘文正这些华语乐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他的晚辈。

35年后，我们这些在他成名后才出生的人去采访他，却意外发现坐在面前的，仍然是一个背着行囊走天涯的民歌手，牛仔裤加黄衬衫，背包里装着吉它与口琴。原来，有些事，真的可以始终如一，真的可以永不磨灭。

和叶佳修谈话，基本上就是进行一次怀旧之旅。关于台湾校园民谣（在台湾称为民歌）的奇闻轶事、点点滴滴、歌手名人都劈头盖脸地砸过来，虽然之前已经做过不少功课，但在叶佳修手舞足蹈地描述下，仍然有些招架不住。也难怪，当他以民歌手的身份出道时，整个台湾的民歌运动还没有兴起。他，是真正的前辈。

叶佳修写的第一首歌叫《流浪者的独白》，是大学里暗恋隔壁班女生的结果。原来只是写了一首新诗，印在校刊上，没想到刊物发下去，不到中午就被人丢在地上，上面踩了一只大大的脚印。这一下刺激到叶佳修了，他就考虑能不能用一种其它的方式来表达爱慕之情，于是一赌气参加了学校的吉它社，在刚刚学会5个和弦之后，就为自己的新诗谱上了曲子。没想到，所有听过的人都爱上了这首歌，他从此被冠上“民歌诗人”的头衔。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校园,到处白衣飘飘,那是个是风起云涌的年代。1977年，民歌倡导者李双泽在淡江大学的西洋民歌会上，将可乐愤怒地砸在舞台上，大声疾呼：“我们在国外喝可乐，在国内也喝可乐，在国外听西洋音乐，在国内也听西洋音乐，我们自己的歌呢？为什么不唱自己的歌！”由此，掀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的序幕。“想当年，唐诗宋词都是歌词啊，如果，后人能够通过我们的歌来了解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那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影响着那个年代所有的音乐人，在叶佳修看来，音乐创作真正的乐趣，是在自己的生命里，立下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大学毕业时，叶佳修出版了《演唱专辑》，那是台湾第一张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的音乐专辑。不久之后，因为要服役，无法再登台,唱片公司就找来一个新歌手唱他写的歌，这个人叫潘安邦。两人一见面，叶佳修就说：“如果要让我给你写歌，你就要先告诉我你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可以打动我，那也可以打动所有人。”潘安邦沉吟了一会儿，讲了一个关于自己外婆的故事：父亲17岁时被抓壮丁离开了澎湖老家，很多年之后，国民党兵败退回台湾，父亲的部队正好经过澎湖，才重新与奶奶相见。后来父亲在老家结婚、生子，可不久部队要换防，年幼的潘安邦不想离开外婆，便留了下来。外婆腿脚不好，走路时要拄拐杖，但不论走到哪里，她永远一手拄杖，一手挽着幼小的孙儿。每天黄昏的时候，外婆和他会坐在海边的矮墙上，看夕阳西下……

这个故事讲了一个下午，受到极大震动的叶佳修当晚就写下了那首后来流传很久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晚风轻拂着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没有椰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

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回想，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

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为什么是两对半的脚印？因为外婆拄着拐杖。也许你的外婆不在澎湖，甚至写这首歌的时候，叶佳修自己也没有去过澎湖，但这种祖孙之间的深厚感情，足以让所有人动容。

叶佳修与齐豫在校园中。因为叶放弃了保养去美国的机会，齐豫在追打他。

叶佳修《乡间小路》

服役的时候，叶佳修运气不好，被派到了金门，一下子与初恋的女友分离。思念浓到极点的时候，他就会爬到山顶，眺望海对面的本岛。结果，他在那里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侍官长，新婚一个星期就随部队来了台湾，与妻子分隔了20多年。“我们两个都靠在树上，他朝西望，我朝东望，他跟我讲自己新婚的老婆有多漂亮，我跟他讲自己心爱的女友有多可爱。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并不算惨，我还有机会回台湾，可他却再也回不去了。我们华人遭遇到一个那么大的时代悲剧，个人的感情摆在里面，显得非常渺小。”叶佳修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下子又涌上来，他写下了《爸爸的草鞋》：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咛载满舱。

满怀少年十七的梦想，充满希望的启航、启航。

船儿行到黄河岸，厚厚的黄土堆上船，

夜来停泊青纱帐，天明遥遥山海关。

……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远远的故乡在召唤。

满载半世纪飘泊的苍桑，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我把歌唱给老侍官长听，每次他都哭得稀里哗啦。结果，没有等到两岸开禁，他就偷偷跑回大陆去了。”但是，那个年代，因为触到了台湾人心里最深的伤痛，这首歌被列为禁歌。负责审查的少将说，曲子很好听，但词一定要改。说罢，拿起红笔，重新填词。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的草鞋》拥有两个版本，大家在台湾听到的，和在内地或海外听到的，歌词不同。很多年以后，叶佳修又一次在内地听到这首歌，还是一样感受到心里的痛。“不管隔绝了多久，两岸的华人还是可以透过我的歌完成交流，我就是一根火柴，点燃了大家心里永存的情感。”

那时候的金门，因为远离本岛，文化活动相当贫乏，年年都盼着上面的艺工队来劳军。部队的长官某天突然觉得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叶佳修的才华，于是找他来谈话，说为什么金门不能组建自己的艺工队呢？你不是很会唱歌吗，那就组织一个吧，队伍带好了，可以回台湾演出！“哗，我一听可以回台湾，什么都不管了，马上就答应下来。”但问题是部队里没有女生，哪里有全是男生的艺工队啊！结果长官又开恩，说你可以去金门5个乡镇里挑啊，我们支持你！于是一声令下，把5个乡镇里能歌善舞的女生都找来，横挑竖选，挑了13个，又从部队里选了男生，“金门文化团”就这样成立了。

叶佳修则跑到当地的史料馆里，把从郑成功开始的历史全都研读多遍，烂熟于心，编了很多节目，甚至用上了多媒体的手段：让演员在幕布后面表演，再用灯光把人影投射到幕布上，仿佛皮影戏的真人版。终于，演出的日子到了，连部队里最大的参谋总长都来看，“后来他们真的实现诺言让我回台北演出。没想到，演到最后一场，蒋经国先生来了，临走，他指示说，这么好的演出不能只局限在部队，可以面向所有的大专院校作宣教。到了后来，部队都不放我走，因为巡演没结束，害我又多当了3个月的兵。”

回到台湾的叶佳修，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音乐理想，为此他甚至放弃了保送去美国伯克莱大学读国际政治系研究生的机会，害得齐豫抓着他打：哪有这样的蠢人，这么好的机会都不要。有一天，连潘安邦都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要回到学校里去主持音乐活动？忙一个晚上，又唱又跳，才不过拿3000块钱，我做歌手，到餐厅唱两首歌就可以收入3万块。叶佳修苦笑，去餐厅唱歌的事，我也做过啊，只不过去了一个晚上就逃走了。因为台下的人都在管自己吃饭，当中还有服务生端着新煎出来的牛排到处穿梭，发生“滋滋”的声音，这样的环境，我怎么能唱得下去呢？你唱什么观众根本不关心，没有交流，没有互动，也没有一点快乐。

30年前叶佳修是这么想的，30年后他仍然在这么做。到上海的前一天，他刚刚结果在北美的巡回演出，几个月的时间里平均2天就要演一场，几乎是第一天赶路，第二天就是排练和表演，体力消耗很大，相当辛苦。但某一天，乐队来到加拿大中部一个名叫Saskatoon的平原省，那里很多人连CD都没有，至今仍然在听卡带，那些卡带都已经听了无数，都快要坏了。叶佳修只好监守自盗，把自己的唱片刻了碟送给他们。“很少有乐队去那里演出，我们去了就有很多人来听，结果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幸福。”这就是音乐的力量，难道音乐的本质不就是为了让所有人快乐吗？

当年台湾的很多校园歌手也是从大奖赛和评比当中出来的，他们开创了一代音乐的风气。今天也有很多的选秀节目，可为什么产生不了重量级的音乐人呢？

1977年，台湾有两个唱片公司分别组织了两个歌手大赛，一个是新格公司组织的“金韵奖”，还有一个是海山唱片推出的“民谣风”比赛。齐豫是第一届的参赛选手，拿下了双料冠军。后来，从1986年到1997年，我又担任了11年台湾大学城创作歌谣比赛的评委。那是一个全台湾所有大学生都能参加的比赛，一年当中他们都可以寄自己的作品来，我们会从中筛选出一百多人，包括创作者和演唱者，重点加以辅导，然后在3月29日青年节那一天举行决赛。一大批音乐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像巫启贤、黄安。

当时的比赛，和今天的超女、型秀、好男儿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鼓励创作，而现在的选秀节目则有点类似于超级卡拉OK赛，获奖者只会唱歌，却不会写歌。我们那时的口号是：“我们的心声，我们的创作，由我们自己唱出”，歌手们唱得都是原创歌曲。不管你曲子写得好不好，是用五线谱还是用简谱，甚至哪怕只是用嘴哼了几句，用录音机录下小样，也照样可以寄过来参赛。

原创力才是音乐的生命，它是不能磨灭的，简单的翻唱生命力必定不够长久。

台湾民歌的主要人物合影。大家可以认一下他们。除了叶佳修，我只认识蔡琴与齐豫。

《踏着夕阳归去》

你在台湾当评委很多年了，见过太多各种各样的选手。那你如何评价今天通过选秀节目出来的新人，怎样看待他们的水平？

现在内地的选秀节目大部分都copy自《美国偶像》，但形式上是模仿到了，却丢掉了一个重要的内核，因为《美国偶像》的真正精髓是要打破一切外形、年龄的限制，让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偶像，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和美国梦很相似。而现在的很多选秀节目，都把噱头放在“毒舌”、话题炒作上，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痕迹太重。

我个人是非常反感“毒舌”的，记得我们以前比赛，评委点评是最重要的环节，歌手唱完了，都满怀期望地等你说出点什么来，真正指出他的优缺点。我们当评委的也很紧张，因为一定要言之有物才可以令人信服。

我想，不论什么样形式的选秀节目，都是致力于为文艺提供新生力量，如果有差别的话，关键还是要看节目有没有把重点放在艺术上，有没有真正提供给年轻人一个艺术创作的平台，还是只选出了一批娱乐大众的商业明星。

你一直很强调创作，但写歌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都可以随便写出一首好歌来？

这些年我在加拿大教学，包括前两年来上海举行说唱会，再三讲的主题就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经历，用民歌写出来”，因为我就是从一个只懂5个和弦就开始写歌的人啊！

歌是语言的延伸，当你有了一个好的概念之后，如何把它变成歌曲呢？首先当然是文字，中国以前的唐诗、宋词都是可以唱的。作为歌词的文字，需要有节奏感，有律动性，还要有适当的韵脚和自然的段落，然后再加上旋律就成为歌曲了。我总是把自己的创作经历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觉得写歌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

中国内地的一个特点是有很多专业的院校，大家总认为创作是专业人士才会做的事，其实科班出身的人往往会有很多限制。别说他们，现在就连我自己都开始有了，总是一本正经地觉得音乐应该怎样怎样。但我在加拿大带小孩们搞音乐剧，那些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戏剧的孩子常常会加进很多生活化的东西，推翻我的想法。不过我觉得那样很好，他们给我带来全新的视角。

对于中国内地的歌迷来讲，台湾校园民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梦，但现在这个梦似乎已经过去了，它只在怀旧的时候才存在。此后，中国内地又经历了摇滚热、爵士热和电声热。你觉得校园民谣还有可能像以前那么受欢迎吗？那种古典浪漫主义的校园风是否已经过去了？

前年，台湾举办“民歌30”的回顾活动，搞了一个创意是用国乐来为民歌伴奏。哇，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啊！一下子让我有上通李白、杜甫的感觉。所以，我想说大家不要有一个框框，认为民歌就一定是用木吉它的，一定是学生唱的，一定是只在校园里流行等等，我就曾经尝试过把ROCK和民歌结合起来！

