瞳孔中央

几个电影儿

困困 — Tue, 16 Dec 2008 01:07:00 GMT

烈日下的斗牛赛

HBO电视台有个滚动播出的小节目叫《Hollywood One on One》，介绍一周内美国刚上映的新电影，我就是从这节目里看到了电影《福斯特对话尼克松》的介绍。说的是“水门事件”结束3年后，一直沉默的尼克松突然接受了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大卫·福斯特的采访，那是一次充满了支配、嘲讽、调侃、抗拒和侮辱的对峙。尼克松一开始特不屑：“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叫大卫·福斯特的人的采访？”助手说：“因为他出50万美元。”“真的？”前总统来劲了。二人初见面，尼克松一手握住对方的手，另一手指着对方的鼻子：“别想让我说一点儿‘水门事件’！”摄影机摆放停当，导播喊“三，二……” 尼克松突然先发问：“你果真从没背叛过你的妻子？” 福斯特卡了壳。

有趣的是，电影中扮演尼克松的老演员弗兰克·兰格拉（曾因在话剧中扮演尼克松获得2007年托尼奖）深刻领会了尼总的神韵，表情阴郁、言语低沉、气势压人，任凭那《Hollywood One on One》主持人怎么调笑（这一位也算见过世面了，记得上一次他采访的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就是纹丝儿不动，只答“是”，“不”，仿佛随时都会拂袖而去。这又是一场电影之外的对峙。

一般如若采访人与采访对象亲如一家谈笑风生的，都没什么看头，这意味着谄媚和温吞水，有时候甚至根本是假的。我有一朋友是体育记者，有一次一位中国女国际象棋手得了世界冠军，该朋友就打电话给冠军，结果冠军休息了，她妈妈接的，朋友问：“你们晚上吃的什么呀？”答：“馄饨。”“成！”电话挂了，挥笔写就一篇声情并茂的独家专访。该朋友的一句名言是：“他们会说什么呀？还不都靠我写！”

我自然还是爱看为了逼着采访对象说出点什么，经历过一番挣扎和博弈的。记录片《玛琳》呈现的就是这么一次，那是澳大利亚电影演员兼导演麦克西米伦·谢尔试图采访德国女星玛琳·黛德丽，逼迫隐瞒贫苦出身，性取向不明，号称所有关于她的报道都假的的女星坦陈事实。但那就像一场烈日下的斗牛赛，黛德丽就是一头公牛，谢尔一步步逼近，准备将这头公牛杀死。黛德丽咬定忘记了小时候住过的街道名，拒绝承认自己擅长卖弄风情，她骂了好几次脏话，言语间充满了火药味。后来谢尔开始背诵女星的妈妈最爱的一首诗，女星终于无法自制，开始啜泣，就好象斗牛场上突然出现的是一头老牛一样。

我每天都在渴望这种对峙，于是朗平辞去美国排球队主教练职务那天，我跑去采访她。毕竟，这是个在80年代被赋予了宗教意味的运动员。可她并不习惯袒露心声，当问起年幼时在体校所经历的乐趣与苦难时，她突然呵斥：“你什么杂志？为什么不问点有关健康的问题？”（这次采访源于她出任了强生公司的代言人），强生的公关也恰如其分地站出来强行打断访问。我起身离去。回程路上，突然想到晚年的伊丽莎白·泰勒也这样呵斥过来访的《名利场》记者，老女明星不想谈论过去：“我成名之前的事情过去太久了，我不记得！”那记者并没有离开，他坐在那里，后来他们聊了很多很多。我忍不住反省，是不是我太缺乏二皮脸精神了？

哈维·米尔克被枪杀了

我一姐们去英国留学的头几个月，总被这个国家太盛产同性恋所困扰，她不断抱怨：“在国内，我知道谁是同性恋，在英国，问题是我不知道谁不是呀！”这个小团体的确有独特的魅力：兼具男性包容与女性柔美，不再是沙文主义猪猡，击碎了异性为友到头来必定越过界的铁律。搞搞艺术，写写小说，都是这帮人的特长，既弥补了女性不够关注世界的弱点，又对细节足够敏锐，既哀愁又孩子气。他们可以被伍迪·艾伦打打趣：“当个同性恋不错呀，星期六的约会邀请就增加了一倍”，可是，如果非怀上主流化的野心，妄图被全然接受，往往是挫败。

30年前有个美国人就希望通过政治手段使同性恋合法化，他叫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在同性恋中的地位相当于马丁·路德·金之于黑人。最近这人的传记电影《MILK》在美国上映了，肖恩·潘主演，据说颇有获得奥斯卡垂青的面相。即使不用好莱坞润色，他本人也是个传奇。生于长岛、移民纽约的银行家，定居旧金山后突然成了一名政治狂热者，他三次竞选政府职位，最终当上了旧金山市政主任，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公职人员。他的坦率以现在眼光来看都很大胆，时常拿自己的性生活开玩笑。有一回一名清教徒指责同性恋无法生育，米尔克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可上帝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他家靠阳台的窗户上还干脆挂了一张男人屁股的大照片。那是1970年代，电视上还热中播出同性恋酒吧被捣毁，里面的人掩着脸鱼贯而出的场面，仿佛那是种道德胜利。哈维·米尔克担任公职1年后，被一名前政府公职人员枪杀。

他在位时为同性恋争取的政治权利没多少，促使加州议会通过了6号议案——取消同性恋担任教师的禁令，推进了抗爱滋病组织的建立，仅此而已。遇刺引发的心理激荡远比政治诉求多得多。哈维·米尔克的生平记忆逐渐消退了，可“哈维·米尔克被枪杀了”却茁壮地活下来，看上去后者更象个稳固的政府公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盛——他成为整个美国同性恋争取权益的祭品和精神象征。讽刺的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功臣是那个杀手。这家伙叫丹·怀特，前任市政主任，杀人的原因大约是记恨哈维·米尔克抢了官位。他枪上装满了子弹，上了膛，从地下室窗户潜入，以逃避金属探测器和保镖，先把市长给蹦了，又满大楼找到米克尔，朝他开了枪。可审判中此人的辩护律师称该人前一天吃了太多甜品，喝了太多可乐导致精神抑郁，于是由原本的有预谋谋杀罪，改判为罪名较轻的蓄意误杀罪，刑期7年8个月，后减刑为5年。后来这个案例还成了美国司法程序中一个辩护术语的来源——“甜品抗辩”。宣判后，同性恋人群的愤怒使“哈维·米尔克被枪杀了”这一心理暗示达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高峰，人群围攻了市政大楼，一边砸打市政厅和警车，一边大喊：“我们都吃了太多甜品！”

终将虎狼之年

虽然凯特·温斯莱特的银幕初登场不是《泰坦尼克号》，可她给大多数人留下印象的还是那个贵族少女罗丝。在跟杰克搞到“You jump, I jump”之前，的确是个又甜美又丰润的天生尤物，明眸皓齿，长裙摇曳，不过，如若被老爱讽刺的英国小说家毛姆碰上了，恐怕会说：“毫无疑问她是个很美很可爱的女子，可如果不当心的话，人会胖得过头。”后来凯特果然不小心使自己胖过了头，她出演了好几个一流电影（《携手人生》、《寻找永无岛》），可再次留下印象是在个二流片里——《恋爱假期》，她扮演了一个她本来就是的那种姑娘：来自偏僻的英国小镇，屁股很大，不善打扮，可人又十分善良讥诮，是个文艺女青年，特别擅长跟老作家、老编剧在一起混，对于爱情，就有点拎不清了，傻傻的，可这种傻是种不向世俗屈服的顽强天真。

凯特·温斯莱特被奥斯卡提名了5次，却一尊小金人也没得着，今年这个颁奖前的关键时段，她有了双保险（或者因为票房分流，双落败），主演了两个新片《朗读者》和《革命之路》。前一个小说原著出过中文版，翻译为《生死朗读》，还附带一张朗读版光盘，十分相得益彰，故事虽有关生死，却是个忧伤绝望的战时爱情，如果用时下门户网站的新闻标题格式来概括，那就是：花开半夏，女纳粹的姐弟畸恋（多图）。36岁的女“纳粹”汉娜不识字，却喜欢让偶遇的15岁少年为她朗读名著，他们度过了短暂的灵肉结合的假期，几十年后，汉娜因为当过集中营女看守被审判，在狱中自杀。这部少年口吻，喃喃自白的小说里，汉娜并无太多心灵描摹，她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作为少年欲望投射的目标，勾引他，抛弃他，增加他脆弱的不幸。小说一开场她就被少年和读者用眼睛扒光了：“我的目光无法离开，离不开她的颈背；离不开她的肩膀；离不开她的胸部，她的内衣与其说是遮盖着，不如说是饱孕着她这一双乳房；离不开她的屁股，当她一只脚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接着又踮在椅子上时，她的内衣就紧紧地绷在屁股上；离不开她的大腿，起先裸露着，看来苍白，等穿上长袜后就闪烁着丝一般的光。”

这汉娜一开始说让尼可·基得曼演，女明星不小心怀了孕，改成凯特·温斯莱特，随后就有人感慨，这不是为她量身定做的角色吗——肉体可口的中年女文盲。不知凯特·温斯莱特会不会有点怅然，毕竟，她曾经还是个“伍迪·爱伦女孩”呢，小眼镜导演最擅于发掘兼具丰饶肉体和神经质头脑的姑娘，虽然凯特辞演了，可被伍迪·爱伦挑上，仿佛登时就冠上了“知识分子女演员”荣誉称号。在现实中，她看上去也热爱文艺，及文艺分子，她嫁给了《美国美人》的导演山姆·门德斯。

《革命之路》正是由这位丈夫导演执导，几乎搬来了《泰坦尼克号》原班人马：凯特·温斯莱特，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有良知的富婆”凯西·贝茨。可故事也叫人颓丧，一对生活在岛上的中产阶级中年夫妇的绝望生活。这俩人演也挺适合，迪卡普里奥已经发了福，凯特倒是瘦身成功，前一阵子裸体上了《名利场》封面，很美，可这美并不是青苹果一样的青春之美，而是虎狼之年的咄咄逼人。到时候心怀《泰坦尼克号》的怀旧巨浪，前去观摩《革命之路》，却发现这对银幕璧人其实是在提醒，11年前你来看我们那是青春勃发，到而今也不过风韵犹存了。

我的新书

困困 — Sun, 07 Dec 2008 01:03:0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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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BY 苗炜

我认识困困的时候，她住在谢菲尔德，那里大概死气沉沉，了无生趣。我曾经熟知的谢菲尔德联队和谢菲尔德星期三队都早已降级，坩埚剧场举办的斯诺克大赛也没让我对这个城市有更多的了解。我能想象那里的沉静与破败，然后她从MSN上冒出来，喝多了酒，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她像一个逃兵一样，从SARS弥漫的北京城跑到英国去留学，在那边空荡荡的超市里打工，在一本本法律书上用自己的铅笔划上道道，东拼西凑的完成一篇论文，但注定将回到北京，将充满思念的回想那段在英国的岁月，并且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将它美化，对于她这样的姑娘来说，生活永远在别处。