再讲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昨天到上海之后，去市区闲逛，结果在人民广场的地铁站口看到一个年轻人弹着吉它在卖唱，你知道他唱的什么？是罗大佑的《童年》，是刘文正的《雨中即景》！我站在那里，听他唱“哗啦啦啦，下雨了……”听了半个多小时，心里非常激动。这里面不是一个怀旧的问题，重要的是那种清新、自然的感情，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它都不会改变。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喜欢爵士了，喜欢电子了，这都没有关系，重点是现在周杰伦也在唱《青花瓷》、唱《发如雪》，从这个角度看，他也很怀旧啊！

你在歌里写了很多乡村的东西，例如田埂、草地，35年前这些东西已经在逐渐消失，你觉得35年以后，这种状态是否越来越严重了？你认为，在今天人们要如何在自然与技术之间达到一种生存的平衡，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电脑这种东西，就好像狗脖子上的圈圈，有好也有坏。以前我们写歌，都要用乐器琢磨好久，现在年轻人用电脑剪剪贴贴就可以完成。只不过我觉得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太会珍惜。

我是在乡下长大的，从小都在田野里跑来跑去，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是宅一族，每天热衷于在网上种菜、偷菜。不过我想，再怎么样他们在网上也是种菜啊，也是热爱田园的，尽管那是在虚拟世界里；再怎么样他们也要出门的吧，总不可什么都在房间里解决。这两天我住在朱家角，老实讲，我以前不知道“水道纵横”是什么样的，现在终于见到了真正的水乡泽国。而且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到这里旅游，拿着相机到处拍，虽然这种“到此一游”的照片可能很俗气，可不管怎样，至少这些乡土的风景是被他们收录在记忆里了。

总之，人类都还是向往清新的空气，向往大自然的，我想这一点不会变。

叶佳修与潘安邦在梁弘志的募捐演唱会上。梁也是台湾著名歌手，于2004年10月因胰脏癌去世。

《爸爸的草鞋》

[ZT]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北岛及阿多尼斯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上的获奖致词

娃娃鱼 — Fri, 13 Nov 2009 06:00:00 GMT

11月12日，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在北京举行颁奖仪式，诗人北岛、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中国翻译家赵振江分别获得A、B、C三个奖项，三人分获8万元奖金。北岛先生因故不能亲临现场，他委托夫人甘琦女士代为领奖和致辞。一年内二度来华的阿多尼斯也在颁奖现场发表了演说。（红色字是我自己标注的）

北岛授奖词

1972年年初，我把刚完成的《你好，百花山》一诗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此后我再也没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我想借助这一往事，请在座的各位跟我一起回溯源头，寻找汉语诗歌当年的困境。在那年头，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不得不承认，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多么低的起点，仅仅为捍卫汉语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时既不知道前有“九叶派”，也不知道后有“第三代”。或许正是由于绝望和对绝望的反抗，一系列诗歌事件发生了。

1973年，芒克写下“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天空》）。同一年多多也写下“你创造，从东方升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致太阳》）。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为太阳重新命名意味着什么。

1969年郭路生的诗开风气之先，并随“上山下乡运动”广泛流传，一场地下诗歌运动蓄积待发。如果把这一年作为分水岭的话，那么这四十年来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走了多远。我想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彻底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解构了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恢复了汉语的自由与尊严，并推动了这一古老语言的现代转型。

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从此时此地回首，进入视野的先是五四运动——新诗诞生的地平线，背后是源自《诗经》由民族苦难与审美经验共筑的三千年的连绵山脉，四周是人类众多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诗歌群峰。如果说九十年前新诗还处在地平线上的话，那么经过几代人的跋涉，我们终于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人世沧桑，众声喧哗。一个民间诗歌奖或许有多重意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时光流逝中造成停顿——瞻前顾后，左思右想。一个人二十岁的骄傲和六十岁的悲观，或许是一种平衡，在彼此观照中获得某种悲喜剧效果。

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坤诗歌奖评委会的各位评委，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缺席演讲的机会。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阿多尼斯受奖词

在当今，许多人都在谈论诗歌之死；然而，真正的死亡在于附和或相信类似言论。问题不是诗歌之死，而是在这个文化上只生产死亡的社会里，或是被死亡文化消费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作？

在此，我侧重谈谈与阿拉伯诗歌有关的问题。我把问题的形式变动一下，即：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诗？

无论诗歌在形式上、内容上如何与社会格格不入，它在本质上总是与社会的语言相关，即在政治、宗教和文化层面上与社会的历史相关。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Consommation）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Transgression）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地、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不仅要撼动社会的制度，更要撼动这一制度的根基。因为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改变任何本质，这已被20世纪后半叶的阿拉伯政治实践所证实。因此，诗人应该超越政治的质疑，去作本体的（Ontologique）质疑。这正是“撄犯文化”的份内职责。

因而，阿拉伯诗歌不能仅仅像兰波的那句名言那样“让感官错乱”（Dérèglement des sens），还应该让“大脑、思想和价值错乱”。这意味着，阿拉伯诗人的自我意识，关联着他对阿拉伯宗教、社会和文化现实及文明史的意识，尤其关联着其中与创新、因袭、自我与他者有关的一切。

要进行这样的撄犯或撼动，其首要条件便是自由——批评、发现与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无休止的运动，不仅超越外部的界限，而且不停地超越自身：重新审视自我行为，在观念和行动上永远立足高远。

因而，诗歌并不面向集体或大众，它在“他者”——即读者——的内部创造一个隐秘的“他者”，并与之对话。而那位“他者”，也在诗人的写作中寻找一个隐秘人与之对话。双方分享折磨的体验，相互交流知识的途径，以便克服、摆脱这种折磨。那么，个性，应该被理解为抗拒集体的、大众的、民族的文化——亦即消费文化——的惟一方式。在任何情况下，个性都不意味着抗拒集体、大众和民族。相反，它包含着与之对话，激发其中撄犯的能量，即自由、革新与进步的能量，而非消费的能量。从这一角度而言，阿拉伯现代诗歌把自我理解为高高在上的个人主义，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误解与歪曲。如果我们意识到阿拉伯诗人受到宗教、政治和社会的限制，我们就会明白：坚持个性，就意味着坚持自由，挣脱束缚诗人、束缚他所属社会的一切桎梏。

如果我们还能意识到：社会把思想强加给诗人，而不让诗人独立思考；我们就会明白：不以个性为出发点的诗歌，只不过是集体的声音，这集体不仅将诗人扼杀，而且扼杀一切个性，同时也扼杀了自身。

就我而言，我在苏非神秘主义者中间，在诗人和思想家中间，在被抛弃、被边缘化的落难者中间，在抗拒者和革命者中间，找到了诸多追求个性自由的同道。由于这一原因，我对他们及其作品尤为关注。从他们那里，我懂得个性意味着双重超越：一方面超越社会的藩篱，一方面超越个人的孤芳自赏——尤其当你由于种种原因，沉溺于孤芳自赏的虚幻之时。因此，个性便是同时突破个体的有限和社会的障碍。个性告诉你：你不属于某一个时刻，一切时刻都属于你。这正是变革的深层意义。建立在变革原则上的个性，怎么会是中心主义呢？

俄耳浦斯，神秘主义者，与历史和社会的革命者相结合，这便构成了诗人的身份。这意味着一种看待人、生命和宇宙的全面观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诗歌即政治；“诗歌政治”或“政治的诗歌性”之类说法也由此而生。

如果说我有属于自己的诗歌“轨道”，那么我的“轨道”并非封闭的自我圈子，而是整个阿拉伯历史，是阿拉伯文化的共同遗产。这是为了透彻认识阿拉伯文化，而后自如地从中走出，步入一个新的文化天际；在阿拉伯历史之内，利用阿拉伯历史自身的素材，重塑新的历史。我以不同于他人的眼光审视历史，以便看清被历史的多重厚幕遮蔽的现实。读者可以从我的许多诗篇中领会这一点。自诗集《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到长诗“伊斯梅尔”，到有关阿拉伯城市的那些诗篇，再到三卷本诗集《书》，以及此后的许多诗中，我都表达了这一主旨。

譬如，在《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中，作为诗人的“我”与“他者”糅合为一，但这一“他者”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你”、“他”和“我们”，这一“他者”在不断更新、变化。这种糅合在《书》中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难以准确区分作为诗人的“我”和作为“他者”的“我”，或者区分阿多尼斯和阿拔斯朝的诗人穆太奈比，区分阿多尼斯和几千位被各种实践和理论屠宰的人物。因此，主体似乎成了汇聚所有群体的一个焦点，而并非某个个人的焦点。主体是社会中的创造性力量，它用诗歌的语言表达自我。这种语言必定是个体诗人的语言，但是以群体的形式呈现；或是群体的语言，但以个体的形式呈现。譬如，在爱情的体验中，恋人是双方或多人，在忧伤和其他体验中也是如此。作为诗人的“我”，预先熔融于作为社会的“我们”之中。然而，读者应该知道如何糅合及如何离析，如何一致又如何歧异。诗歌，既是政治又是艺术，既是道德又是忤逆，既是破坏又是建设。

当今阿拉伯诗人面临的问题——或许也是全世界诗人在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为：

1．阿拉伯社会如何摆脱视诗歌为诱惑与迷误的宗教观念？

2．如何摆脱视诗歌为歌颂、商品或消费的观念？

诱惑，按照柏拉图在谈论诗歌时的说法，教人把真理视为虚妄，把虚妄当作真理。这种说法并非旨在描述诗歌，而旨在将诗歌从“真理”的领地驱除。诗歌作为一种诱惑，把幻像当作真实，诗人不仅自己陷入谬误，还让读者身陷谬误。既然人应该远离谬误，那他就该规避可能造成谬误的一切，首先是规避诗歌。因此，在城邦或社会里，不应有诗歌的一席之地，而应驱之唯恐不远。

过去，柏拉图借“理想”的权势驱逐诗歌。之后，人们借宗教的权势贬低诗歌。今天，又有一种权势——消费的权势，被人用来对付诗歌。这种权势希望诗歌变得庸俗，为所有人赏识，让大众把诗当作政治工具、消费工具或宗教工具。

在这种情形下，诗人不再致力于深化人们的体验，而只是生产商品。他不再为思想和探索开辟人性的、审美的天际，他的书写只是迎合大众消费和购物的欲望。对这种诗人而言，写作不是为了呼唤新的生活及新的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为了让生活本身也变成商品，变成交换商品的场所。

我们面临的是三种情形：以诱惑人们背离柏拉图式理想为罪名驱逐诗歌，以误导人们偏离宗教正道为罪名驱逐诗歌，以代表传统文化和权势文化的大众之名义驱逐诗歌。

我要说：在创作层面上，恰是这三种情形，确定了艺术、尤其是诗歌的独特性，使之能以独特的方式探求知识，理解世界和人性。恰恰如此，艺术的殿堂才得以屹立在大地之上。因此，艺术一开始便与一切营销、消费及政治化的行为对立，而这些行为，正是当今的主流文化制度竭力假借“理性”、“民众关切”、“普遍共性”、“大众”、“全球化”等名义，意欲推广、巩固的。

艺术，尤其是诗歌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被逐”；创新者的价值，恰恰在于对“流亡地”的坚守。因为知识正是在这样的“流亡地”萌发，知识只有以“流亡”及对“流亡”的自觉为起点，才会趋向完善，并获得人道的、普世的价值。

何况，艺术不仅属于灵魂，而且属于肉体。艺术与肉体相伴，体验着它的秉性、境遇与起伏变化：欢乐、忧伤、痛苦、欲望、狂暴、宁静、温情、爱恋、憎恨、失望、希望……因而，艺术迥异于柏拉图的哲学世界、先知的宗教世界及技术的工业世界。当我们谈起艺术，我们首先指的是各种形式、各个层面上的撄犯之力。这种撄犯发端于人内心最深刻、最广博的冲动：即创造的意志，摆脱一切压制和强权的意志，保持青春的永恒愿望。