她并不容易对一件事感兴趣，但很容易就对一件事感到厌倦。作为一个心理优越感极强，又在视觉愉悦上有瑕疵的女性，她从小就被教育，不但要自信乐观，还要像莫扎特一样聪明。在她无事生非大哭不止的童年，只要对她说，“再哭你就变傻了”，她就会抽抽答答地噤声，心里默默背诵着小九九——一一得一，一二得四，立即开始验证自己到底傻没傻。最终，还是有不少人充满怜惜的说她傻了，这个字意味着某种不向世俗屈服的、顽强的天真。她会在地上打滚，为自己要一块糖吃，到长大之后，她会用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买一个昂贵的包，一条做作的裙子，这是她所理解的“财务自由”。她有极强的生活能力，但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本能更为强大。

她企盼爱情，刻骨铭心的、能和她所有看过的爱情小说里相媲美的爱情。但那段爱情好像过早的消逝，即便她想调动起来自己全部的伤感都难以对抗她要将之消解的戏谑。她崇尚智力，能像苏珊·桑塔格那样洞悉万物，但她每次对智力的艰苦求索都会被反智的懈怠和惯常的慵懒拖住后腿。她的幽默感一半是天生的，一半是自己面对窘境磨砺而来，她嘻嘻哈哈乐天向上，她悲观厌世向隅而泣。她讨厌这些成语，任何固定的成语在她看来都是一种程式化的描述，是语言贫乏的表现，她想让自己的文字生动起来，对她来说，文字就是和这个世界的边界，是她的伪装，也是她真实的内心。

她是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跑到外面来转悠一圈，最终她会完成自己的小说。我们即将看到的文字和她本人的故事关系不大，她写的是高级八卦，是明星，这帮人构成了这个世界活色生香的真实故事。我看到了她的刻薄、嘲笑、夸张，在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她的宽厚、自嘲、卑微。她还有更好的文章，记录她自己的生活，她显然对那些东西更为珍视，想用一种让别人更加珍视的方式呈现出来。我总催促她，快点儿快点儿，因为我真害怕她缓慢下来，手里的笔就滑落，再也不愿意拾起。

只属于北方的现代探险家

困困 — Sat, 29 Nov 2008 02:10:00 GMT

采访时坐得很远，尼古拉斯·凡尼尔还是瞥见了我本子上的字，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本领，或许是长时间曝露荒野所形成的敏锐本能，本子上写着“Ernest Shackleton”(欧内斯特·沙克尔顿)。他冲到我跟前，用手指着那个名字，热切地盯住我：“你为什么要写下这个名字？欧内斯特·沙克尔顿，世界上最伟大的探险家！绝对的英雄！他是我最崇拜的人。”

原本期望见到一个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的“野蛮人”，尼古拉斯·凡尼尔却很整洁：他的发型短而利索，穿着软底鞋和牛仔裤，还有一件圣诞风味的花毛衣，胡子刮得挺干净。只有脸色更加符合他的身份，日晒形成了瘦瘠坚韧的酱黑色，明朗的眼睛总是坦率地向前凝视着。尼古拉斯·凡尼尔被誉为仍在人世的最知名的极地探险家，他在寂静的雪野里行走了近30年，还是个电影导演，《最后的猎人》就是他的作品，不那么大众，但是看过的人都被极北地区的雄壮和野性震撼。

尼古拉斯的自我定位却总在变，一开始他承认了探险家的身份，后来觉得那种乐趣太自私了，他宁愿融入自然，把自己当成一只狼，一只狗，或者一只北极熊，他说他是“自然的仰慕者”，可那值得探索的未知之地越来越少，已经发现的美景又被破坏以至消失，他不得不拾起环境保护的担子，改当“自然的保护者”。他的偶像，欧内斯特·沙克尔顿，那种古老原始的纯粹探险家，也失去了原有的意味。欧内斯特最著名的经历是1914-1916年率领“持久号”穿越南极，就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时，船被阻在了极地冰块里，就像巧克力棒中的杏仁，随后沉没了，船长欧内斯特指挥28名船员在浮冰上扎营，他们在零下50度的环境中生存了6个月，最终所有人都活着抵达陆地。最津津乐道这个故事的并不是探险爱好者，而是大公司的高层，欧内斯特成了管理学英雄，人们把他当成带领企业走出困境的启示者。也许尼古拉斯·凡尼尔也想学习偶像的管理学才能，深入极北地区的，最开始是他一人，后来加入了他的妻子、女儿、儿子，现在，他要带领一支电影摄制组或者环保团队。可尼古拉斯说，他最想领会的是乐观精神，船要沉没时，欧内斯特指挥船员扔掉了金币和圣经，留下了个人日记和班卓琴，营地里始终弥漫着诗意的气氛；他最赞许的是，既不要自诩为自然的征服者，也避免被自然征服，探险的人融入其中，活着，轻触自然，又不使它变形。

1982年，17岁的尼古拉斯和两个朋友从巴黎北站上车，一直坐到了最北端，瑞典的Kiruna，已经是北极圈边界，他们身上统共就300法郎，在雪地里徒步前进，希望见到驯鹿。后来他们见到了鹿群，每一只都有着弯曲向上的角，他们也几乎饿死。这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终于看到了鹿、大湖以及梦想多年的北方。尼古拉斯是个普通的巴黎青年，没有家族传统，没有突发事件的刺激，就是天然对北部充满热情。“小时候看地图，我就只关注顶部（北），在青少年时期，这种热情其实是一种折磨。因为实现去极北之地的梦想看起来是那么遥不可及，我身边的人们都不能理解这种热情，我也不和别人交流。我想忘掉它算了，但我做不到。闭上眼睛，我总梦到在阿拉斯加、在拉波尼亚、在加拿大坐狗拉雪橇。我想去西伯利亚和当地人一起养驯鹿。我期望能够听到狼的嘶叫。和童年伙伴们相比，我的梦想太疯狂。”

除了欧内斯特·沙克尔顿，他还迷恋着杰克•伦敦、费尼莫尔•库柏（Fenimore Cooper）、保罗-埃米利•维克托（Paul-Emile Victor），把他们的故事看了好几十遍。第二年夏天，他在码头当了一假期的临时工，攒够了钱，买了张去加拿大的机票，那里的印第安人为他做了一个独木舟，他和3个伙伴坐着它，穿越了Quebec-Labrador半岛。这次行程他用父亲的摄影机记录下来，参加了凡尔赛市举办的“探险电影节”，获得业余奖，一个电视台为他做了30秒钟的采访，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探险杂志用几百法郎的价格让他写了一个图文并茂的报道。尼古拉斯感到，他或许可以靠对北部的热情和探险经历生存，像他的偶像，像杰克·伦敦，他开始往北，在旅途中学习摄影、摄像、写作。“我的第一本书没有一个读者，但它有资格存在”。

一只头狗，后面跟着8、9只猎犬，在雪地上狂奔，雪橇前部堆满了行李，尼古拉斯攥住木杆把手，防风大衣镶一圈绒毛的帽子扣在头上，雪花在绒毛和他的眉毛、胡子上挂上了相似的冰凌，他没有甩动鞭子，而是打着呼哨，飞快地在雪野上留下委蛇的线。这是尼古拉斯的标志形象，永远出现在他的极地探险记录片中，《探险队(Caravan)》、《水的边界(Division of water)》、《大河(Rivers open)》……他把拉雪橇狗的阵队命名为“西伯利亚奥德赛”，整个种群的爷爷是Otchum，一条出色的莱卡犬，陪他走过风风雨雨，是他最忠诚的伙伴。他驾着雪橇从巴黎出发，又在莫斯科红场受到夹道欢呼，真像个淘金时代的北方英雄。

1994年，这个阵营发生了一点变化，雪橇后面多了个人——他的妻子阿兰，行李堆里也多了个人——他们18个月大的女儿。那一次一家三口骑马穿越落基山脉和育空地区，然后乘坐狗拉雪橇跨越2500公里到达阿拉斯加，全程被拍成记录片《雪的孩子（l'Enfant des neiges）》，电影中小女孩脸蛋冻得通红，总是拽着一只脏兮兮的布娃娃，她在篝火旁抱着奶瓶，睫毛上挂着雪片蹒跚跑动，这一家人就在荒野中搭建木屋生火做饭，夜晚到就近的村镇酒吧喝两杯，迎着晨曦走出酒吧，映照出两大一小的身影。从此小女孩总是出现在记录片中，她一点点长大，能在踞木头的时候帮把手，坐在雪橇上亲吻抚摩另一个更小的小孩红彤彤的脸蛋——那是她的弟弟。尼古拉斯说第一次带上女儿去北方，她正好在咿呀学语，她学会了“狗”、“狼”、“雪橇”，回到城里，全用不上，要重新学习“汽车”、“房子”、“马路”，他希望与家人分享北方的魅力，一齐感受在冰冷荒芜的环境中人像被扔进大洗衣机一样洗去了灰尘的感觉，就像原始部落家庭那样生活，就像最后的猎人。

《最后的猎人（le Dernier Trappeur）》是尼古拉斯的第一部虚构长片，它既不是故事片，也不是记录片，更像个真人秀电影。育空河畔的猎人诺曼·温特和他的印第安妻子涅芭斯卡过着几百年来不变的猎人生活，他批着带鹿角鹿皮大衣，腰上栓着猎枪，夏天就在山涧中划独木舟，冬天乘坐忠实的哈奇士犬队拉动的雪橇。诺曼·温特就是一个育空地区的猎人，他在电影中扮演他自己，只不过他的生活被浓缩化、戏剧化了。电影中忠诚的哈奇士犬就像杰克·伦敦的小说中那样，像人，那片领地任它驰骋，对路过的猥琐的獐狗群和凶猛的野兽都不屑一顾，它处处显露出堂堂正正的王者风范。猎人诺曼·温特却更像个“动物”，他生存的必需品全部取自丛林，并不贪图猎物，在动手之前会告诉身旁的猎犬他为了什么要开枪，他又是那么自然而然，就像水獭收集漂浮在河面上的树枝，狗熊撕扯一只捉到的鱼，他并不觉得对动物愧疚，一只动物可以让五只动物活下去，他也是一只动物。