在消费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中，我们可以说：广告便是消费品的“诗人”。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为广告作了一个或许堪称最佳的定义：“它毫无深度，快速迅捷，却很快被人遗忘；它是表面形式的胜利，其意义为零。”他还说：“广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人类活动当前的一切形式，都趋同于广告。在类似广告的形式中，一切有独特价值的内容都被摒弃了。”

如此，仿佛广告推销、经营的不仅是商品，而且还有文学和艺术。这正是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20世纪各种形式和层面的革命之所作所为。

推而广之，譬如说，过分强调散文诗的独特性，以为它超越、废止并取代了格律诗，不也是某种程度的广告吗？

相反亦然：将散文诗拒之门外，认为只有格律诗才算得上诗歌，不也是另一种广告吗？

广告追求的是成功，亦即流行。广告便是大众。于是，艺术与诗歌的成功，便取决于作品是否与盛行于大众的观念或情感相联系，取决于作品是否能够流行。于是，以爱国、宗教或性为题材的作品，就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它比批判、剖析、质疑的作品更易流行。

然而问题是：假如创作是对真理的探寻，那么真理何在？真理的价值，到底在于和大众契合、媾和？还是恰恰相反，在于歧异与疏离？

这个问题，也向我们强调：诗歌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撄犯的能量。或许，我们还能从这个问题中发现诗歌翻译更深刻的意义：致力于走出消费的全球化，而步入撄犯者的疆域。

（薛庆国译）

种族•肤色•通奸以及其它——关于一个叫娄靖的女孩

娃娃鱼 — Tue, 10 Nov 2009 16:34:00 GMT

如果不是今天朋友转给我一个帖子，我还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叫娄靖的女孩。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她是一个黑黄混血儿，而且还是一个私生女。她的经历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一下就是：她母亲在蜜月期间与一名黑人男子私通，并怀孕，在生下娄靖后，便与丈夫离婚，独自抚养女儿至今。现在女儿参加了SMG的“加油！东方天使”大赛，因为才艺出众，获得名次。但是当她的身世被揭露出来之后，她和她的母亲立刻遭受到空前的辱骂。

归纳起来，大家痛骂她们的理由大致可以总结为下列几条：

1、背着丈夫与人私通实在罪大恶极，这样的淫妇还有什么脸面见人？

2、与人私通也就算了，居然敢生下野种，罪加一等。

3、如果私通的对象是黄种人也就罢了，偏偏又是个黑人，属于“劣等民族”，不仅丢了自己的脸，更是把整个种族、民族的脸都丢尽了。

4、这样的女人还不找个地方躲起来，竟然还要跑到大庭广众之下来抛头露面，真是不知廉耻，无耻之极。

所有的文章和帖子一路浏览下来，篇篇都是义愤填膺，用词极尽恶毒，看得我心惊肉跳。算我学识浅薄，居然不知道当下的世道环境竟然是如此有道德感、有正义感，而此前我还一直以为它已经快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呢。现在看来，我真是可以大大地放心了，因为我们的人民全都品行端正，对无耻之举都能够横眉冷对，让作奸犯科的人无处可遁。

但我真是一个非常愚钝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很多地方实在想不通。百思不得其解之下，我决定向所有高明的网友讨教，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指点迷津。

困惑之一：

如果当年娄靖母亲的出轨对象不是黑人，而是身边某个普通的黄种上海小伙，那么她今天受到的谴责是不是会轻一点？

如今医院的亲子鉴定中心好像是日渐忙碌了，那里热闹的原因显然是很多人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前不久不知在哪里看到文章说，据统计，去做亲子鉴定的人中，有50%以上的人发现孩子确实不是亲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都是有点根据的。由此可见，通奸并生子的情况，在我们社会里是存在的，而且也没见到什么人对此特别惊讶。何以换成黑人，大家的反映就那么大了呢？

困惑之二：

如果今天调换一下，一名黄种已婚男子与一名黑人妇女私通，生下孩子并抚养至今，那么这个男子是否会受到同样的辱骂？

根据我的观察，大概可能也许是不太会的。就算有，估计也不会那么严厉。或者大家反而会痛骂那个弃子而去的黑人母亲，有那么痴情的中国男人愿意为她离婚，且独身抚养孩子，实在是她莫大的荣幸啊！抛弃了上海那么好的生活，居然愿意回到非洲那种穷乡僻壤去，真是脑子坏脱了。再或者，如果这名已婚黄种男子私通的对象不是黑人妇女，而是白人妇女的话，估计又会换另外一种情况了：居然能够泡上洋妞（此处特指白人妇女，虽然黑人也可能来自美国或欧洲，娄靖的生父就是美国人），真是替中国男人长脸啦！

困惑之三：

退一万步讲，抛掉所有种族和肤色的问题。一个普通的中国已婚男人与他人私通（包一个或N个二奶），生下孩子，不离婚，今天他的孩子出息了，是否会有人指着他的鼻子痛骂？

答案当然、而且绝对是否定的。能够包养二奶或小蜜，代表这个男人有能耐，能够红旗与彩旗兼顾，是非常光荣而且体面的事。前几天的新闻，说是在珠三角地区，有几万名香港富翁与内地女子（二奶）生下的私生子，都是黑户，都已经快成社会问题了。而如果哪个男人居然肯为了婚外情而离婚，并且独自抚养孩子长大，那真是天大的笨蛋+傻瓜+白痴！这种男人才是脑子坏脱了。

困惑之四：

如果今天，一名中国已婚男子在婚姻存续期间爱上了别人，且双方有了肌肤之亲，生下孩子后，女方因种种原因离去，男子毅然与妻子离婚，独自抚养女儿20年直到她成人。那么当这位男子站在女儿的领奖台上讲述自己多年来的坚守和艰难时，是会被视为痴情的典范呢，还是会同样被大骂为无耻而成为不要脸的典范？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要请别人给答案。

正是基于上述的判断（尤其是第三条），我一向认为我们的社会对所谓的婚外情、偷情、私通、出轨、包养之类的事件，是宽洪大量、深表理解的，而且不以此为耻，反而引以为荣的。并且对于能与他人（尤其是白种人）私通感到尤其光荣。所以，当我看到大家对于娄靖以及她母亲的指责时，感到十分惊讶。在深深感到困惑的同时，亦引发了我极度的担忧：

如果私生子是可耻的，是野种，那么成千上万二奶生下的孩子，以及那些亲子鉴定后不是婚生子的孩子，将来可怎么办？

如果与人私通是不要脸的、下流的、没有道德的、淫荡的，是只顾自己追求性快乐而不知羞耻的，是需要拖出去被乱石砸死、浸猪笼丢河里被淹死的，那么全中国包养二奶的男人可怎么办？会不会中国三分之一或以上的男人就此被消灭了？

如果SMG让娄靖和她母亲出镜是丧失了道德标准，是在炒作，是污染视听，那么中国影视作品中，所有出现婚外情、一夜情的地方，都统统要清除，以正视听。这样一来，中国市民的文化欣赏活动会不会大为减少？娱乐生活从此变成十分乏味？

噢，也许真是我多虑。我其实应该大大支持和鼓励大众对于娄靖母亲的痛骂行为的，因为如果经过这件事情的教育，从此让社会上的女人都能够洁身自好，举止端庄，那么男人就是想出轨也没机会了。用《红楼梦》里王夫人的话来说：“好好的爷们儿，都是被你们带坏的！”但这样一来，问题又出现了：天下全是良家妇女了，想出去当嫖客的爷们儿可怎么办啊？会不会郁闷至死？

鬼妈妈：一次潜意识的旅行

娃娃鱼 — Wed, 04 Nov 2009 17:58:00 GMT

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个想像力匮乏的人，不但从不相信怪力乱神、妖魔鬼怪，而且亦不相信有所谓超自然的神秘或灵异现象。这种想法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无法亲近很多以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前段时间看李碧华的怪谈集《冷月夜》，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传奇诡异的小说，我是打死也写不出来。穷其根源，大概是从小读太多《水浒》、《三国》，却不读《聊斋》的缘故，就连现在看推理小说，也是只看本格派，不看变格派，认为天下所有的犯罪都有其社会及心理根源，绝不会是凭空冒出一个鬼怪来把人杀死。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以致于我在看很多奇幻电影时，总忍不住要试图分析其背后潜在的真实含义。那情景，就像某人说他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大伙听过都啧啧称奇，偏我就要跳出来说：不是啦，其实梦里的谁谁谁就是你生活里的某某某，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哪里是想像力丰富，只不过是潜意识在作怪。

说实话，我也知道这样讲会非常令人扫兴，大煞风景，而且我的分析也可能就是无稽之谈，但话说回来，即便是精神分析大师，也不见得都言之确凿，何况我辈区区的电影解读呢。

回到正题上来。

《鬼妈妈》这部电影无疑是我看过的最优秀的卡通片之一，老实讲，真想不到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卡通电影居然能够拍得那么阴郁、阴森、阴沉、阴暗，怪诞到几乎少儿不宜。不过，与其说这是一部讲鬼怪的奇幻电影，我倒更倾向于认为影片是在描绘卡罗琳的梦境：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孤独但又有富于幻想的少女，通过做梦和自说自话来把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她在脑海里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相仿的世界，重新赋予身边的人物以自己喜欢的性格。在那里，她不仅可以获得梦想中的一切，并且最后还可以英勇地拯救父母于巫婆的魔爪，大大逞强一番。

其实根据这样的情节，我可以虚构出另外一个故事出来：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长期缠绵病榻，缺乏朋友、阳光和运动，终日只能与玩具和书本为伍，于是变得敏感且特别爱幻想。他经常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和虫子或是自己的影子说话，然后悄悄告诉别人，那个老是来给自己打针的凶护士是妖怪变的，而爸爸妈妈都被她控制了，因此也整天逼着他吃药、打针、照X光。隔壁病房有个脾气古怪的小女孩，性格暴烈但心肠不坏，他想和她一起去拯救所有被医院抓进来的小孩子。

卡罗琳的境遇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她的新家坐落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山谷；没有朋友，只能与一只长得不可爱且令人讨厌的小猫和一个同样令人讨厌的、且整日喋喋不休的小男孩为伴；父母忙于工作，与她缺乏交流；周围的邻居又是一些行为古怪、职业奇特的人物。身处这样的环境，卡罗琳只能将对外部世界的探知欲强行压下，被迫转向地内心世界的探求。要知道，孩子总是好奇心强烈的生物，影片开始时，卡罗琳曾外出寻找一口传说中的古井，并主动拜访几位邻居，表现出对新环境的强烈好奇，但随着这些探索以无趣而告终，她终于放弃了尝试行为。

一天，那个叫瓦比的小男孩（尽管令人厌烦，但他毕竟是她唯一的同龄朋友）送给她一个用钮扣作眼睛，长得酷似自己布娃娃，卡罗琳心中幻想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了。她把娃娃放在床头，进入梦乡，也进入到一个自己创造的梦想之境。

梦境中，卡罗琳穿越第14道门来到的那个平行世界，其实完全是她现实生活的投射。那里的一切种种，都能够在她实际的生活中获得对应，只不过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按照她喜欢的样式进行了改造：

1、妈妈变得亲切可爱、善解人意，不仅能做一手好菜，且主动买来卡罗琳最喜欢的衣服、手套。

2、爸爸不再讨厌泥巴，而是亲自精耕细作，为自己打造出一个令人羡慕的漂亮花园。

3、瓦比不再啰哩叭嗦，他彻底闭上嘴成了哑巴。倒是那只黑猫开口说话，讲出了很多重要的秘密。

4、B先生不再神秘兮兮地拒绝卡罗琳进入自己房间，他甚至主动带领自己的老鼠为卡罗琳献上精彩的演出。

5、那对肥胖的过气女明星姐妹也获得新生，她们金蝉脱壳回复当年的亮丽模样。

这才是卡罗琳理想的生活。人们常说梦总是反的，其实只是在潜意识中希望能够将日常无法实现的愿望达成。那些一直不能实现的念头，因为时时萦绕心中，久久不去，于是便会朝思暮想，夜不能寐，最终它们就会穿越时空进入梦境。