也许在诺曼·温特身上发现了一丝映照，尼古拉斯特别愿意谈论这部电影，和这位猎人。他们相遇的经历也很精彩，那是又一个故事：“我和狗儿们穿越落基山脉，风暴来袭。天黑以后，风更大了。我借助头灯光，试图沿着同伴们雪地摩托的痕迹前进。雪被风从地上卷起来，感觉像在下雪。我什么都看不到了，狗儿也在眨眼，躲避着刀子一样的风。路快被吹没了，狗儿们也快找不到路了。地形也非常复杂。很少有人走过那里，我们开始有点绝望了。有两个当地人陪着我们，猎人诺曼出于冒险精神，加入了我们。我们在村子里停留时，他正在那里补充装备。我向他发出了邀请，因为觉得他熟悉道路，而且他老熊一样的脸让我喜欢，他的眼神让人信任。我们在村子里唯一一家餐馆——酒吧——五金店中相遇。他对我们很感兴趣。‘明天早上4点，在狗集合的教堂门口见’，第二天，他准时抵达。那天晚上，我们总算找到藏身之地，那是个自冷战后就从未使用过的小屋，其实也没那么好，破破烂烂，陆陆续续住在这里的狗熊们也不懂得收拾一下，天窗大开，风雪畅通无阻。温度从零下60升到零下50，却也意义不大，我们一起挤在炉子旁边，居然还成功地煮了一锅汤，开始聊天。诺曼对我讲起了他的生活，漫长的猎人年份，独自一人，或者有狗陪伴，或者有他的女人，一个印第安女人。他讲述了他和自然的沉默对话、对野生动物的爱。讲述了生活的艺术，不能将其传授给年轻人们的遗憾。讲述了人类该怎样融入环境，而不像城里人那样无知地和世界割裂开来。年轻的印第安人和白人都不会再过这样的生活，他这种人要绝迹，他的巨大财富也要绝迹。但我告诉他不会的，我要展现这里的美，从而保护这里。我要拍部电影，诺曼答应帮我。”

目前尼古拉斯正在剪辑另一部虚构长片《狼》，里面有个游牧民族少年，以驯鹿为生，早早学会了驱赶并且毫无顾忌地杀死狼，直到遇见了一条母狼和它的四狼崽，少年的信念被扰乱，他违背他的民族千年的法律，背叛了父亲和氏族，开始保护狼。年轻时，尼古拉斯想的是见到尽量多的狼，后来他做到了，他穿过了狼群分布最多的地区：“当然，真正碰到狼并不惬意，狗拉雪橇非常招狼。因为狼会觉得这些狗是来抢地盘的，看到人之后，它们不会进攻，如果只有狗，它们就不客气了。但它们会远远跟随，有时会跟上数天，与人一同进退，却始终停留在枪的射击范围之外。它们了解人类的威胁。我对此一直纳闷，因为很多狼从来没见过人。我见过很多狼，独狼、一对、一群。我见过它们吵架、斗殴、玩耍、打猎、捕鱼。我曾经接近一只带狼崽子的年轻母狼，它习惯了我每天现身。我学狼叫，它们会回应。”他说狼并不是蛮不讲理的动物，只在书上才被写得嗜血成性，就象极北地区，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它心胸广阔可以容纳万物，包括人。

尼古拉斯这次是受到法国户外品牌AIGLE来到中国，为了协助《狼》的拍摄，AIGLE为电影提供服装，以适应零下20-零60摄氏度的恶劣环境，还干脆推出了“尼古拉斯·凡尼尔远征探险系列”，探险家本人成为品牌大使。AIGLE全球总经理罗曼·戈尼尔（ Romain Guinier）说，正是尼古拉斯这种融入自然的探险态度促成了这次合作，共同传递那种“带人类重归自然”的理念。

“在这样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好探索的了。” 尼古拉斯却这样哀叹。他把自己目前的状态比作足球运动员，早晚会挂靴，结束职业生涯，但依然可以踢足球。“我只会和狗儿们一起简单出发，做点小规模的计划，我对那些已经有些厌烦了，我不想再扮演北方的英雄。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睁大眼睛旅行，被美景完全震撼。因为这些年，那些景色遭到了很多破坏。每次旅行我都发现事情变糟了，北部特别脆弱，警报响起，浮冰融化，北极熊将消失。我将生命奉献给另一件事，那就是回报自然，去保护它。”个人乐趣在减少，他不得不承担责任，这其中也许有种别样的乐趣，可毕竟，这是个沮丧的话题。还是谈谈他对北方的热情吧。尼古拉斯重新又欢快起来，他说他也试着去南方，温暖潮热的地域，比方说中非，和椑格米人一起生活，试图理解那个不太吸引他的国家。可他感觉不自在，他是“外国人”，是“游客”。“可能是因为在潮热的地方冷下来比较难吧，就像现在，我很热，却没办法让自己凉快一些”，尼古拉斯很不舒服地扭了扭腿：“我也不知道我对寒冷的适应从哪里来，可能在我出生那一刻，有个北方之神点了一下我的头，让我只属于伟大的北方。”

尼古拉斯导演的<最后的猎人>:

尼古拉斯和女儿:

论丑

困困 — Tue, 11 Nov 2008 15:23:00 GMT

丑，当然是个尴尬而可怜的话题，当一位女士斥骂丘吉尔是个酒鬼时，首相先生说：“我也许是个酒鬼，可是，女士，你丑。明天一早我就清醒了，那时候你还是丑。”一般常见的论调中，把美跟善良、和谐、平衡相联系，而丑代表了邪恶、混乱和过度，这太叫人伤心了。为啥会这样呢？哲学家分析了，丑让人感到害怕，因为它是一种针对知觉的暴力，并且只攻击高级的知觉，那就是看，丑像美一样，是一种更具精神性和理性的知觉。文艺作品也总热衷颂扬美，那些大反派，往往都有致命的视觉瑕疵，脸发绿的西方坏女巫，脸烂掉的恶魔弗雷迪·克鲁格，还有伏地魔，他甚至都没有脸！

可是，感谢《丑女贝蒂》吧，它扭转了这一论调，这个开播有两年的电视剧持之以恒地演到了第三季，贝蒂由被嘲讽的丑变成被歌颂的丑。她的头发像遭遇过雷击，眉毛也捎带着被劈了一下，脸庞浑圆，看不出脖子，还戴着红色的眼镜和蓝色的牙套，作为时尚杂志格格不入、品位可疑的女助理，第一天上班被当成个送快递的，她是掉进那盘五彩斑斓的时尚拼盘中的一颗豌豆，丑倒没见得多丑，重在没有格调。但她的内心却不因为外表而掉进丑学的窠臼，反倒越丑越美好，像个从天而降的乡村少女，一脸红晕地穿着喜庆的棉袄，内心是一处温暖的巢穴，汇集着一堆好词，诸如善良、单纯和坚强。她的服装是很有波普感的80年代风格，大都来自洛杉矶附近的OUTLET，式样虽可笑，也不乏Roberto Cavalli或者阿玛尼这样的名牌，一站出来就有股人情味扑面而来，与冰冷的所谓时尚截然不同。虽贵为时尚片，《丑女贝蒂》却罕见地赞美了“俗气”，然后这俗气又反被赞美，美版《Teen Vogue》的一编辑说：“她简直是来自民间的GEEK范儿，可以与保罗·史密斯媲美，可笑，却很独特，丑陋，但丑得雅致。”

正好艾柯刚出了新书《丑的历史》，书里说了：“寻找丑是件乐事，因为丑比美更有趣。美往往是乏味的，因为人人知道美是什么，丑却有无限的形态可能——你可以弄出个巨人、侏儒，也可以弄出个长鼻男，就像匹诺曹那样。”而《丑女贝蒂》获得了审美的认可，那是因为“一种新的美学接受了丑，没有囊括或排斥它。丑没了毒性，它被驯服了。被活埋在了一体化的美的概念下。”

可事情总在起变化，第三季的贝蒂转动着滚圆的身体，无处不在，四处耍宝，终于使人厌倦，比起那些性格更鲜明的配角，她因为过度曝光而失去了光彩。顺带着，因为成了一腕儿，贝蒂开始变美了，她瘦了一些，更懂得搭配，别忘了，她现在可是GEEK范儿。她也在颠覆丑学历史的小路上又往前窜了一窜，越美，却越不善良。据说贝蒂的扮演者America Ferrera最近很有些恃宠而骄，不仅喜爱耍大牌，还总攻击其他演员，本来林赛·罗韩客串出演，就因为Ferrera小姐不喜欢林小姐而被早早赶走，那个善良的贝蒂因此也虚伪起来，新一集里，她跟人聊起电视剧《绯闻女孩》：“那里的人都非常卑鄙。”在说这话的同时，她就挺卑鄙。对贝蒂的形象挽救工程即将展开，编剧们在让她更丑还是更美之间发生了争论，可这是个缺少满足的时代，我们追求满足的愿望强烈到把丑也变成了快感和迷狂的来源，最终丑也跟美一样变得乏味。编剧们要战胜的不是美，或者丑，而是没感觉。

邦德的裁缝是福德

困困 — Tue, 11 Nov 2008 15:18:00 GMT

作为举世公认的名牌代言人，詹姆斯·邦德的推广水平稳中有升，在新片《大破量子危机》中，他甚至一改隐晦的软广告做派，变成个大声宣布品牌名称的硬广主角：“一辆黑色的阿斯顿·马丁和两辆灰色的阿尔法·罗密欧在隧道里干上了！”一开场的追车特技快结束时，一交警拿着对讲机很逼真地说；酒吧里那个酒保则不打磕巴地报出了“邦德马提尼”的配方：3份Gmpdon琴酒，1份Smirnoff伏特加，半份Kina Lillet 开胃酒，加入冰块，再搁一片柠檬皮，要摇的不要搅的，“他都喝了6杯了”，酒保对着镜头说。这让我在看这部大制作、动作型广告片集锦时一直都坐立不安，就像碰到了一个突然打起了嗝的人，我既期待又害怕地等着下一个嗝——邦德举起了枪，很酷地说：“我的衣服是福德，汤姆·福德。”

几个星期以前，离开GUCCI后晃荡了好一阵子的汤姆·福德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独立男装品牌，还敲定了给詹姆斯·邦德制作戏服，又在米兰开了第一家旗舰店。开幕派对上供应的虽不似“邦德马提尼”那般复杂，却也是琴酒和苦艾酒勾兑的传统马提尼，音乐配了轻飘飘神经质的口哨声，再加上厚重的天鹅绒帷幕和欧式雕花大沙发，仿佛重回1960年代米高梅时期的007电影片场。汤姆·福德站在二楼，把肌肉塞在葡萄酒色的丝绸罩衣里，套了件诱人的夜礼服，手擎酒杯倚栏而眺，睥睨着脚下熙攘的人群。英国间谍那些从头到脚的赞助商，甚至有的还是追随多年的老东家了，统统被横空出世的汤姆·福德抢了风头，他的浮华，他的傲慢，他那精于表现的做派，活脱脱21世纪时尚圈里的詹姆斯·邦德。可是，毕竟呐，他是个美国人。

伊恩·弗莱明在小说原著中从来没有强调过邦德的着装，倒是不断描写他的身体，在1963年的《雷霆万钧》里，间谍坚毅而专注的眼神、又翘又厚满是欲望的嘴唇、突起的肌肉、比一般人大上一倍的手被整整写了两页。一般认为邦德的原型就是小说作者本人，那可是个曾经在英国海军情报局服过役的花花公子，凭着想象，在虚构世界里灵魂附体于那个既冷血又颇具吸引力的间谍（在现实世界，那种磁力他从来没有拥有过）。邦德的衣着品位自然可以借鉴弗莱明，据说他非常青睐英国老式手工剪裁的Savile Row礼服，那其实是伦敦的街道名，以高级定制的西服店而驰名，品位不低姿态不高，姑且认为邦德穿的就是它了。唯一一次指明道姓是在1977年的《海底城》，天儿冷了，作家给邦德套上一件BURBERRY深蓝色军装式风衣。同时期的007电影相当忠实原著，上述两个品牌都用上了，又自作主张却也恰当地让邦德穿上英国老牌定制皮鞋John Lobb（弗莱明说了，他讨厌绑带鞋，只穿短靴）。这是一正宗英国绅士，不厌礼数、矫揉造作，雪茄忽明忽暗的光亮中又飘出些浪漫气息——他多么容易动情啊，有那么多邦女郎。那时的邦德就像一张五彩的帆布，涂满了时代的颜色：对冷战隐约的恐惧，相信科技能让生活更美好，多情却似总无情，被子弹射死的几率远远高于癌症。

事情在皮尔斯·布鲁斯南扮演邦德后开始起变化，因为动作戏太多，动不动就被穿烂掉，昂贵而费时的手工定制Savile Row礼服被脱下，改成批量生产稍微便宜点儿的意大利品牌BRIONI，鞋子也退而求其次，换上了也生产成品皮鞋的Church’s，这些当然也不差，都是高档货，但邦德的英国血统不再纯粹，他还制式化了。等到丹尼尔·克雷格这一版，代言人邦德终于穿上了高调的汤姆·福德，这是时代的明证，高级定制的好时辰一去不返，名牌与明星设计师的光芒遮蔽了一切。奇怪的是，衣着高调的现任邦德行事却十分谨慎，我是指在与邦女郎相处这件事上，有一美国博客就发出疑问：“邦德怎么变软蛋了？”《大破量子危机》里他不再象赶苍蝇一样打发走聚集在身边的姑娘，跟一号邦女郎匆匆一吻各奔东西，当然也有二号邦女郎，却不过是段可忽略不计的露水姻缘，他沉默寡言提着枪，倜傥风采不再。这也许又是时代吧，悲怆的、困惑的、充斥着仇恨的时代，马特·达蒙《谍影重重》式的冷血英雄最为应景，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内心，黑暗、孤独、忠诚。詹姆斯·邦德心里就总放不下那个叫维斯帕的姑娘。不过，在小说原著里，“维斯帕”其实是那个“要摇的不要搅的”马提尼的名字。

"深海之王"家族

困困 — Tue, 21 Oct 2008 15:23:00 GMT

(贾克斯·伊夫·古斯塔是这电影的原型人物)

瑟琳·古斯塔（Céline Cousteau）的皮肤不算好，因为长时间航海与潜水，脸上带着风吹日晒的光泽，散布着一些小斑点和细纹；然而她的脸孔极细致，骨骼小巧，双眼的颜色就像海水，这传自她的父亲；还有一头蓬松的齐肩栗子色长发，跟她的母亲很相象；她身形玲珑精神愉快，活象一只瞪羚。她特意强调，她的性格还是跟祖父如出一辙：“我们都是双子座，非常活泼好动。我从来没见过祖父坐着，他总是站在那儿、来回溜达、或者跳进海里。我是所有孩子中最顽皮的一个，妈妈带我和哥哥去参加家庭聚会，放个枕头在浴缸里哥哥就能睡着，我却东跑西颠钻进人缝，跟人大声聊天，咭哩呱啦。”说到这儿，她好象又变回那个小皮姑娘，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

瑟琳·古斯塔是“国际海洋未来保护组织”的代言人、探险家、电影工作者、摄影师、环保分子、瑞士化妆品La Prairie的新晋代言人……。她也是法国海洋探险家族“古斯塔家族”血脉中唯一留存的女性。家族的使命由贾克斯·伊夫·古斯塔（Jacques Yves Cousteau）开启，他的外号包括“地球船长”、“深海之王”和“20世纪最知名的法国人”。瑟琳·古斯塔是他的孙女。

在瑟琳·古斯塔的描述中，祖父的形象非常模糊，她几乎在美国长大，并不跟祖父一家住在一起，只在圣诞节时团聚，“祖父非常慈祥，总是静静听我讲话”，如此而已。但在1960-1980年代的西方世界，贾克斯·伊夫·古斯塔有一幅家喻户晓的形象：叼一只大烟斗，戴着他那顶红色小圆帽，有一个憔悴的侧影。他的名号也非常之多：航海家、探险家、发明家、畅销书作者、热门电影及电视节目制作人及永恒的主角……所获荣誉更不计其数，包括：联合国国际环境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美国自由勋章、美国国家科学院奖、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终身成就奖、戛纳和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和40多个艾美奖提名。这也是贾克斯最受质疑的地方，不过自学成材，喜欢游泳，会潜水，哪一个领域的专家都不是，凭什么得这么多奖？不论吹毛求疵的栅栏围上多少层，都不能诋毁他那象旗云一样飘荡的一项成就：发明了携带方便的水肺潜水设备，在这之前，人类与海底世界的联系仅仅是潜水钟和深憋一口气，在这之后，就像贾克斯形容的那样，人类“可以在水里飞”。

最开始他的确想当飞行员来着，1933年21岁的贾克斯已经被飞行学校录取，就在马上要考取飞行证书的前一星期，他开车摔断了胳膊，医生打算锯掉那只断臂，他请求保留下来并决意用游泳帮助恢复。飞行证书是考不成了，他却发现了命运与海洋的联系。17年后，在畅销书《寂静世界》里他写：“青苔覆盖着礁石，仿若丝绸的棕色海藻丛林和不知名的鱼类就在这水晶般的水中游动。有时候明白命运的转变是很幸运的，打点人生，去芜存精，一头扎进这永恒的轮回。我明白这一点就是在那个夏天，我在海中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1943年，贾克斯与同伴带着自制的“肺”在法国地中海海域开始了第一次深海潜水。那是由可调节真空罐装着的两罐氧气，外带一个封闭面罩，配有一只话筒和口含软管。贾克斯首先跳下去，他下潜了60英尺，在海中翻转、跳跃、大笑，因为话筒的原因那笑声被扭曲得好象唐老鸭。这正是水肺潜水装备的雏形，时至今日也没有什么新的技术突破。此后几个月里贾克斯和同伴不断潜水500多次，互相挑战创造新记录，后来是一个叫大仲马的人赢了，210英尺，当时的世界记录。由于在封闭面罩内呼吸，氮气逐渐聚集容易使潜水者中毒，那是种血压上升、心跳加速的感觉，象磕药，同伴们中有的对此感到惊慌，惟独贾克斯，他享受这种幻觉，每当觉得有点醉醺醺，他会摘掉面具，与游过的小鱼分享一口氧气，他管这叫“深海狂喜”。这段逸闻像极了1988年吕克·贝松的电影《碧海蓝天》，不断痴狂的纵身跳入，比赛下潜的深度，在海底产生幻觉，看到美人鱼。电影中那个隐没于水中再也没上来的小伙子，恰好也叫贾克斯。

靠卖水肺潜水装备他赚了一大笔钱，这个新发明不仅使普通人也可以轻易潜水，还帮助法国政府在海港打捞过德国鱼雷，在非洲国家突尼打捞出2000多年前的罗马沉船。他又买了一艘扫雷舰，命名为“海神号”（Calypso），在全球航海、潜水、用尼龙绳栓住摄影机拍摄那从未被人类所熟知的水底世界。1950年他的第一部海底世界记录片《寂静世界》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记录片奖，现在再看不过是一部稍显乏味的水下风光片，但却是缤纷的小鱼、水藻、珊瑚礁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获奖时贾克斯还有点不高兴：“我拍摄的不是记录片，而是探险片。”

很快他发现供养“海神号”入不敷出，这是一艘长66英尺的神勇战舰，开起来如风驰电掣，每天得花8000美元。最初倚靠法国政府与大石油公司的资助，贾克斯发现了更有效持久的财务来源——将“海神号”打造成一艘自力更生的媒体明星，它正是一艘上演着人类现代探险传奇的“巡游演戏船”。甲板上除了站着“地球船长”贾克斯，还有世界上第一名女深海潜水员、他的妻子西蒙妮（Simone），稍显木讷的大儿子让-迈克·古斯塔(Jean-Michel Cousteau)，活泼好动与父亲更加亲近的小儿子菲利浦·古斯塔（Philippe Cousteau），这是一个完美的探险之家组合，他们频频向码头上欢呼送行的人群挥手，启航远征那未知的大洋和无尽的海底世界。“海神号”总带回叫人大吃一惊的故事：友善的食人族部落、生命起源于此的庞大珊瑚礁丛林、会发出声波的海豚……古斯塔家族将探险与潜水经历拍摄成了500多部记录片、播放时间长达十几年的电视节目以及数本畅销书。那里面，“地球船长”贾克斯是永恒的主角，“海神号”则是最激动人心的符号，他们的名声并行增长，在热门科幻电视剧《STAR TREK》中，那艘著名的宇宙渡船就以“海神号”命名，贾克斯则被《辛普森》小涮一把：巴特叼着一吸管躺浴缸里，说：“请叫我巴特·辛普斯塔。”

一度船长比较狂妄，他为了证明人类可以在水下生存，建了三个科研队，在红海接受受压训练，并比赛哪个队伍在海底生存时间长。有一支5人队伍在海下35英尺处生存了1个月，住在特制的“海星房”中，里面配备窗户、空调、全天然鱼缸、厨具，以及充足供应的白兰地和香槟（可惜的是，因为水压香槟都没有泡）。贾克斯的论调遭到许多科学家的批评，也有做假的质疑，但他强调“那里是真的，就象家一样温暖”，依此拍摄的记录片《没有阳光的世界》获得了1964年奥斯卡奖。

面对面见到海底神奇世界的同时，他也见到了人类的介入与破坏，196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地谈论环保，1974年成立了全家参与其中的环保组织“古斯塔基金会”（Cousteau Society），基金会第一次唤起了人类对海洋的保护意识，促成多国海洋保护协议的签署，并首次用通俗易懂的手法展示海洋科研成果，贾克斯也是个核武器实验的反对者，传闻说在法国总统戴高乐做出有关核武器决策时，受到贾克斯激烈抨击。这也是他获得诸多荣誉的来源，他说：“请别叫我生态学家，我是人类学家。”他认为人类本身就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