卡罗琳梦中的很多元素都源于她的生活细节，虽然可能只是不经意的一瞥，但痕迹也会留存于内心的某个角落。

为什么梦境中的人都是钮扣眼睛呢？这当然和那个布娃娃有关。这个娃娃奇特的造型在卡罗琳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妈妈最终变成了女巫？因为她从瓦比那里听说他外婆有个失踪很久的姐姐，而生活中，妈妈又是卡罗琳最大的对头，她不仅忽视她的感受，而且压制她的创造力和爱美之心。于是，两者自然而然就结合在一起。在潜意识里，卡罗琳将妈妈变成了女巫。

为什么另一个世界是要通过第14道门而达到的？显然是因为她对门后面的一切抱有极大好奇，那堵墙后面是什么样的，是她一直想知道的事情。但既然无法穿过去那只好在梦里幻想一下了。

为什么会有那些被女巫绑架的儿童？是瓦比有一次提到奶奶认为姐姐有可能被人偷走了，偷到哪里去了，卡罗琳理所当然认为是女巫干的好事。

为什么女巫喜欢玩游戏？因为她孤独而且缺乏玩伴。在年幼的孩子看来，这个世界上所有人肯定都喜欢做游戏，所以把人抓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和自己玩。

为什么爸爸妈妈会被囚禁在水晶球里？因为那个水晶球是爸爸妈妈带卡罗琳去动物园玩时带回的纪念品，代表着愉快生活的记忆。找回水晶球就意味着找回了过去齐乐融融的日子。

我不能不承认，《鬼妈妈》的故事绝对比我编出来的那个关于医院男孩的故事要高明得多。导演亨利·塞利克对环境、气氛的掌控极具功力，与他的《圣诞夜惊魂》一脉相承，哥特式的影像风格让电影拥有强烈的黑暗感，显得极为迷人。

关于此片，我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影片中蕴含的对溺爱的反省。

“鬼妈妈”，虽然长着一双有些吓人的眼睛，但她无疑应该是孩子们最喜欢的那种父母：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宠爱与溺爱的区别，就在于溺爱是无条件、无原则的满足。这种爱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漩涡，能将深陷其中的人无情吞噬。溺爱的毁灭性后果，看看《侠客行》里的闵柔和石中玉母子就知道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抵御这种包着诱人外衣的糖衣炮弹，尤其是未成年的小孩，卡罗琳一开始就完全被吸引了，甚至不愿再回去面对真正的父母。好在最终她醒悟了，因为她不愿给自己缝上一对钮扣眼睛（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显然这个拒绝代表了卡罗琳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但是其它的孩子就没有抵抗住巧克力和漂亮衣服的诱惑，抛弃了立场，最后成为永远无法离开的幽灵。

从这个角度看，影片颇有教育意义，编导也用心良苦。虽然至今我仍然认为能够自觉从溺爱中摆脱出来的人，实在微乎其微，但电影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警醒大家，实在远比枯燥的说教要好得多。

告别卡片大富翁--网游偶记

娃娃鱼 — Mon, 02 Nov 2009 16:37:00 GMT

一转眼，告别卡片大富翁已经快2个月了，真是光阴如梭。

记得是差不多5个多月前，无意中收到时光网的一封邮件，说是有几张《变形金刚2》的卡，只要激活一下就可以使用。我对于免费赠送的东西向来有好奇心，于是就点过去看，原来是一种叫做卡片大富翁的游戏。虽然早就听说过它的大名，但却一直没有玩过。查看规则，原来卡是5张一套的，集满5张便可合成一套，5套简装可以升级为一套精装，5套精装又可以升级成一套终极。

作为新手，偶当时还是菜鸟一个，不懂得原来卡是可以偷的，结果因为没有采取任何防盗措施，白送的4张《变形金刚》一下子被偷掉3张。当然也很不甘心，俺又不是笨蛋，这么简单的游戏也不会玩不过人家。不过，既然新来，起点就低一些，也不要什么限量卡，从最低、最普通的卡开始合起，居然2天功夫就合了50套。

马上便觉得无聊，就给自己立规矩：合满100套就收手。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无法罢手，每天上班一打开电脑，就会忍不住过去看看，向别人发起交易。一来二去，半天时间就消磨掉了。后来又跟自己说，合满150套，一定戒掉。而且也曾经几次把卡片全部清空，一骨脑儿扔到拍卖行里。可结果是，当我8月底最后一次登录时，已经合成了1276套卡，拥有了1110张道具卡（还不包括已经用掉的无数），经验值超过8万分。至于金币嘛，估计经常被人耍流氓，正在不断减少中。

在玩卡片大富翁的二三个月时间里，这个游戏的规则也在不断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多了一个拍卖行（这样卡片不必交易，可以直接买卖），然后冒出了无数奇特的流氓。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出动，耍流氓的时候，可以看到道具卡信息里整齐划一地显示：信、春、哥、得、永、生。有时候，他们又会以“水浒108将”的面目出现：燕青、卢俊义、李逵、吴用、公孙胜、朱武……，好像温习功课一样，让我把初中时候读过的古典名著重新回顾一遍。如今，有段时间没玩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这些人是不是还活在游戏里。

因为每个人一次最多只能存10张卡，刚开始的时候，深为这个规则而苦恼。好不容易换来的卡，也经常被人打劫，又要花费精力防盗。后来有好心人提醒我：你知不知道世上有种东西叫做小号？这个善意的提醒让我茅塞顿开。于是马上去注册了一个小号，把平时不太用的卡都丢过去，这样凭空就多了15个卡位。当然时光网也是与时俱进的，马上就修改了规则，允许大家花钱或者通过合卡来获取保险箱。可问题是，一个保险箱只能存3张卡，哪有小号好使呢？所以，虽然经常要退出、重新登录；再退出，再重新登录，我还是不厌其烦地使用小号。后来一个也不够用了，便又注册了一个。小号只加我一人为好友，不太用担心有人发现，就连防盗措施也可免去，甚为安全实用。

戒网游，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常常看到有人在签名栏里发誓要与“大富翁”一刀两断，但第二天又会看到他重新出现在拍卖行里，热火朝天地买进卖出。唉，连我辈忙于工作的成年人都如此缺乏自控力，也难怪那些十几岁的少年人要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了。

还好，还好，夏天过去以后，又开始忙碌，实在无暇再光顾了。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就这样慢慢远离，忽忽然，就两个月过去了。期间也看到时光有公告，说是卡又出了新的系列云云，总算意志坚定，忍住没有再去点击。今天不知怎么的，忽又记起，拉拉杂杂写了一大篇东西，算是对3个月游戏生涯的一个纪念。

兰生空谷，无人自芳－－访《麦田》音乐制作人刘星

娃娃鱼 — Tue, 20 Oct 2009 04:54:00 GMT

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为《麦田》而做的，我在采访刘星的时候，甚至并不知道他就是《麦田》的作曲。当时是因为他出版了一张改编自古琴的中阮专辑《广陵散》，这个两年没有出新作的中阮演奏大师才重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麦田》这片子我还没看过，但似乎为了刘星的音乐，也有必要去看一下。

兰生空谷，无人自芳

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刘星抱着中阮端坐在小小的舞台上，收敛神情，全无平时不屑的模样。吸一口气，如身处无人之境，手指轻挑，拨片划过琴弦，声如裂帛。全场肃静，屏息静听这位中国最优秀的中阮演奏家带来的天籁之音。

这是《广陵散》的新片发布演奏会，如非亲眼所见，你很难相信中阮竟有如此令人着魔的魅力。

认识阮的人，实在不多。这种流行于盛唐之前的民族乐器，如今远没有琵琶、二胡、古筝来得有名。刘星背着它出门，路人往往投以好奇的目光，略懂一些的，也会上前打探：“这是不是月琴？”但今天刘星的身份赫然便是“中阮演奏家”，在GOOGLE上打入“中阮大师”四个字，69500条查询结果全都和他有关。

刘星的简历写得颇有意思：中国民乐界第一个放弃铁饭碗的人。算起来，他应该是文革后第一批考进大学的那拔人，本来好好地在民乐系读书，结果写了首月琴曲《沙漠之夜》广受好评，于是便转到了作曲系，然而一年后又因为多门功课不及格，重新退回民乐系。1982年毕业分配，刘星进了黑龙江歌舞剧院，那是个身份决定一切的年代，人人都活在体制内。虽然才华卓著、业绩突出，但2年后，他选择了离开。那时流行一个词叫“走穴”，专指演艺界人士在国家体制之外私下进行演出，才20出头的刘星便加了“走穴”大军，成为最早的自由音乐人。那年月，连崔健都还没有写出《一无所有》。

现在，坐在半度雨栅茶室里的刘星，着一袭黑T恤，烟不离手，面前是下了一半的围棋残局。和25年以前一样，他依然随性、愤怒、不羁，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对世事一副“看不惯”的神情。这种气质显然也影响到了他的创作，翻看他历年来出的专辑：《一意孤行》、《无字天碟》、《无所事事》、《闲云孤鹤》、《孤芳自赏》，这些名字多多少少都透露出他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好在这种不安与骚动丝毫没有妨碍他在民族音乐的世界里浸润、修炼。这些年，他创作、写稿、漂泊，给姜文和何平的电影作曲，又成立了半度音乐，致力于制作出版、开发、推广现代中国音乐、纯民族民间音乐。

听刘星弹琴是一种享受。手腕轻摇，琴声时徐时急，徐时舒缓如轻风拂面；急时又跳跃如流水淙淙，快而不乱。阮的声音低沉而不失清亮，浑厚而不失圆润，初听之下，仿佛以为是西洋乐器中的吉它。但细细辨认，琴音中那份柔和与恬静，仍然充满了东方式的旷味，还是典型的中华古韵。刘星介绍，阮是真正的汉族乐器，不似琵琶那样是“舶来品”，在公元前217年至公元105年前后，它曾被称为秦琵琶或秦汉子。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乌孙国，乌孙王昆弥与汉通婚，在乌孙公主出嫁前，汉武帝为她做了一件乐器以解路遥思念之情，此乐器便是“阮”，当时称为秦琵琶。

而琵琶，原本是中国古代对抱在怀中弹奏的乐器的总称。右手向前弹出曰“琵“，向后弹出曰“琶”，是弹奏时的两个基本手法，也是对弹出的声音的模仿。《新唐书·元行冲》载，唐武则天时，蜀人蒯朗在古墓中得铜器，身正圆似琵琶，与《竹林七贤图》中阮咸所弹乐器相似。元行冲认为：“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之林，弦之，其声高雅，乐家遂谓之阮咸。”阮，从此得名。那以后，人们将曲颈琵琶径称琵琶，而直柄圆形的琶琶，则称之为阮咸或阮。阮咸在盛唐时期流传东瀛，至今，在日本古都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中，还珍藏着一把唐代传过去的螺钿紫檀阮咸。

但自唐代开始，约在 350年前后，由西域传入中国的曲项琵琶盛行，在乐部居于首位，压倒了原有的秦琵琶，致使阮日渐没落。到清代，阮虽仍保持着古制，但音域只有一个多八度，在民间流行的旧式阮，则退化为两条或三条弦。所有曲目也几乎失传殆尽。直到上世纪50年代，国家参照西方管弦乐队的建制而创建中国民族乐队，为了解决中、低音不足的情况，才决定对阮进行改革，仿照古代的造型重新研制成型。改革后的中阮为四根弦二十四品，是次中音乐器，比柳琴、月琴低八度。

“严格说来，在历史上，阮这个乐器从未兴盛过，而只是作为伴奏乐器存在。虽然它历史悠久，但却是一个既无师承又无传统曲目的‘新兴乐器’。”刘星说。所以，要将阮发扬光大，首要的任务便是要解决当下曲目尤其是优秀曲目太少的问题，因为好的作品是一个乐器兴衰与传承的重要基础。