家族命运的转折发生了1979年，深受贾克斯喜爱的小儿子菲利普在一次水上飞行事故中丧生，马上70岁的老船长不得不将掌舵的位置转给大儿子让-迈克。他长得一点都不像父亲，没有那种小巧简洁的轮廓，而是张圆脸，张满大胡子，总被晒得通红，好象个希腊人，他已经在美国拿到了建筑学学位，性格沉稳，做派更似美国人。后来有人形容这位继承人领导家族事业的风格：“他对海洋的热情，模仿胜过本能，他缺乏父亲那种澎湃的激情与诗意，他象是因为不得不服从命令而接手下来，他更像个商人。”他正是瑟琳·古斯塔的父亲。

1988年，瑟琳还是纽约一家私立学校的高中生，有一个男朋友，还兼着一份职，《华盛顿邮报》上刊出了她的父亲和祖父在地中海的一次航海潜水，这是二人平生最后一次合作。贾克斯驾驶“海神号”驶在前面，让-迈克的“金牛宫”（Alcyone）跟在后面。父子二人通过卫星电话商讨潜水点，让-迈克始终快速而轻快地回答：“好的，听你的”，“你是船长，我是副手”，“你永远是老大”……这种习惯成自然的服从只在两艘船开始比赛时才有所缓解，“金牛宫”加大马力超了过去，让-迈克兴奋地大喊：“‘海神号’，使出点威风瞧瞧！”他们在一个小岛上汇合，让-迈克的所有建议统统被贾克斯否决，他要拍摄一只海龟，可是为什么不早点准备好摄影机？他想要在这里潜水，这里有什么呢？难道你忘记了我们为什么来到这儿？看上去，不论儿子做什么事情，在老船长眼里都不大对。此时让-迈克已经全权掌管“古斯塔基金会”，但父亲仍旧在，又不在。傍晚时分，全家在“海神号”上集合，让-迈克的妻子，有一头栗色长发的柔顺女性安妮-玛瑞（Anne-Marie）站在船梢，她望着逐渐暗下去的地平线，海风仍在吼叫，举起大浪，满月初升，她哭了起来。这位酷爱探险的女摄影师感到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压力，她说：“你不能既拯救世界又要顾全家庭。一切都将停滞或者衰落。那就将发生在明天。”一会儿家庭晚宴开始了，船上飘荡起法国歌手伊迪丝的歌声：“快点抱住我，紧紧抱住我……”老船长的妻子西蒙妮在一旁发出了一声长叹。

1990年，西蒙妮去世。1992年，贾克斯发起诉讼，禁止儿子让-迈克使用“古斯塔”家族字样，“古斯塔基金会”交由他的第二任妻子掌管。随后让-迈克成立了环保组织“海洋未来保护组织”。1997年，87岁的贾克斯去世。

作为让-迈克的这一支，瑟琳·古斯塔从2004年才出任“海洋未来保护组织”的代言人和国际协调员。她的职责非常模糊，出任欧洲发展环境保护项目大使，在集会上就环保问题发言，又要潜入水中充当记录片解说员，或者后勤员。这一次她被父亲派出担任化妆品La Prairie全新“海洋精华修护面霜”的代言人。此前这个瑞士品牌从没使用过任何一个产品代言人，当总裁林恩·弗洛瑞（Lynne Florio）在开曼群岛偶遇让-迈克后，他们发现了一些共同之处：海洋元素是La Prairie新产品的卖点，让-迈克则相信海洋保护与商业并行不悖。他的确与父亲共享环保理念，但是老头并不能赞赏要将理想化的环保组织商业化，他坚信“不存在天生野蛮人，那些文明社会的道具诸如酒、快餐，才是‘野蛮’。”让-迈克大概永远也理解不了这诡吊的逻辑，但在打破自然与社会禁忌不再被奉为先驱，环保事业已走出纯粹的理想国变得复杂又普遍的当下，他那一套也许更行得通。

说话手舞足蹈的瑟琳·古斯塔更多继承了祖父的长相，继承了老船长感性又富有诗意的性情。她不愿讲什么口号，更爱分享颇具趣味的小事。诸如童年听过惊悚的故事：“妈妈在亚马逊探险时受到当地土著的‘款待’，一盘水果，剥开果肉，吃里面肥硕的肉虫。”哥哥的小发明：“在和我在拍摄纪录片《鲨鱼：魔鬼的记忆》时，哥哥设计了一套外表看来、并且游起来都很像鲨鱼的潜水艇，这让鲨鱼极度困惑，它们可不像电影《Jaws》里演的是凶残狡诈的杀手，它们又蠢又可爱。”海底的母爱场景：“有一次我自由潜水到大约30尺深的地方，看到一头母鲸正和她的幼鲸贴在一起，幼鲸比成年鲸更频繁的需要到水面上来呼吸氧气，母鲸温柔而巧妙的帮助她的幼鲸，那可真的是非常美妙的画面。”她身上没有一点点家族纷争的阴影，她用雀跃而怀恋的口气回忆了第一次潜水，那年她9岁，被祖父带领，老船长扔过来一套装备，说：“这是你的氧气瓶，这是你的潜水面罩，用嘴呼吸。”就这样讲了5分钟，她就跳下水，既没有害怕也不感到惊喜，因为她眼前有太多美丽的小鱼和五彩珊瑚，只顾瞪着眼睛看了。她说：“我从来没觉得那是件特别的事，轮到了我而已，因为当我在这个家族出世时，我就自然地坚信我生来就有腮。”

崔健

困困 — Sat, 18 Oct 2008 02:55:00 GMT

年初那个阴冷的“时代的晚上”，我被一个中年人带着去了崔健的演唱会，不只我一个，他还带了一群年轻人，大家都戴着白口罩，向《护士姐姐》致敬。他说20年前听崔健，现场坐的都是战友，现在就像一种传承。崔健喊：“有60后吗？”他和大半个场子呼啦一下站起来：“有——”，他们就那样站着，挥舞双手一同高唱“没听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唱“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唱“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唱“是不是我越软弱就越像你的情人”……我就在这种怀旧的狂热中听到了《蓝色骨头》，是2005年崔健最新的一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里的一首，因为太新了，它显然没有让老歌迷疯狂。可这是我用自己的耳朵听到的崔健：没有太多口号式的歌词，而是娓娓道来；不过分声嘶力竭却依然连筋带骨。

作为被传承的一代，强行塞到我手里的崔健总是面目模糊：因为他是中国的“摇滚乐教父”我就必须肃然起敬；因为对他歌词隐喻的太多分析，我忘记了静静聆听；因为奉他为偶像的那群人懦弱地退守于自己的内心，我疑惑，你们的偶像，他又怎么样了？

我对崔健说，见到你主要想解决一个疑惑：中年人到底还有什么可能性？我认识一批中年人，听着你的歌长大，也曾像歌里唱的那样“想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现在他们不仅长大，还变老了，颓废了，颓废得缄默不语，颓废得挺痛苦。崔健一听就乐了：“别相信他们，他们骗你呢，他们一点都不痛苦，他们是受益者，肯定都买了房子，买了股票吧。当然，如果他们是文艺工作者，生活的状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说出了什么，发出什么声音，如果得到一点好处，就不会批评了，那这些人的举动不值一提。《蓝色骨头》里写的‘只有淋漓尽致，才有美好的空虚’，把灵魂的，诚实的东西表现出来，才有成就感，这就是淋漓尽致，之后那美好的空虚，才是幸福。”

崔健1986 年第一次登台，1989年《一无所有》又得到官方认可，获得由《人民日报》评选的“新时期十大金曲奖”。如此看来他是打了主流的标签，但崔健无疑让保守势力恼火，他所诞生的土壤也是“精英”化的。一直追随崔健的音乐策划人梁子回忆了1986年北大文艺群体一次特殊的融合。那一年，北京大学表面上通过一个文学艺术节，将芒克、顾城、北岛等诗人纷纷联结此处，与此同时，更为广阔的是，中国音乐圈、文学圈、美术界的文艺脉络也在这里互相打通、交融、汇总。崔健表演便是在一群诗人的追捧之下，迈进当年这个文化精英的领域，尽管后来他的音乐走出单纯的现场演唱形式，进入到印刷品的复制领域又获得了大众的追捧，但他的《一无所有》并不是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商业音符，而是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

就是那时候一群青年心里住进了一个塞林格，不羁叛逆又充满激情。后来也有很多人忧伤地谈起这个塞林格，也就是说，他还在，可惜那个青年没了，他们被时代打磨得光滑柔软、脆弱无力，无奈多过反抗，忧伤取代了愤怒。就在这个过分悲伤与过分欢乐的年份，他们选择将个人的国度缩小，退守在那里，无法欲求幸福、权力、知识、或某些特定的东西，便选择避免失败和枉费，来面对这一情境。

崔健的塞林格却从来没有变，他一直被更坚硬的东西掩护着，依然会时常探出头来竖起中指，喊一句“他妈的！”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没意见？我怎么会没意见？”他把抱怨当成社会的预警系统，是对社会承担责任。是的，他还写过一首《最后的抱怨》，有人说那是崔健80年代反叛精神的一首挽歌，他说：不对！“抱怨和行动只有一步之遥，谈论抱怨，就是在行动。”他不容忍一切不正确、不公正、不透明，不仅要用歌词作为时代的证词，还要在良知的指引下说出对历史的看法。按照知识分子的分类，崔健这叫“积极自由”，可他无意被这样划分，甚至瞧不上什么流派什么主义，对他来说，这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一件跟他的性情、个性和塑造这一个性的因素有关的事情，这个性正是由他的音乐所塑造。有人说衰老，就是不断在失去一些东西，起先是青春，后来是健康，之后钱也越花越少，最后所有爱的人也纷纷离去，崔健却紧紧攥住了他的音乐，以及附着其上的自省与批判。

我问他，你有中年危机吗？他不屑一顾：“就是一种体能变化带来的心态改变。身体不好就老觉得是个弱者，时间长了，就自卑、暴躁，对已有的东西产生怀疑。不是什么单纯的心理反应，也没必要当个事儿去说。”他还嘟嘟囔囔的：“我有好多朋友根本没有中年危机，什么呀？不知道。”就像歌里唱的“我一周三次跑步加上一次游泳，在运动中想事儿是越想越起劲儿”，47岁的崔健连唱两个小时现场不带累的，他说好多年轻人还没做出什么音乐呢，先把自己弄得倍颓废，身体先垮了。当然不能说他被当成中国摇滚乐的一面旗帜是因为身体好，但90年代那批怀着“弑父冲动”和“反权威情结”的后辈确实没有把他打倒，那时以外省乐队为主导的地下摇滚群体发声，对崔健质疑越来越多，当时《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也受到前所未有的不理解。今天崔健依然站在那里，地位不可撼动，或多或少与后辈的贫瘠有关，他也许赶上了一次潮汐，河水与海水交汇到一起，而下一次的潮汐，至今都没有来。

他的确可以被当成 “父辈的旗帜”了。身上带着过去的痕迹，还象以往那样呐喊奔跑，但在时光的洪流中发生了某种变化，有一些人被体制打倒了，有一些又被甜蜜的赞美俘虏，之后商业潮水席卷了最后一拨，崔健还带着他一如往日的爆发力奋勇向前，他可不要被风格化、抽象化了嘛。可他还是个与众不同一点的、坚硬的中年人。远远望着，或在电视中瞥见，他的脸应该象他的嗓音一样粗砺，可能象块砖头吧？可坐在我对面的崔健皮肤细致得看不到一颗毛孔，也有岁月的划刻与松弛的迹象，但由于白皙，五官弱化到象被PS过。他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白底红五星帽，一直没摘，我也就没见到坊间唏嘘感叹的稀疏的头顶，钻出帽子的一缕鬓角和下巴的短须都有零星的白，也无意增添他的刚硬，这是个看上去毫无攻击性的人，甚至有点孩子似的不经事的纯洁特质。实际上他也十分温和，对周围所有真实的人或事物都彬彬有礼，只在走进飘着流行小调的咖啡馆时稍微皱了下眉头：“到处都是靡靡之音，能关一会吗？”他没有喝什么与人们想象相符合的刺激性饮品，他要了杯柠檬茶，温的。

问：你那些歌词是怎么写出来的？

答：音乐就像一个感官，打开以后，自己就出来了。我的歌词都是在音乐背景下写出来的，先有曲再有词。我以前的歌词比较抽象，比如《红旗下的蛋》、《飞了》，歌词讲的是“行走”。我现在也很喜欢那种风格，但是这个个阶段要寻求变化，浪漫与现实，就像左右脚一样，不能总蹦一个脚，浪漫的东西能带来很多想象，情感的表达覆盖面更大，因为大家都有浪漫的感动，很容易喜欢自己。浪漫就像一面镜子，照到了自己，现实却是个丑恶的东西，让你不忍心盯着看。我现在更偏向现实。《蓝色骨头》总体来说还是个浪漫的歌，很浪漫的旋律，加上现实的对白。

问：这种对现实的偏重跟年龄增长有关吗？

答：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年龄增长，不要把年龄增长看成市场的弊端，不能说过了青春期就没有号召力了。可现在很遗憾，市场就停在青春期的年龄段上。我觉得音乐市场应该分成两部分，就象电影分级一样，那种娱乐圈的，不能算是音乐或者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破坏了音乐的本质。音乐应该是非常正经、严肃和公共的一件事。在国外，年轻人市场也有很大的严肃性，只有亚洲，年轻人必须是年轻人似的，成为各大唱片公司的主要包装对象，拒绝严肃。可能是文化的特点，在东南亚，韩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市场就认那些浅薄的、跳跃的东西。其实严肃不是年纪大的人的事，应该是年轻人的事，五四运动，不都是大胆激进的年轻人？

当然从学校一毕业，大部分人都会被现实冲击一下。最重要的是生活，脱离家里对他的保护，这对年轻人来说压力最大，必须考虑现实，钱，工作，机会，这些东西最现实。有些人看了太多的西方的东西，觉得是时尚，从模仿中产生了惯性，有了不实际的理想色彩，现实跟理想冲突，变得愤世嫉俗，有可能去嫉妒比他们生活好的人。真正理性的年轻人应该看到社会的不公平，这才是让他们愤怒的根源，或者是理想与现实的不平衡点，曾有的理想被现实凌驾，感到不满。我觉得音乐带来的真正的滋养，是在一个人人格最弱的时候支持他们，在不喜欢自己的时候，在马上就要失去自我，面对压力就要失去控制的时候，拉了一把。好的艺术都是这样。

有的人总沉浸在假象中，从来没觉得不喜欢自己，以为永远喜欢自己是潇洒，永远生活中阳光中，实际是骗自己，是躲避一种苦难。觉个简单的例子，公民的意识，有多少年轻人有？年轻人都是被惯养的，很多人到了30岁，还在说，妈妈让我成家立业如何如何。公民意识是什么意识，要有责任，18岁了，我就可以给社会提意见了，社会培养出来了，不但要返还劳动，还要返还意见。人家18岁风风火火上街游行去了，中国年轻人只能在这里选超女、快男，公民意识他们没有。这种是东方文化长期带来的自我人格贬低。

问：可现在万事都戏谑，一切都快速消费，你还讲严肃，不孤独吗？

答：孤独肯定没有了，我做音乐很快乐。所谓孤独是个性所在，我所追求的就是个性。追求孤独，这话说得有点太高调了，追求个性还是有的。一旦把个性找到后，自然共性差一些。恰恰我们的文化，所谓的，不知道是不是儒家文化，还是我们血液里流着的一种东西，让我们觉得个性有点丑陋。

问：正好改革开放30年，你觉得改革开放对摇滚乐带来了什么？

答：文化产业的开放都是被动开放，是商业开放的附属品。中国的文化开放没什么理想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反理想的。经济开放带来文化开放，某中程度上有倒退的嫌疑，由群体的政治意识变成一种群体的包装意识、商业意识。等于左边扇一嘴巴，右边扇一嘴巴，人性和人格还是独立不起来。

在人性开放的地方有很好的经济发展，在这点上不得不接受，可在主观意识上，没有开放文化的主动性。最开始觉得从审美上就不好看，个性过于张扬，用古代很多学术的陈词滥调就能给扼杀在摇篮中了。东方的经济发展过快，用半个实际走了别人三百年的历史，觉得没必要去搞人格建设，一切富有都可以遮丑。这也是亚洲商业最发达地区的通病，对人格发展零贡献，对人类文化的发展零贡献，全是获取。

问：我记得你好象说过中国还没有真正商业化？

答：真正的商业是人权化的，公开的，公平的。实际上是对权利的保护，我们争的权利是商业回报的权利。公平的商业与艺术不对立。真正的商业不是包装化的，包装是牺牲个性来获取共性，来迎合市场，造成一个团队的获利，甚至是一个行业的集体欺骗行为。一个人，没什么艺术力量，大家把他包装出来，挣了钱大家把这块饼分掉，唱片业就是这样。摇滚乐的抱怨必须被法制化保护和接受，什么时候抱怨成了时髦，提意见成了时髦，中国的文化才能进入到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平面的，就象国画一样，就是一种表面上的认知，一点都没有立体的延伸思维和联想。

问：你认为的80年代精神是什么？

答：我们这么大的人，青春期是在共产主义教育下过的，突然发现我们的怀疑被证明了。现在这么说有点丢面子，可我们一无是处。我们没有受到良好的培训，我们的学习都是零价值，甚至副价值，也许资本主义，那些曾经被我们批判的东西，其实都有可取之处。当时特别想出国，那时候出国潮，就是要亲自证明一下是不是这样。改革开放，确实证明了我们的怀疑，生活水平高，科技水平高，消费文化都不是罪恶，当然到了现在还成贡献了。这都是我们以前批判的。从怀疑自己的价值观念，到价值观念重新树立，之后认识到，个人价值的成功不是商业的成功，而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幸福感。也许现在年轻人认为这个东西过时了，其实是拿钱也买不到的一种幸福。我们那时候想就是用100万也要买一次说实话的机会，可是现在，说一次谎话换一个别墅住，大家一看还是说句谎话吧，慢慢就说了好多谎话。消费文化不是坏事，是个进步。就如同左脚迈太大，稍微迈点右脚，身体平衡多了。现在左脚不动了，全在动右脚，又不平衡了。我说的左脚当然不是红色的、公产主义的东西，而是指严肃的东西。你能不能稍微有一点公民意识，能不能对这个社会负点责。

问：90年代消费文化就更司空见惯了，你受的困惑是不是更大呢？

答：那时候这冲击所有人都有，所有艺术家都面临着，所有艺术家都在重新界定理想价值和现实价值，很多人的作品都充斥着这种动荡。现在市场操纵所有的趋势，把最初的理想早就给固定了，那种动荡就没有了，大家都求个安全。那时候我的基本感受都来自音乐，我的歌节奏性很强，既有很强的娱乐感，还敢于面对现实。可现在再做这种音乐，觉得没有新鲜感，HIPHOP泛滥，节奏音乐多如牛毛，我需要找另一种方式来表达，音乐是不光是为了激情，为了受感动，还要有灵魂的安抚。很多人诅咒摇滚乐死亡，不但没有死，现在又回来了。我说摇滚乐永远不会死，不会象其他流行音乐那么快餐，就是因为它表现的丰富性是任何其他音乐不可替代的，温情，节奏，力量，娱乐，政治性，都有。

问：今年这个过分悲伤由于过分欢乐的年份，你的触动是什么？

答：就象有时候人爱说脏话一样，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脏话，语言肯定很没趣儿。语言表达不了的，就用脏话，这是人的正常情绪反应，你看电影的时候说不定还专挑脏话来看呢，如果没有脏话，就会觉得太不男性化。我就在想，美到底在那里，到底在于真实，还是在于大同化？后来我发现，我们所有的教育说，美就在和谐上。实际上这是滋阴不补阳的，女性这样很可爱，中国文化就是个大阴，我们一直对西洋的强硬文化采取暧态度，有恨、有爱、有需要，就象个女性一样。

让每个人都可以表达看法，这个是最该尊重的。社会没有了抱怨，人们就看不到真相。为什么需要艺术家，艺术家就勇敢诚实地说出社会的问题，就象人检查身体一样，就是为了提前知道病症爆发的期限，在爆发之前根除掉，艺术家失去了这种功能后，要艺术家干吗呀。就成娱乐了

哇,女超人

困困 — Sat, 11 Oct 2008 04:45:00 GMT

1942年8月的一天，有个美国男作家沮丧地写下一段话：“战争的消息已经把我打跨了。我刚去探望了一个死了丈夫的朋友，又在街边儿上买了一份报纸，头条上写：‘醒醒！美国’，每一份报纸都是类似的标题，提醒我这个国家在崩溃的边缘，我们必须醒来，或者，谁知道呢。我尽可能让自己进入战备状态：不逃税，买战争邮票，对被纳入演习体系不抱怨，戒了糖，不玩跑车，还找出非常难看的衣服穿上以显得很爱国……可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就是，每个人都盯着一个叫《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的漫画书看，那上面画着个一人足以抵挡千万纳粹的女人，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被我们保护的女性，现在正在保护我们。”

这就是《神力女超人》诞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成年男性对它的反应（幼年男性就很不一样，比方说这位作家的儿子，特兴奋地问：她到底是一下子了干掉了日本兵，还是一一击溃？）。那时候一些男性超级英雄鼻祖都已经诞生了：超人、蝙蝠侠、绿灯侠、闪电侠、鹰人……可这群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仍旧不能挽回战争带来的消沉，女性就被拉来披挂上阵。“神力女超人”叫黛安娜，是个亚马逊公主，平时她靠当浪漫小说编辑、模特、二流女演员做身份伪装，一到关键时刻，就套上美国国旗剪裁的紧身衣，把胸挤得很大，立时就有了神力：光腿跑比火车还快，如果坐上她的隐形飞机就能赛过声速，她力大无穷且百毒不侵，还戴一对绝妙的手镯，可以像千手观音一样抵挡千万发的子弹。漫画书里的第一句说她：“比爱神阿芙罗狄蒂还美丽，比大力士海格力斯还强壮。”