其实，这个工作刘星20多年前已经在努力了。他1987年创作的《云南回忆》是我国第一首中阮协奏曲，其独树一帜的乐思乐句、革命性的和声结构，令整个民族乐坛为之震动，几乎所有大型民族乐团都演出过这首作品。除此以外，他还尝试过让中阮与西洋管弦乐团合作、与现代电声音乐结合等方法，甚至将“西方音乐之父”巴赫的作品改编成阮曲。而今，他又用整整两年的时候磨出了一张《广陵散》，就是希望为失传已久的阮留下珍贵的传统曲目。“此次改编古琴的经典作品，是匐以前辈琴家之膀臂，倚仗这独一无二的文化，融贯中西，以传承中国传统音乐里许多真正属于中国音乐的特点，如结构、韵律、音值概念等。”（摘自刘星《广陵散》出版前言）

选择古琴纯属偶尔。那一年，著名古琴演奏家龚一到半度音乐来录音，也是刘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认真聆听古琴的演奏。“忽然间，我觉得很妙。于是突发奇想，觉得可以借助古琴曲来充实中阮的曲目。”与阮相反，古琴这种乐器只有传统曲目而无现代曲目，目前传世的古琴曲约有上千首，均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当然，改编是有难度的。虽然都是弦乐，但两种乐器的差别实在太大。古琴的放置方法、形制结构、弹奏技法都决定了它的乐曲以慢曲为主，而古琴最擅长的滑音，用阮表现起来却不够动听。但阮也有自己的特点，它能够弹奏现代、快速的乐曲，弹拨乐炫技的成分能够让它弥补那些不足。

《广陵散》做了差不多2年。从2007年11月选曲开始，记谱、改编弄了大半年，就连前言都改了16稿。至于录音，更是可以用历经磨难来形容。因为现在的刘星几乎已经放弃录音栅了。“一进栅，就感觉是自己在给自己弹，而且心里很清楚那是在做专辑，完全没有流畅感。”刘星最喜欢的演奏方式，是在幽静的山谷中，有一个小凉亭，三五个知己，把着小酒，不问世事或对弈或弹琴或天南地北。他觉得，那种最自然、最质朴的状态，才是真正的演奏。

想法固然美妙，但实施起来却苦不堪言。“几次开车去江浙一带寻找录音场地，寺庙、高山、湖泊边、洼地、大峡谷都找了，甚至都冲到野兽出没的黄公望国家森林公园深处了，最后敲定苏州花山，吭哧吭哧去录了4次。但在山里录音，有许多想不到也无法控制的因素：没有游客了，飞机来了；飞机走了，狗叫了；狗不叫了，风来了；风停了，天下雨了；雨停了，感觉没了；感觉来了，手弹不动了。这些问题在剪辑时尤其明显，有些演奏不错的段落但杂音太大（狗叫、飞机声、不晓得什么怪虫的喘气声等），影响了听觉，不得不忍痛换掉，十分可惜，或许这也是山里录音的代价。”（摘自小草《广陵散》出版后记）

苦是苦，但专辑出版了，终究是令人愉悦的事情。“现在还有哪家唱片公司愿意花2年时间去磨一张片子？半度音乐在2008年没有出一张专辑，我就是想用时间去沉淀、思考一些东西。虽然现在搞出来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能够这样做、尽自己的全力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说这话的刘星，俨然已经忘记了录音时的种种烦恼，又回复到一派落拓洒脱的状态。

致渐行渐远的喜剧——写在《喜剧之王》十周年之际

娃娃鱼 — Fri, 09 Oct 2009 17:01:00 GMT

在星爷的这部代表作上映10年之后，人们见证了一个真实版“喜剧之王”――小沈阳的诞生。

今年春晚，小沈阳突然就红了。在整个无聊冗长的晚会上，他和赵大叔的《不差钱》是唯一能让我发笑的节目。后来就去网上搜他的视频，看到一段沈从前在东北某大城市一个歌舞厅里的演出，大概当时他已经比较红了，在观众的要求下几次返场，一个人演了半个多小时。

照例有模仿秀，翻唱名人的歌（这个小伙子天生一副好嗓子，高音很容易就上去了），但更多是拿自己开涮的“脱口秀”：他冲到一女观众面前，故意摔了一跤，然后用那种的经典腔调说：“大妹子，你说我咋一见到你就摔了呢？你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于是，观众一阵哄笑。末了，他和老婆一起演一场唐僧取经的戏：拿出一双女人的长统丝袜套在头上，说那是唐僧僧帽上的飘带，又拿出一条裤子当衣服穿上身，硬说是新款袈裟。老婆则扮成女儿国国王的模样问：“御帝哥哥，听说你要去西天取经？”小沈阳一拍自己的肚子：“取什么经（精）啊，我这里得多是，都是货真价实的真家伙！”

台下，观众几乎都笑弯了腰。

终于明白，大家在春晚上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清洁过的小沈阳，是抛弃了女人丝袜和自我作践的小沈阳。后来就再也没看过他的演出，倒是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他的整版采访，因为他参加了报社组织的文化讲坛，以嘉宾的身份进行演讲。在苦熬了那么多年的之后，这个农家孩子终于成为了众人皆知的“喜剧之王”。

从某种程度上说，小沈阳与尹天仇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成名不易，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他们一路摸爬滚打，无比艰辛。至今小沈阳一提起以前到处跑码头唱戏的经历，仍会心酸地流下眼泪。在传统社会里，唱戏的、讲相声的都属于下九流，与品味搭不上边；在香港，临时演员、替身演员亦是娱乐圈里的末流人物，上不得台面。

但再卑微的人也有尊严，尹天仇整天挂在嘴边、最念念不忘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演员。”在连盒饭也吃不上的日子里，他还手捧着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在问清楚小姐的行情后，他会把所有的钱一张张仔仔细细、恭恭敬敬地捋平，放在柳飘飘的衣服上，再压上一块手表；在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时候，他还在乎自己的体面：“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但你不可以说我是‘臭跑龙套’的。”尹天仇最令人动容之处，是他在窘境中仍然向上与努力，仍然坚守内心最后的一点纯真。10年来，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打动无数年轻人的心，不是因为其中饱含了泪水，而是因为在泪水背后人们读到了勇气和力量。心中的理想、纯真的爱情、做人的尊严是“贫二代”仅剩的财富，也是他们与强大的世俗社会抗衡的唯一武器。是的，我们已经穷得一文不名了，但至少还有理想，人如果没有理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分别？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小沈阳与尹天仇的区别了。

人生苦短，眼睛一开一闭，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必须及时行乐，人活着就是图一乐呵嘛。星爷所坚持的理想主义的生活，在小沈阳和赵本山这里被消解为一种毫无追求的人生，也即赵本山提倡“快乐生活”。只要能够让观众乐，让大伙儿笑，哪怕自我开涮、自我贬低也在所不惜。重要的不是你为什么笑，重点在于你笑了，哪怕今天我摔了一跤，出了丑，但只要你能发笑，我就是胜利。如果说，尹天仇倾囊而出付钱给柳飘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那么赵本山在《卖拐》系列中所体现出的机智与高明，其实只是暴露出人性中狡猾与利己的那一面。

在越来越媚俗的时代里，喜剧已经衰落了。我们从赵本山和小沈阳的小品里，再也找不到星爷当年坚守的理想和那股向上的力量。当小沈阳取代周星驰成为新的“喜剧之王”；当一个讲求自我修养的演员，沦为逗你乐的街头艺人；当喜剧针砭时弊、讽刺社会的功能转变成皆大欢喜的和谐快乐；当幽默、讽刺引发的深层思考被单纯的明星模仿秀、嬉戏胡闹、自我作践所代替；当喜剧针对的矛头不再指向上层权贵而仅限于百姓之间的互相调侃，甚至是对弱势群体的戏弄，那么本来就已经处于弱势的民众只能更加无语。当人们失去了最后一丝精神支柱，彻底为庸俗所吞噬，那真是和咸鱼没什么区别了。

10年之后，我们仍然在看《喜剧之王》，仍然一遍一遍叨念那个在困境中坚持理想的尹天仇；10年之后，还会有多少人怀念小沈阳和他的二人转？当然，赵本山大叔也红了10年了，如果10年后，大家仍然沉浸在《卖拐》所带来的“喜剧效果”里，把捉弄他人、坑蒙拐骗看成是一种“智慧”并以此为乐的话，不知道尹天仇会做何感想。

后记：

这个夏天一直在跟人讨论喜剧，从《麦兜》到《夜店》，从无厘头到冯小刚，也写了几篇关于喜剧的稿子。现在夏天过完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盛大的喜剧电影《建国大业》倒还在热映。某日聊天，朋友提到小沈阳，突然意识到星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喜剧之王是这个承诺不会抛弃妻子的沈姓青年，而不是阅尽无数美女、爱过很多次的周星驰。

10年，不算长也不算短，刚刚够一个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从19岁成长到29岁，明年，就要30岁了。这是属于80后的青春岁月，过完今年，90后就要迈过二字头的门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这10年，世事艰辛、生存不易，回头再看星爷的这部作品，只感到理想陨落，美梦幻灭。今天，如果要拍一部《喜剧之王》，剧情会是怎样？尹天仇会不会穿上苏格兰花裙来一段超级模仿秀？想当年，他可是坚持演《雷雨》的人！

在一片俗世的欢腾中，喜剧最后的格调与品味渐行渐远。难怪冯小刚不拍喜剧了，而星爷再也摸不准当下观众的喜好（他是放不下身段作践自己。尹天仇最在乎的东西就是尊严与体面，他可以在形象上丑化自己，但绝不会从人格上卑躬屈膝。今天如果把他和吴宗宪、小沈阳放在一起，周星驰绝对是最不好笑的那一个）。

也罢，就让我们这些在星爷的熏陶中长大的70后、80后与那个时代的喜剧一起，随着潮流远去吧……

《八月迷情》：乱洒狗血

娃娃鱼 — Thu, 24 Sep 2009 13:40:00 GMT

好莱坞竟然还有这么洒狗血的电影，真不可思议。

之前看片花，以为是《想飞的钢琴少年》那样的作品，再加上评分那么高，又是奥斯卡上提过名的，似乎应该水准不低。

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努力告诉自己：这是一个童话，千万别当真，所以，情节上的弱智是可以忽视的。但最后，还是禁不住气恼。对于已经能够拍出《剪刀手爱德华》那种作品的好莱坞，《八月迷情》在故事讲述上的天真幼稚简直无法原谅。忍不住要说：想看童话，还是去看《剪刀手》吧，蒂姆·波顿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成人童话。或者《飞屋环游记》、《鬼妈妈》也行啊，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想像力。

要亲情，但不要烂情；要有想像，但不能不着边际地乱想。我可以接受一堆气球把一座房子带上了天，可一个12岁的、从未摸过钢琴的孩子，在认识音阶的第一天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五线谱创作交响乐，这大概比《大鱼》里面，父亲告诉儿子自己遇到了一个双头姐妹更难以令人置信。除非，导演事先已经告诉我们：我拍的是一部奇幻电影！

基本上，本片就是先行设定了一个“感人”的主题，然后所有的情节都从这个主题延伸出去，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对白都务必要“感动”你，甚至只要一看主人公的表情，就会猜到他（她）接下来就要说出一句或是做一件让人感动的话或事来。那些优美的场景，刚一展开，我就已经知道：恩，又来了，导演又准备要感动我了。（说真的，就连迪斯尼如今好像都很少用这种方式来跟小朋友们讲话了）

老实讲，我看电影常常被感动的，也很希望被感动。但就是受不了一个人端着架子，一本正经地坐在我面前，先咳嗽一声，然后架势十足地对我说：好了，现在，我要开始感动你了。

PS：刚查了资料，此片在奥斯卡上拿到的是最佳电影歌曲（提名？），而不是其它的什么奖，看来好莱坞还是有眼光的，还值得信赖。

另外，此片在时光网上的评分居然比《鬼妈妈》还要高。我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现在都患上了严重的情感饥渴症，尤其是年轻人，就连随便一句妈妈喊自己回家吃饭都能感动无数人，更别说有个妈妈12年来一直在苦苦思念着自己了。