都说战争是人性最泯灭的时期，也是超级英雄漫画最辉煌的时期，他们浑身的武工总算有了倾泻的对象。可现在超级英雄的繁茂更胜以往，对手也不再是纳粹、前苏联、恐怖分子、黑社会帮派诸如此类……都无所谓的，它们唯一的对手是：观众。看完《黑暗骑士》，夏天将尽，也可以做个小结了，这一年超级英雄片层出不穷、情节雷同到叫人厌倦，他们总也不死，曾经超人往生过一次，可他又神奇复活了，而蝙蝠侠竟然都拍到了第六部。为了战胜越来越难讨好、审美越发疲劳的观众，英雄名单上开始增加新鲜的成员：人格分裂的坏英雄，同性恋英雄，黑人英雄……，然后终于，轮到了女英雄。曾经在1967年被拍成过电视剧的《神力女超人》，马上又要变成电影，也许有点陌生，但也有人记得她，豆瓣上就有在深情地回忆她的神力手镯，仿佛谈论的是个时尚人物。

也不是没见过女英雄，早年间的“猫女”算一个，可惜她在电影历史中留下唯一的遗产是：奠定了哈里·贝瑞是烂片女王的基础。乌玛·瑟曼则在2006年化身为复仇的“女超人”，她穿着蹩脚紧身衣，施展功力叫男人出丑，可惜，她看上去非常小心眼，就像个笑话。也许这就是电影避着女英雄的原因——男英雄胸怀普世价值观拯救的是世界，女英雄却总是小肚鸡肠跟男人绕不清。曾经有些男艺术家谈论过他们想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比如马多克斯·福特：“男人智慧的范畴和富于想象力的头脑会构建一座宏伟的大厦，这座大厦明显地需要内在结构之外的其他许多支撑，可男人总想当然地认为可以不倚赖这些支撑。”他们措辞不同，意思相当：透着一股子因为得到太多而生的优越的厌倦感，摆出不耐烦的姿态，你们丫太招人烦了，我不跟你们玩了，我造一个小世界自己玩去，那个世界里就是有人，那也是我，唯有我，我要对付的是整个小世界。女性却全然不同，麦卡勒斯也说过要创造一个全新的内心世界：“一个认真的，奇异的，完全为他单独拥有的世界。”杜拉斯的说法比较神叨：“我不再爱您时，我就什么都不爱了；什么都不爱，您除外。”看上去，女人不管把自己怎么封锁起来，总在小生境里给男人留个位置。当然，我一点都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看上去，神力女超人算是相当完美的女英雄：她独立，富有力量，且对外界有兴趣并具备普世价值观，她还从来没跟男人使过小性儿。但在她的创始人的嘴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威廉·穆坦·马斯顿（William Moulton Marston）在1940年代解释神力女超人为什么要穿成那样：“她必须体现女性的柔美与顺从，这也是女性的吸引力所在，甚至是和平唯一的希望：由女性来教会人们来享受顺从和被束缚。”有个叫琳达·诺克林的当代女权主义作家就论述过这种对女性顺从的强制要求：“女性如果拒绝父权体系的权威，往往会被指责为假正经或天真无知，从而削弱她的抵抗力。聪敏、解放和附属品都已被心照不宣地等同于男性的需求；而女性的压迫、愤怒、否定等天生即有的意识却受到公然的质疑，并因为必须去请求、去告知、去让对方理解，而且必须以狡黠的手法为之——当然是在男性定义的方法之内——而使力量大为损耗。女性必须顺从，其内心必须与父权秩序一致。”

还是说回到开头那个男作家吧。他感到《神力女超人》的风行威胁到男性的地位，贬损了男性的力量，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很不凑巧，那是一位女医生。她训导他说：“不仅是孩子，任何年龄的人都需要个母性的人物，也许会不甘受她控制，离了她却又感到不安。”男作家只好茬开话题：“你说说看，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女心理医生答：“等到女性掌控了世界的那一天。”

个别碟店已开门

困困 — Wed, 24 Sep 2008 02:31:00 GMT

美国美人

42岁，为一家媒体工作了14年，有一个抖擞的妻子，喜欢年轻的姑娘……2000年我看《美国美人》时，一定认为主角不是我，我想当然地灵魂附体于年轻姑娘，愤怒忧郁的小女儿我都瞧不上，当然得是漂亮风骚的那个啦！可这一次再看我觉得他演的也是我。某一天从懵懂中惊醒，反省过去行尸走肉的生活，又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最近我零星看点哲学书，忍不住要现学现卖一下：有个叫费希特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哲学家，他说，这人呐，如果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叮”地一声打开了窍，是永远认识不到“自我”。在此之前的人是附庸和次品，只附着于生活，曾从他们身边流过，或正从他们身边流过的清泉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是远方巨石的回音，一种已经哑默的声音的回音。可认识到“自我”的人，是些对生活依然怀有创造性冲动的人，他们的“自我”不是没事儿突然就冒出来的，而是突然发现注视的景色被什么东西遮挡，倾听的声音被某种噪音干扰，在“自我”和“非我”之间出现了一个阻隔。我利马就套上了这个理论：以前的凯文·史派西，那是没认识到“自我”，美人惊醒了他，可要得到美人，又是一个多么大的阻隔呀！而看电影的我，在2000年过着接近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是种没心没肺的快乐，现在的我，也许正在与一个“自我”对抗着，至于它是怎么冒出来的，而其中的阻隔又是什么，我还不大清楚。。。。这一次我注意到电影结束时的旁白，已经睁着眼死掉的凯文说：“你别以为这说的不是你，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黑暗骑士

小丑是绝对绝对的主角和大亮点，看的过程中我都忍不住要把自各的脸抹上白灰，拿口红从左耳朵根涂到右耳朵根。要是不看演员表，我怎么也想不到小丑是Heath Ledger，看上去应该是个老头演员，舌头一舔一舔地说话有点象T-BACK。《黑暗骑士》是他去世前拍最后一部电影，也算是个得体的遗作：狡黠、不满、有游戏精神又追求灭亡，Heath Ledger应该就是这样的，他不满于当个没头脑的大帅哥儿。至于其他，超级英雄大片实在让我的审美太疲劳太疲劳……

危险游戏

等碟等了大半年，看完了有点小失望。闯入度假村大开杀戒的两个神经病青年，也太不够帅了，那个《戏梦巴黎》里的“美国小伙儿”除了微有发福，还不错，另一个简直长一张猪头脸。而被那干掉的一家人，我一眼望去就猜着了，哪个演员牌儿大哪个后遭殃，果然，坚持到最后被扔湖里的是女主人Naomi Watts。太琐碎，留白太多，这一家人太愚蠢，如果那俩神经病就想玩点心理游戏，那就跟他们玩呀，应该再塞点对白。

看完后看了篇影评，有一专家说，哎呀，这电影是在讽刺你呢，就是你，看电影的那个人。杀人狂好几次对着镜头说：“同志们，不杀不行吧？”“同志们，你们站在哪一边？”有一幕女主人突然夺了猎枪“砰”把猪头脸给轰到了墙上，帅小伙急了，“遥控器在哪儿，遥控器在哪儿”，然后拿着遥控器按了一通后进，电影就后进后进，重来一遍，女主人没夺着猎枪，男主人被轰了。最后一个人被杀掉的时候，这俩神经病还嘟囔呢：时间还没到呢，过一会儿再杀？影评人曰——这是在讽刺要达到90分钟电影放映时间呢，电影观众，是你们杀掉了这一家人！好吧，可是这家人真的太笨了，SORRY ABOUT THAT。

水果硬糖

也是室内惊悚片，我觉得《水果硬糖》比《危险游戏》强。而且，所有LOLI 控大叔们，你们丫都该看看这个电影！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是个疑似LOLI的时候，可喜欢看LOLI与大叔的故事了，我是你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你的罪恶，你的灵魂，多美好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先是受到了菲利普·罗斯大叔的启发：“不是说通过一个康秀拉你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你还能再一次焕发青春。你从未感到自己与青春的差异。而她的精力，她的激情，她年轻的无知，她年轻的所知，每时每刻都戏剧性地表现出了这种差异。一切都准确无误地表明24岁的是她而不是你。假如你感觉自己又年轻了，那你肯定是个笨蛋。你绝对不是感觉到年轻，而是痛切地感觉到她的无限未来和你的有限未来，你甚至更为痛切地感觉到你的每一点体面都已丧失殆尽。”看到这段的时候我也24岁，我正离LOLI远去，心里恨恨地想：对吧，别以为LOLI能温暖你们衰朽的灵魂，不对！她们正是你们那衰朽的揭发者。然后，LOLI与大叔的故事终极版来了——《水果硬糖》。

演的是什么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之后我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电影的技术细节：LOLI到底割没割掉大叔的睾丸？LOLI到底有没有把大叔逼得自杀？我觉得这些一点都不重要，如果割掉了睾丸，如果自杀了，那就是LOLI勇气的胜利；如果没有，那就是LOLI智慧的胜利。总之你们输了。

乐队造访

有一些小说，或者电影，它们讲的是遥远的故事，可恬淡、美丽且十分熟悉。就像一首没有写完的协奏曲，它就在停滞的地方结尾了，既不快乐也不悲伤，而是有一间屋子，一盏灯，一张床和一个熟睡的婴儿。。。。好吧，这其实也是《乐队造访》里的一段台词。一个埃及警察管弦乐队受邀到以色列去演出，机场没人接机，派其中最年轻的泡妞高手去打听公车，他对售票员姑娘说：“你眼睛真美呀！你喜欢切克·贝克吗？My funny valentine, sweet funny valentine……”他还唱呢。然后这帮警察就坐上相反方向的公车，抵达了一个荒凉的沙漠小镇。

我喜欢那些细小的片段，我，肯定是附体于那个风骚的以色列老板娘啦！她与乐队领导谈论了触及灵魂的话题，可是他是个老头儿，然后他跟乐队的泡妞高手上了床。

PARIS JET’AIME

20个名导演加50个明星组合成一个巴黎宣传片，有20个小故事，全是琐碎得不得了的。比方一美国游客在地铁里看LONELY PLANET：“巴黎的地铁是城市的浪漫之源”，抬头一看，一对情侣在摸吻，下一句“但是切忌盯着别人看”，情侣发现了他，冲过来把他揍了一顿；还有一个盲人小伙子爱上了娜塔丽·波特曼；一对新婚夫妇在王尔德的墓前大吵生活是不是应该太文艺；老爱情电影的男女主角已经老了，男的需要招妓……故事发生在巴黎的20个区。

我就纳闷，为什么就没有这样一个北京宣传片呢？找一堆名导演，朝阳区，东城区，平谷，西大望路，石佛营，幸福三村……每个地方都有好多精彩的故事。我就已经想好了好几个。

滚石留在民间的"大嘴"

困困 — Wed, 24 Sep 2008 02:25:00 GMT

软绵绵的，像个女人！”1970年的一天，米克·贾格尔把一沓唱片封套设计草稿扔在了地上。那是由“滚石乐队”当时所属的厂牌“Decca 唱片公司”设计，从乐队1963年出道他们就绑在一起，经历了闪烁着光芒的岁月。他们正在闹“分手”，在一起的时间也太长了，足以让最美好的回忆变得黯淡无光，米克·贾格尔感到厌烦，尤其看不上那千篇一律、缺乏力量的封套设计，走出房间时，他兴许还在那沓草稿上踩了一脚。同一天晚上，一个与米克·贾格尔截然不同的人物，正皱紧眉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里溜达。他叫约翰·帕斯彻，24岁，他有理由透露自负的神情，因为这家学院是当时英国唯一招收本科生的艺术学校，每年在上千名申请人中只录取16个，可他也非常局促不安，已经在这儿念了9年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钱.