再次PS：回贴回得烦了，决定一并在这里交待一下自己的观点。

1、不是音乐的问题，音乐很好、很棒，连奥斯卡都要给它一个奖。

2、不是演员的问题，罗宾·威廉斯的演技一如既往地好，那偶像一家亲个个都很养眼，虽然表情都不够丰富，但人家是偶像派，中规中矩的演出仍然过得去。

3、不是主题的问题，讲亲情、讲梦想、讲憧憬，统统都没有错，都是高尚、美好的思想。

4、不是镜头的问题，画面很美，摄影技术高超。

5、是剧本的问题，混乱、不合逻辑、过度夸张、莫名其妙，连卡通片都不会那么幼稚。

6、是导演讲故事的问题，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实在太糟糕，难道他就不会讲一个合情合理的、令人信服的故事出来？

7、是评分的问题，分数实在太高了，高到离谱，忍不住让人想踩它。

同样是讲感人的故事，换十年以前，倪萍大姐能把全中国的人都感动哭了，但今天倪萍阿姨的脸一出现在电视上，大家都想转台。不是故事不够感人，它可能比十年前更生动，问题是倪萍讲故事的方法太惨不忍睹。

[ZT二则]关于建国大业中的一个细节和中国民间组织的尴尬

娃娃鱼 — Thu, 24 Sep 2009 09:39:00 GMT

为了国庆长假，拼命加班，更没有时间提供原创作品来更新博客。但为了那8天的假期，再苦也值了，至于睡眠不足嘛，等国庆那几天再去补吧。

不过近日看报，读到两篇有趣的文章，一则是关于1949年中共邀请宋庆龄北上的史实，其中正好涉及到了最近热映的《见过大爷》中的一个细节。显然电影与史实是有出入的。另外一篇是讲中国民间组织的，讲得有道理，所以分享给大家。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力邀宋庆龄北上（1）

日期：2009-09-21 作者：朱玖琳来源：新民晚报

为了争取宋庆龄由沪北上来平参加新政协，中共中央作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2008年2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问世，其中所录《周恩来邓颖超关于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往来和批语》，为世人揭示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为力邀宋庆龄北上而作的长达两个月的努力。

…………

       1949年6月25日，奉中共中央之命，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的亲笔信，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上海。抵沪当晚，邓颖超并没有贸然上门，而是派廖梦醒先行试探。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曾经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因而深得宋庆龄信任。当廖梦醒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的时候，她还以为来了一个女兵，廖梦醒叫了一声“Aunty”，她才认出廖来，于是笑了起来。廖梦醒对她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她为难地表示：“北平是我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虽然如此，廖梦醒看到宋庆龄的情绪“很兴奋”，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两天后，廖梦醒再赴宋宅劝说，言谈间，宋庆龄“颇感盛情难却”，再次表示考虑考虑。（邓颖超1949年6月27日致毛泽东电）当晚，宋庆龄即设宴请邓颖超吃饭。宋庆龄的态度似乎十分热情，但是，邓颖超长期与宋庆龄交往，十分熟悉其特立独行的孤傲性格。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曾致电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电报辗转由香港送到宋庆龄手上时，她复函周恩来表示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婉言谢绝了北上邀请。邓颖超恐怕宋庆龄此时依然会拒绝北上，因而对于是否将毛、周的邀请信直接呈送给宋庆龄，询问其参加新政协之事，甚至参加新政府之事，颇感犹豫。所以，在这次宋邓初谈中，双方仅限于寒暄。但是，看到宋庆龄热情的态度，邓颖超初步判断请其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须下功夫”。（邓颖超1949年6月27日致毛泽东电）

…………

       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要求邓颖超“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电报中所说的“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的确是令中共中央十分尴尬的事。上海刚解放，进驻上海的下级军官就冒犯了宋庆龄。
       1949年5月27日，居住在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故居）的宋庆龄迎来了上海全市解放。对上海解放宋庆龄是满怀喜悦的，在25日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上海后，宋庆龄曾兴奋地向长期协助她工作的友人王安娜表示：“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意外。据华东局事后于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以及宋庆龄本人和时在解放军三野二十军军政治部工作的姜宿回忆，那天，六○师一七八团一个营进驻淮海中路，警戒线延伸到龙华机场附近。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谁也不知道这是宋庆龄公馆。当敲门要进去时，遇到了门房的拒绝。看门的没有说明不能住的缘由，只是笼统地说，“这里不能住。”排长很反感：“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他命令说：如果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士兵来搬走东西。双方争执相持不下时，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当着战士们的面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连长听说这意外的情况，为挽回影响，连忙前来道歉赔罪。陈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师、团干部。他亲自打电话向宋庆龄表示歉意，随即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赴宋庆龄寓所，除当面致歉外，还向宋庆龄征询了接管和建设上海的意见。5月31日，在陈毅、史良，以及长期在沪从事情报工作的吴克坚的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亲自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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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阴影下的慈善树

2009－9－24《东方早报》

张鸣

　　虽然国人未必缺乏善心，但慈善事业却不发达。2007年，美国的善款总额达到了3064亿美元，而中国只有309亿元人民币。去年因汶川大地震的缘故，善款达到了高峰，过了千亿元大关，但也只占GDP的0.4％。（《中国青年报》9月21日）即使这样的规模，相当一部分还是单位的捐款，我们知道，这样的单位捐款，很多地方是直接从工资里扣的。

　　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专家都知道，是因为中国的慈善，这项似乎天经地义属于民间的事业，到目前为止，还属于官方或者半官方的。中国红十字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还都具有半官方的色彩。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强调对慈善的重视，居然把慈善总会的下属机构，变成财政拨款单位。而民政部专门负责慈善的部门，对慈善事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去年汶川地震的善款，绝大部分进了政府财政。事实上，对于有些地方政府而言，哪些是善款，哪些是政府的拨款，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灾民则只知道他们拿的钱和东西，是政府给的。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捐款人，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捐款的用途，至于捐款去了哪里，根本也无从查找。

　　中国的慈善事业很吊诡。一方面，人们对于官方主持这项事业很不信任，但目前为止，善款的收集和发放，还只能靠政府。也就是说，汶川地震的大笔捐款，如果不进地方财政，还真就麻烦——局面会相当混乱。

　　政府包揽一切，没能让民间NGO生长，造成了中国慈善民间组织发育不良。越是发育不良，民间组织就越是要依赖政府。但是这种依赖导致民间组织的规模、内部结构和规则，都呈现发育不良的状态，而且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因此，一些地方政府让人信不过，NGO同样也让人信不过。越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就只能靠在政府这棵大树上，在大树阴影下苟延残喘。

　　每次灾害募捐，捐款人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疑惑，担心自己的捐款，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而每有所谓黑幕曝光，就会引起舆论大哗，让捐款人大伤其心。其结果必然一次次地使得捐款意向递减，于是，需要捐款的时候，至少在国内，就得更强烈地依赖政府的动员和征集，从而使得捐款越来越变味。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在各国的现状看，慈善都是一种地道的民间事业。各国和国际的慈善组织，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的管理办法和技术。善款的收集、发放，特别是最后的使用、救助，方法和技术都相当成熟。但是，在中国，这一切基本上还只能由政府来办，当地办不好，就要由中央政府统一调配，由发达地区政府定点支援，结果弄得发达地区赔累不堪，穷于应付。

　　无疑，使中国慈善事业走向正规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它回归民间。不仅放手让其生长，而且还要加以扶植。政府无需对NGO组织有太多的政治顾虑，至少慈善组织的目的就是慈善，如果发现有别有用心者，再加禁止也不迟。中国这样强大的政府力量，怎么可能连区区几个民间慈善组织都对付不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韩三爷，请大家免费看《建国大业》吧！

娃娃鱼 — Wed, 23 Sep 2009 02:36:00 GMT

今天，看到一篇暴牛的文章，讲得实在是妙，忍不住要分享给大家。文章较长，只贴其中的一部分：

商业爱国主义电影在好莱坞大片中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产品，我们可以在好莱坞的许多经典大片中随处发现美式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碎片。…………但好莱坞的电影大鳄们却很难有韩三平如此巨大的能量：以区区3000万元的投资集聚了172名一线艺人制造出一部预期票房收入将达4.5亿元的商业爱国主义大片。

　　似乎只有在中国的爱国主义语境中才能看见如此神来之笔。媒体报道，参演本片的170多位明星都是“零片酬”加盟。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国主义情怀？这里面的逻辑很清晰：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电影，演员是义务参演并因此获得爱国主义的殊荣。照此逻辑推理，韩导演似乎也有义务让全国人民免费接受一次《建国大业》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商言商，商业爱国主义电影获得巨额票房收入不应成为我们妒忌的理由。但是来自媒体的尖叫声提醒我们，《建国大业》的商业爱国主义还难以自圆其说。它假“爱国主义”之名行“商业”之实，让“商业”与“爱国主义”成了两张皮。对此，我斗胆劝谏韩导演：第一，借鉴好莱坞的商业爱国主义电影的操作模式，要把商业片和公益片区分开来。第二，如果您确实是为了“献礼”，就免费让观众们接受一次爱国主义的美学洗礼吧。演员们都对您免费了，您还有不对观众免费的理由吗？（原文作者：曾念长，转载自2009年9月23日《东方早报》）

《建国大业》：从徽班进京到百星献礼

娃娃鱼 — Fri, 18 Sep 2009 07:50:00 GMT

天生不是喜欢凑热闹的人，本来就没打算去看《建国大业》。但今天收到消息，说是有报纸刊登了我写的影评，不久便将有稿费奉上。于是心下盘算：这钱既然取之于电影，也当用之于电影。再说，最近也没什么好片子，最想看的《斗牛》全是下午场，摆明了不让我们这种上班族去欣赏，只有《建国大业》，场次忒多，可以随到随看。同样是国产片，出身不同，待遇也不同。百姓家的孩子和皇亲国戚根本就不在一个起点上，怎么能比？同人不同命啊！

再说，中国电影业从《建国大业》开始，将创下多项记录：在同一部电影中汇聚了172位国内一、二线的明星，他们的身价加起来超过4亿人民币；投资仅3000万元，却预计肯定可以收回2亿元以上的票房，成为史上最赚钱的电影。此两项，不要说是中国电影史，就是在世界电影史上，恐怕也将是旷世的传奇。除此以外，它还很有可能在放映场次、观影人数、总票房、拿奖数等方面刷新国内以及国际电影界的新纪录。如此伟岸的作品，我辈躬逢其盛，能够有幸见证这一电影界盛世，当是深感荣幸。错过了，倒也十分可惜。

虽然钱还未到手，但没关系，提前预支了吧。

终于明白韩三平为什么敢夸下海口了。晚上7点半的场，上座率几乎达到七成，而且还不是周二半价日，排在我前面的那位仁兄，一口气买了7张票。进场再一看，观众都是年轻情侣和白领，而不是上了年纪的叔叔婶婶。在没有单位组织、企业包场的情况下，有那么多人，并且是年轻人愿意自动、自发地掏钱去看一场主旋律电影，这就是《建国大业》硬生生创造出的奇迹。所以，票房能够过亿，肯定是铁板定钉的事；过两亿，也应该不难。

如果可以归类，我将《建国大业》定义为：主旋律商业大片。拍主旋律电影并不可耻，好莱坞就常常拍主旋律片，无论是《巴顿将军》、《变形金刚》之类的大制作，还是《护送钱斯》这样的小成本，具是政治正确、弘扬正气、讴歌正义的主旋律电影。所以，要如何将主旋律影片，拍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观众喜闻乐见，既有宣传教化的作用，又有娱乐大众的功效，是非常高难度的操作，不是光懂得溜须拍马就能够做到。只可惜，长年来，国内导演只顾着唯上，却忘记了媚下，只考虑政治正确，却抛掉了市场规律，让主旋律电影成为脸谱化、程式化、无趣、难看的代名词，在影迷心中造成了“主旋律出品，必属烂片”的印象。

其实，主旋律电影也可以非常好看，好莱坞已经让我们树立了不少良好的典范。而我以为，《建国大业》至少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尝试的努力，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

虽然，《建》所创造的奇迹，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出身皇室，以皇子的身份出行，自然有人保驾护航，所到之处也全是绿灯放行，一路通畅。但是抛开如此种种，我仍然认为它不是一部难看的电影。说到底，这个皇子也不是吃干饭的，不是绣花枕头，也有两把刷子。

首先，影片的节奏控制地较好。1945到1949年，这风起云涌的5年间发生了多少事？要在135分钟内呈现，且不拖沓，确实也需要一定的功力。其次，许多明星在片中只亮相了几分钟，台词也仅几句，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塑造出人物性格，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真比演小品还难。好在，很多老戏骨实力不凡，成功考得高分。如果排个名的话，我个人排的第一名是王学圻，其次是陈道明、姜文、张国立、吴刚、冯小刚……第三，《建》的商业化运作也值得一提。韩三爷操作过很多大卡司了，但把主旋律拿到市场上去接受检验，恐怕是第一次，没有底气也不会轻易尝试。用明星做卖点，招儿是俗了点，但管用就行了，至少那一百多张明星脸确实把小年轻们都吸引到电影院里来了。

遥想当年，徽班进京本也是为皇帝贺寿，但却意外成全了京剧的辉煌。今天，韩三爷搞百星献礼，倘若从此促成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变革，于广大百姓和中国电影产业也是功劳一件。

最后，补充几段影片中的经典台词，我以为在今天仍有它们存在的意义：

1、蒋介石TO小蒋：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骨头里了。贪腐，反则亡党；不反，则亡国。

2、冯玉祥：大白天？黑暗啊！不打灯笼我都找不着地儿了。

3、小蒋：他们的公寓、大衣、香水全都建立在国家孱弱的身体上，损害着国家的利益和父亲的事业，他们才是国家的敌人！

【大话电影】网络电台No.11：无厘头之死

娃娃鱼 — Tue, 15 Sep 2009 10:38:00 GMT

DJ：图宾根木匠

本期嘉宾：mini、娃娃鱼、断水

音频制作：小房

电台QQ群：83893405

电台豆瓣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filmtalk/

图宾根木匠电影沙龙：http://www.douban.com/host/tbgmj/

本期节目收听：

一个痞子文青的成长史--冯氏喜剧历程回顾

娃娃鱼 — Thu, 10 Sep 2009 19:22:00 GMT

冯导不拍喜剧已经很久了。

这个靠喜剧发家的导演，如今日渐严肃且不苟言笑。现在他关注的是国家、民族、时代这样宏大的话题，终日呈忧国忧民状。我可以理解冯导的转变，因为他早已不再是当年科举失意的落第秀才，而俨然是身居庙堂之高、为天子谋略大事的社稷重臣。

回顾冯小刚15年的导演生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艺小青年是如何一步步蜕变、成熟，最终成长为国家级的艺术大腕。冯导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文艺青年的发家史，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完成了从嬉皮到中产、从小资到大资的晋级。

在《永失我爱》的年代，他是个一无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对美丽的空姐只有仰望的份儿。虽然机缘巧合，让他凭借良好的品行获得佳人芳心，但无奈这场感人的爱情仍以悲剧告终。也幸好故事没有进行下去，否则可能就不好玩了。如果他们真的结婚会怎样？天天开着出租车（而不是私家车）去机场接太太下班？熟悉的人，知道那是她老公在献殷勤，不熟悉的，还以为她怎么打的不付钱呢。就算不乎别人眼光，他们也迟早会因为睡觉前要不要洗脚、穿西装要不要打领带这样的问题而发生争吵，直至分道扬镳。

一个差头司机和一个空中小姐的距离是那样遥远，就算在15年以后的今天仍然不能跨越。

冯小刚让苏凯患上绝症离开人世，是这场爱情最合适的结局，既保住了男主人公的体面，又恰到好处的成全了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一个小混混想要得到白天鹅的青睐，可这一切只能在梦里才能实现，为了保持这种美好的感觉，他决定让自己在梦醒之前死去。

接下来，冯小刚拍了电视剧《一地鸡毛》和大家很少能够看到的电影《我是你爸爸》。这两部片子的共同之处，都是讲述了一个失意文人的失意生活。饱读圣贤书是没有用的，秀才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美丽温柔的空姐只是空中楼阁，家里那个天天为了几毛钱豆腐和你闹别扭的捍妇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属。小林也好、马林生也好，就算为领导写出再催人泪下的悼词，为儿子写出再感情真切的检讨，也是白搭，最终只能自己打动自己。做男人真TM累，整天为了妻子、房子、票子、位子、儿子夹着尾巴做人，到头来别人也没个好脸色给你看。这种人生，没劲透了。

这两部片子都是冯导的上乘之作，我相信那是因为有切身体会。他亲自饰演的马林生那叫一个绝，传神地把穷酸文人身上那种窝囊、软弱、无能又喜欢装腔作势、拿腔拿调的德性表达地活灵活现。

可话说回来，估计现在的冯小刚应该再也拍不出这样的作品了。一头扎进商业大片里的他，热衷的是大卡司、大制作，哪里还有此等闲情去关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

狗急了能跳墙，文人穷疯了也顾不上面子了。如今是商业社会，国家铁饭碗不管用，不如直接下海捞钱。所以，《甲方乙方》就是个文艺青年创业的故事。

文人到底是文人，做起生意也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卖的商品是——“好梦”。这是一部主题非常积极、乐观、向上又恰到好处针砭时弊的喜剧，也是冯小刚第一部主打贺岁的电影，开创了国内贺岁片的先河。影片投资600万，票房却有3600万，冯导红了，也发了。

曾有人说冯导的喜剧雅俗共赏、贴近百姓生活。前半句我基本同意，后半句绝对不同意。冯小刚就从来没有贴近过黎民百姓，他关注的只是和他一样的小知识分子。《甲方乙方》改编自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王朔的作品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红极一时，大学男生几乎人手一本，其嘻笑怒骂的风格受到空前追捧，根据他小说改编的作品也充斥荧屏和银幕。王朔以“痞子”自居，打着反对精英文化的旗号，令人耳目一新。

但多年之后往回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王朔根本不是什么草根的代表，他骨子里就是一个穷酸知识分子。他对精英文化的嘲讽，不过是一个落魄文人对已经功成名就的朝廷重臣的牢骚而已。我们可以来看《甲方乙方》中的一段著名台词：

将军，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吃到冰淇淋了，连可口可乐都不是原装的！听说供应给我们的骆驼香烟都在安特卫普让后方那些坏蛋批发给比利时道爷了。连我们的口香糖都嚼在那些意大利妓女的嘴里，嘴臭的都没法吻那些欢迎我们的巴黎市民了！

痞则痞矣，但老实讲，大家有见过这么有文化的痞子嘛？今天你跑大街上随便抓个出租车司机，问他：安特卫普在哪儿？十有八九是答不上来。唉，没办法，知识分子就这点臭毛病，都穷到这份上了，也不忘了吊一下书袋，显摆一下自己知识丰富。

孙猴子狂放不羁，无非是因为自己未能位列仙班。在内心深处，王朔深信自己不是一个俗人，只是没能得到天子的赏识，未受重用。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得道成仙，哪里还敢指着如来佛祖叫骂。

下海之后，是出国潮，所以冯导也出国了，于是有了《不见不散》。主人公刘元仍然是个混混，只不过别人混北京，他混洛杉矶，都是混，从混的地方不同就能看出差别来。大家注意，此时影片的主人公已经从一无所有的差头司机、无业青年变成了能够在美国“混枪势”、有房有车的准中产。冯导的地位一旦不同，关注的对象自然也发生了偏移。

同样是讲在美国奋斗的故事，刘元显然比《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要活得滋润。他口袋里有钱，泡起妞来也财大气粗，见到美女也不气短了。影片结尾的时候，安排了个飞机故障的插曲，最终当然是虚惊一场，反而让一对鸳鸯患难见真情，加速爱情升温。想想也对，这日子都好起来了，干嘛还弄个悲剧来扫兴，当年是因为求之不得，所以才辗转反侧，不惜让自己患上绝症，向如今美女在怀，哪里还有心寻死。此一时，彼一时嘛。

不出所料，《不见不散》再次大卖，冯导便端出第三道贺岁大菜《没完没了》。但奇怪的是，此次偏偏遭遇滑铁卢，口碑与人气远不如前两部旺。抛开吴倩莲演技生硬不谈，我倒以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小人物笑中带泪的悲惨故事，其实并不适合贺岁档期的喜庆气氛。

把10年前的这部《没完没了》与今天的《非诚勿扰》相比，我们能明显看出前者更加真诚。在所有的冯氏喜剧中，这是唯一一部与文化人无关的电影，也是最贴近普罗大众生活的一部。韩东的姐姐快要死了，这是普通人家家户户都要遇到的生老病死，而不是《永失我爱》里生造出来的文艺腔十足的生离死别。韩东来到医院里，面对姐姐说出的那一大段台词感人至深，用的是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可其中的心酸是如此真切，远远比《甲方乙方》当中痞子文青穷卖弄、耍贫嘴要强许多。

现附上这段台词：

姐，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怎么着想留也留不住你。可你现在不能走，我心里发过誓，无论如何我得让你过了这个年。过了年就是二十一世纪了。昨晚我梦见爸妈问我，咱们这个家散了吗？我说没有，我在，姐姐也在。爸妈说，在就好，那就好。我记得小时侯你带我玩，你老跟我说，到了二十一世纪就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家家过的都是好日子。那时侯我想，那得是多遥远的一个日子呀。时间过得真快，眼看就要到了。现在身边就你一个亲人了，你得活着，你要是也走了，家里一个亲人都没了，那叫什么好日子呀。

（韩冬推开窗户，小芸笑靥如花站在雪地里。）

姐，好日子还是来了。

有这样一句话：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冯导从《永失我爱》、《甲方乙方》一路走来，终于从小文青混成了大作家。成名之后，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再也不用夹着尾巴做人了，老婆也不会给脸色看了，房子、车子也全都有了；其次是已经完全用不着低三下四、绞尽脑汁地去追求美女，她们全会主动投怀送抱。但左拥右抱也是有代价的，不信可以看看《一声叹息》。

关于第三者插足，冯导也好，主演张国力也好，都是过来人，个中的酸甜苦辣、挣扎与折磨没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

功成名就之后的冯导，算是初步体会到成名的烦恼了。

经历了感情的波折之后，处理好家务事的冯导又回归喜剧，在《大腕》里重新找到了当年的感觉。此片开恶搞风气之先，把一众知名品牌全给嘲弄了一番。

《大腕》是标准的京派喜剧，可以和《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并称冯氏三大经典。影片反响很好，显然老百姓还是喜欢这种拿有钱人开涮的故事。

《手机》是《一声叹息》的升级版。

当年开办“好梦一日游”的毛头小伙如今俨然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可真的跻身上流社会之后，他突然发现这里根本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好，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欺骗和利欲熏心。如果说《永失我爱》当中，主人公是仰着头追求真爱，那么到了《一声叹息》里，虽然有了背叛和不忠，但好歹这出轨还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手机》则是如此的赤裸裸，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干脆只剩下利益和肉欲。

如果揣摸一下冯导的心态，大概就是：没成名的时候想成名，成名之后又烦恼无穷，在看清了文艺界的黑暗与丑陋之后，便感到了深深地失落。

成功，让一个原本品德端正的善良青年丢掉了爱情、真诚这些可贵的品质，过去他是用真心去赢得爱人，现在则是靠名气和地位让女人委身自己，表面上是风光了，但得到的只是一个躯壳，内心的空洞根本无法填满。当严守一千里迢迢赶回老家奔丧，在老人的坟前长跪不起，他心里是否后悔自己已经离家那么远？他把手机扔进火里，然后称病回家，试图逃避。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哪能说退就退，既然已经成为“名利”的奴隶，当然逃无可逃。

心为形役，这就是名人的悲哀。

《手机》之后，6年来冯小刚只贡献了《非诚勿扰》这一部喜剧。

多年前赴海外苦读的学子如今学成归来，人届中年，但依然感情无着落。尽管是“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可总算是开过洋荤的，只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他早已不再相信爱情这种虚幻的东西，更没指望天下会掉下一个仙女来，所以很现实地开始征婚，条件开得挺实在：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健康、会叠衣服……

看透了当名人的辛苦，剧中秦奋的身份又恢复到了一个看淡名利、无牵无挂的自由职业者，再说年纪也一把了，还是找个会居家过日子的女人要紧。

不过，上天待他不薄，居然还真掉一个仙女来，而且，呃，又是一个空姐！

好在我们的主人公早已今非昔比，根本不需要开着出租车去接美人了，他有足够的实力追着佳人满世界跑，从皇城根儿追到明媚江南，从夏日炎炎的海南岛追到秋意浓浓的北海道，还要从飞机上、游艇上展开海陆空全方位攻势。

其实，凭着秦奋能够在西溪边一掷千金买别墅的财力，完全是不愁没人嫁的，只是他想挑挑拣拣。理想中的爱人不光要相貌还要有品德，《手机》里武月那个类型是绝对不能要的。有了这些，他还不满足。那一天，万念俱灰的梁笑笑在北海道已经同意献身给他，但被拒绝。哎，光得到一个身体有什么意思啊，秦奋要的是“心”，他要收服这个女人的心。终于，梁笑笑像严守一一样丢掉了手机，耳根清静，没有了一切干扰，秦奋才算修成正果。

PS：片中秦奋那段让葛优大抹眼泪的初恋挺有意思，可以看成是《不见不散》的悲情版。如果10年前刘元和李清的故事没成，大概就会落得秦奋这么个下场。

15年，物换星移，多少热血青年成长为庸俗市侩的中年人。

15年，走过了磨难、失意和迷茫，看过了真情、伪善和欺骗，也经历了结婚、离婚和再婚，冯小刚内心感慨万千。虽然在银幕上，他贡献了无数笑声，但独自开车穿越风景如画的异国土地，嘴里哼起旧时的童谣，他还是禁不住放声大哭。这么多年，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洒下了多少汗水，又抛弃了多少纯真，才有今天高高在上的地位，每一部冯氏喜剧都纪录了他的生活，里面写满了他的挣扎和苦痛。

人到中年，也许是虚伪了，但显然冯小刚仍想寻找真爱；为了名利，也许是说过太多谎言，但显然他还在渴望自由。与其说冯小刚是通过喜剧来完成自己的电影梦，倒不如说他通过这一部部电影在不停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

只是，现在离喜剧越来越远的冯小刚让我们感到陌生。从《夜宴》、《集结号》里，完全看不到熟悉的冯氏身影。今天，我们也许收获了一个成熟的商业大片导演，但可能失去了一个本色、本土的类型片导演。

我还是期待他的下一部喜剧。

[ZT]李银河：为多边恋一辩

娃娃鱼 — Tue, 08 Sep 2009 18:49:00 GMT

爱的排他性到底是天性使然还是社会建构？人们看到雄性动物为争夺一个雌性斗得你死我活，自然而然想到爱的排他性是天性使然。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男女关系中也充满了妒忌、独占欲与情杀，难道这还不能证明爱的天性是排他的？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证据表明，爱可以不是排他的。其中最主要的证据来自被称为多边恋的一种新社会潮流，也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崭新的人际关系。在西方国家，实行多边恋的人们组织了自己的协会，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书籍，他们所形成的亲密关系是在三人或更多的人之间，一种新的家庭婚姻组合方式。他们的存在向爱的排他性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他们的存在证明，爱的排他性并不是人的天性，而是社会的建构，是社会为了子女养育、为了财产继承、为了养老等功能而建构起来的一种伦理道德，一种思维方式。天长日久，人们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于是不能再想象不排他的爱情，不排他的关系。

即使在中国，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许多不排他的个案。我认识三位老工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其中两位是原配夫妻，后来有一位壮年男工，媳妇在乡下，感情也不好，他就加入了这对夫妻组合，跟妻子感情不错，丈夫也默认他们的关系，三人住在一起。在西北地区，这种情况以民间习俗的形式存在，叫做“拉帮套”：一位贫穷的娶不起媳妇的男子加入一对夫妇的家庭，帮助干活，与丈夫分享妻子的感情。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男女关系的独占性、嫉妒心也并不是像我们的文化中那么强烈的。最近看到舞蹈家杨丽萍的一个采访，她讲到自己民族男女关系中就没有那么强的嫉妒心，她对她的一些女友为了丈夫外遇（也许包括男人为女人外遇）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感到很惊讶。在短短的一个访谈中，她说了三次觉得他们“特别可笑”。按照她们民族的习俗（走婚），女人喜欢好几个男人或者男人喜欢好几个女人，或者一阵儿喜欢这个人，一阵儿喜欢那个人，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寻死觅活才显得“可笑”。由此可见，我们以为是天性使然的排他性不过是社会习俗建构起来的，是当初为某些社会功能而建构起来的，一旦不需要这些社会功能了，就没有理由非如此不可，至少谈不上是“人的天性”。

在西方的多边恋人群中，当事人大多数情况都是单独的个人，没有养育孩子的责任（或者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财产方面达成双方多方的同意（多数情况都不会涉及财产），于是一对一的关系没有了绝对的必要性，爱情也就没有了绝对的排他性。

在谈到多边恋时，有一个区分绝对重要，那就是它同男权一夫多妻制的区分。这是中国的国粹，一夫多妻或妻妾成群，旧式离婚中的“七出之条”中甚至还有妒忌一条，让原配夫人不得妒忌小老婆，妻妾之间不得互相嫉妒，否则要遭到“休弃”。和多边恋一样，它倒是也讲究不妒忌，但是它是要求女方单方面的不妒忌，是男女双重标准的不妒忌，欺负女人，暗含着男尊女卑的逻辑，讨厌之极。多边恋是男女相同标准的不妒忌，其关系或则两男一女，或则两女一男，或则两男两女，所有当事人的关系都是平等、自由和独立的，这岂是一夫多妻制可与比拟的？又岂是后者可以企及的？

按：

李银河老师总是语出惊人，虽然一直很仰慕她，但看到这个标题时，还是吃了一惊。

    这个观点猛一看很难让人接受，但细看李老师的文章，我认为还是有道理的。可多边恋要存在和维持下去，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第一，要三方或多方都同意和接受，事后也不反悔；第二，没有太多子女或者经济财产上的纠纷；第三，男女平等，互相尊重。
    在这些都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多边恋几乎肯定会带来麻烦。目前的一夫一妻制绝非完美的制度，但肯定是目前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易于实行、便于管理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千百年之后做出的选择。虽然诸如出轨、第三者这些现象几乎从一夫一妻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如影随形，但从目前来看，仍然没有一种更好的制度可以取代一夫一妻制。
     李老师的观点，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讨论，作为对人性多样化的一种宽容、出于对人性自由的尊重和对现行婚姻法律的一种补充，都是可以的，但要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一夫一妻制，我认为还不行。
     从人性的角度看，多边恋当然属于正常的人性，应该尊重（否则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感情问题了）。但我们是社会人，除了人性以外，还有责任和义务。婚姻，即是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了这种责任，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在多边恋实行的前提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尊重现有的婚姻制度，应当被视为一种美德和社会公德。
     当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可以在小圈子内尝试多边恋这种形式，但需注意不要与现行社会法律起冲突。而且，我相信即使在多边恋中，也是需要有责任和义务的，也应该有他们需要遵守的规则，而不是随便乱来。

两个角度看《夜•店》

娃娃鱼 — Tue, 08 Sep 2009 18:12:00 GMT

一

这个故事如果改编成舞台剧，将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剧本啊！

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如今的舞台剧已拥有了极丰富的表现手法，借助多媒体、场景变换等方法已经完全可以将这1个半小时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第二，电影之所以区别于话剧，还在于它是一门综合艺术，应该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外延。

《夜·店》，在我看来，差不多相当于一出舞台剧的电影版，或者说是由无数个小品堆起来的小品集锦。

徐峥的表演仍然出彩，只是稍显用力过猛，舞台痕迹太重。乔任梁是新人，稚嫩可以理解，李小璐的呆板则不能原谅，演了十年戏，还是个养眼的花瓶。

二

杨庆是巧妇，可惜袋里米太少。250万资金捉襟见肘，很多东西只能通过后期来弥补。此君在导演圈也是新人，听闻以前写过无数剧本，所以编故事的本领还是不错，蛰伏多年，甫一出手便有此等功力也不可小觐。现在端出这道菜，虽然不是珍馐美味，但也称得上风味俱佳，实在勉为其难。

用优秀电影的标准看，《夜·店》是小菜一碟；用新人+处女作+国产+小成本的标准看，《夜·店》可以惊为天人，虽然还是块璞玉。

杨庆前途无量。

《换子疑云》：真正的恐怖是生活在铁幕之下

娃娃鱼 — Thu, 03 Sep 2009 16:52:00 GMT

貌似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只屑做个简单的DNA亲子鉴定，真相便可昭然若揭。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即便是在80年以前，要分辨两个不同的孩子肯定还是容易的，何况这是两个身高、相貌完全不同的孩子。当时照相技术已经发明，相片可以为证，邻居、老师、同学、亲属也全都可以出来指认，又或者多问孩子几个问题，例如自己的生日、老师的名字等等，冒名顶替者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但再明显不过在事实，遇上了睁眼说瞎话的人，也是白搭。我以为，这部电影最可怕之处，倒不是那个变态杀手用斧子砍小孩的情节，而是面对如此明白的事实，整个社会都一起扯谎，公然将黑说成白。警察、政府、媒体、医生，这些社会的精英人群、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他们组成铁板一块的攻守同盟，一起掩盖了真相。突破这个铁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旦敢于质疑，便会触犯第12条“军规”，被投进精神病院。就像片中那个妓女所说的：“谁会相信你？大家会相信一个疯子的话，还是一个警察的话？”

这才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请问，如果今天媒体、政府、警察、医生都说你疯了，那么这个社会上还有谁能够证明你没有疯？

这部电影里克里斯汀·柯林斯女士虽然没有找回孩子，但她至少打赢了和警察局的官司，并且让市长弃选、局长被罢免、警官被撤职。这可是最难的，老实讲，我觉得这比她找回孩子要难多了。因为社会的规则就是这些人定的，现在你却要利用这些规则来打败他们，可能吗？这种奇迹大概也只有美国才会发生。

我承认自己没有柯林斯女士那样的勇气。如果我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说不定就签那个协议了。孩子找不回来当然是痛苦的，但要是连自己的命也搭上就不划算了。再说，我怎么能知道牧师会有如此神力会把我救出去？真的有可能告倒警察吗？万一从此枉死疯人院怎么办？虽然同病相怜的难友告诉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反抗，但仅仅靠坚持和反抗有用吗？柯林斯被关进精神病院的那个晚上，我以为是全片最黑暗的恐怖之夜，绝不亚于那些可怜的孩童面对屠夫的利斧。老天，一个好端端的人，被关进了疯人院，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没有任何人听见你的声音，也许一天两天，还想着要反抗，但一年两年呢？有谁会在乎一个死掉的疯子？

就算是生活在80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不能回答。其实，光是想一想这些问题，我已经要疯掉了。

PS：要感谢朱丽出色的表演，这个悲怆而坚韧的母亲已经让我忘了她的扮演者曾经是个装点银幕的花瓶。

影片是典型的伊斯特伍德风格，沉郁而压抑。此君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喜欢宏大叙事，热衷于国家和个人命运这样的话题。这个寻子的故事如果换成是昆汀或者蒂姆·波顿来拍肯定会是另一副模样，但老伊这个风格也挺好的，很古典、很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