就在那一年，这两个不相干的人相遇了。是在当年的毕业生作品展上，米克·贾格尔解除了与“Decca 唱片公司”的合约，“滚石乐队”自己成立了厂牌，他怀着野心打算大干一场，首要的是为乐队寻找一个生机勃勃、新鲜的品牌标识。也许还有点赌气，只要不同往日，怎么都行，他可没想着创造摇滚乐的历史，或者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然后停在了约翰·帕斯彻的作品面前，带点儿随意地挑中了他。24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米克·贾格尔时紧张得要命，他后来都忘了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摇滚明星的那张嘴，比想象中还要巨大，舌头像蛇一样不时探出头来吐信子。

约翰·帕斯彻花了一整个星期描画那张嘴，他说“这是集反传统、反体制、性、摇滚坏小子寓意于一身的最佳形象”。“滚石乐队”爱上了这个点子，他们从草稿中挑选了一幅，正是后来我们见到的样子，只是当时还仅仅是黑白阴影画，没有被涂上血淋淋的红色。它迅速出现在“滚石乐队”1971年专辑《黏手指》的内层封套里，有点赶乱的是，这张专辑的外层封套由安迪·沃霍设计，他弄了两个穿牛仔裤的人形，装了个真实的拉链，拉开后可见内裤（这个拉链设计后来被抱怨会损坏唱片），好多人误以为那张大嘴也出自沃霍之手。约翰·帕斯彻在1970年和1971年前后收到稿费共250英镑。问他这笔钱怎么花的，他说：“记不得了，我当时那么穷，肯定是找了点什么乐子。”

今年9月2号，大嘴设计的手稿在“Mastro在线拍卖行”以9万2500美元的价钱拍出，买家是伦敦“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V&A），他们战胜了一家美国的竞拍方，志在必得。在接受采访时，V&A戏剧与表演相关藏品总监维多利亚·布罗克斯（Victoria Broackes）告诉我：“设计师约翰·帕斯彻所在的敦皇家艺术学院与V&A博物馆毗邻，起草手稿期间他还到博物馆来寻找灵感，大嘴标志正是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南肯星顿诞生的。因此它不仅是摇滚乐历史上第一个被当作乐队标识的标志，是音乐界最具辩识性的标志，也与伦敦，与V&A博物馆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约翰·帕斯彻附和了这一说法，不过他纠正说：“在博物馆找到什么灵感也说不上，上学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到V&A去转转，然后在那里吃中饭。”

其实在拍卖第2天，我就很轻易地联系上了约翰·帕斯彻，也就是说，他一点都不桀骜。大嘴标志之后，他的职业生涯的确打开了一扇门，当时他刚在一家广告公司找了份工作，“重复劳动，极不愉快”，他更喜欢与音乐有关的设计，同时期与“滚石乐队”签了约，设计了乐队1971年，1972年和1973年巡回演唱会的海报，1974年专辑《鬼头汤》的唱片封套也由他操刀。合约到期后，也零星为保罗·麦卡特尼，The Who乐队, The Stranglers 乐队和 Dr Feelgood乐队做过设计，为此坐上了蝶蛹唱片公司（Chrysalis）和伦敦南岸艺术中心创意总监位置，设计由色彩饱满的波普画逐渐转为更圆滑和经世致用的摄影风格。2005年他辞职在家，目前是个自由设计师，“我钟爱海报和我的艺术家客户——他们有的是小型舞蹈团，有的是不知名管弦乐队”。也许缺乏对公共知名度的迷恋与追求，约翰·帕斯彻并不是个进入通俗世界的人物，即使他最有名的作品——那幅大嘴，也经常被讹传的安迪·沃霍的名声所遮掩。“起初我感觉不公平，他们搞错人了，可又觉得很荣耀，像一种赞美。”他从来没有见过沃霍，一度非常渴望见到，他也是沃霍众多仰慕者中的一个。

谁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大嘴脱离了唱片封套，变得满世界都是。最枝繁叶茂的地方是“滚石乐队”主页，必须点开大嘴进入内容页，可以看到乐队现存的四名成员由四个大嘴表示，可能寓指他们性格迥异，大嘴颜色也不同，比如吉他手凯西·理查兹的就比米克·贾格尔的更矍铄、更冷酷。之后可以点击大嘴买票、查看影象信息、购买标签是大嘴的葡萄酒、下载大嘴手机屏保……除官网外，大嘴还出现在川久保铃、Dior Homme前设计师海迪·史利曼(Hedi Slimane)等等设计师作品中，出现在手袋、马桶盖、纸巾盒、手机套子，以及成千上万的T-恤衫上。它们有的交了使用费，大部分没有。摇滚乐历史上出现过太多被奉为经典的标识设计，“地下丝绒”的黄色香蕉，“性手枪”的“上帝拯救女王”，平克·佛罗伊德的飞猪……唯有大嘴标志走出一次性消费的唱片封套，成为第一个具有反复销售功能的乐队标志。当然它也是市场化最成功的一个。约翰·帕斯彻并未料到这样的局面，他在1980年代以前与“滚石乐队”一齐分成大嘴标志的使用费，之后将版权卖给了乐队的市场推广公司Musidor BV。问到是否会觉得有点不平衡，他说：“任何一个艺术家都觉得自己的设计很棒，当然也希望他人叫好。我想大嘴标志的流行是出于人们对权威的崇拜，或者触发了一种志同道合的反叛情绪。又因为是卡通造型，它不易过时，经久不衰。”

摇滚乐与时尚的关系真有点像恋人，起初此消彼长，后来粘在一起，最后就厌倦了。如果真的以为摇滚乐诞生于1947年，那这个年份克里斯汀·迪奥的“NEW LOOK”也首次面世，只不过后者不被接受，走地下路线，前者却走在风尚的前沿——每一个好莱坞明星和赶时髦的年轻人都是詹姆斯·迪安的模样，手里再拎一个穿着衬裙和布胸罩的姑娘。这阵风潮为迪奥和伊夫·圣·洛朗提供了机会——他们在1960年代破晓而出，那时的年轻人既要延续前辈，又不想雷同。之后很长时间，摇滚明星等同于现在的时装模特，他们还分了流派：诗人和梦想家（皇后乐队，珍妮丝·裘普琳）；超级偶像（猫王，甲壳虫乐队）；珠光宝气（米克·贾格尔，U2，埃尔顿·约翰）；叛乱者（凯西·理查兹，佩蒂·史密斯）；高级时尚（提纳·特娜，麦当娜）……可是见了太多的天鹅绒紧腿裤、饥饿造型、虚无主义黑色塑胶外套、俗丽弹性绸外衣、过分繁覆的流苏与铁链，时尚有点消受不了，也许还代表反叛和酷，可因为太容易获得而变得稀薄，所谓摇滚精神像被兑了太多水的葡萄酒。这几年的时尚，只把摇滚范儿当成偶尔为之的点缀，大众更青睐圆滑和简洁，耻于穿得象个地下歌手。

即使经历了这样流变，“滚石乐队”却从来没有与时尚疏远过，当然跟他们命长有关，留下嬉皮宝石套装的猫王和长刘海头的甲壳虫都已做古，“滚石乐队”还在巡演，不过米克·贾格尔中断了2005年的一场跑去看海迪·史利曼为Dior Homme做的时装秀，有点讽刺的是，T台上的衣服好象从30年前的“滚石乐队”成员身上扒下来似的，米克·贾格尔傲然坐在第一排，仿佛诞生100年的不是迪奥，而是他。吉他手凯西·理查兹则出现在今年的LV广告中，照片中他怀抱吉他坐在酒店房间里，台灯上覆盖着骷髅图案的黑色丝巾，桌上摆放着头骨装饰，左下角写：“有些旅程难以言喻。纽约。清晨3 点。蓝调C。”

最开始他们也跟“甲壳虫”差不多，喜欢穿配套的衣服，1970年，大嘴标志诞生的那年，米克·贾格尔突然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些与众不同又造型各异的巡演服，从此步入有型时代。这跟最初的经纪人颇有关联——安德鲁·奥得海姆（Andrew Oldham），是个“服装狂人”，最大的乐趣是拉人去裁缝店，他包揽了乐队成员的演出服和平日着装，他先给他们穿上套装和细条领带，之后是圆领T-恤配灯心绒短夹克，然后长头巾附带恶魔般的臭架子，最后再来一顶“山姆大叔”礼帽，总体来说，他们洋溢着仿佛饱吸鸦片的俗丽颓废风，是《加勒比海盗》中强尼·戴普的造型模板。年纪大了之后，乐队成员依然俏丽，他们没有鼓起大肚子，尤其米克·贾格尔，60多岁的人了，腰围不到2尺5，他们的风格转为剪裁考究、瘦削紧身。这种启发了无数男装品牌走“紧”和“小”路线的风格并非无意之作，2002年《纽约客》有篇文章记录了米克·贾格尔是怎么打扮成这幅样子。

那是当年的多伦多巡演前，他穿了条Dior Homme的紧身裤子，站在一个大长穿衣镜面前反复端量自己：“是不是有点……太女里女气？”转头走进试衣间又换了条德国新锐设计品牌Dirk Schönberger宽松点的裤子。他的服装顾问，一个生于伊朗名叫马拉科普（Malakpour）的女士说：“他最大的难题就是裤子，既不想太松垮，又不能紧得抖擞不起来。”她每年都会为米克·贾格尔挑选上百套还未发布的下一季新品，她比较青睐Dior Homme， Costume National ，Body Worship和 Alexander McQueen，间或再来点Miuccia Prada设计的皮配饰和羽毛。每次登台前，他们都要经过冗长的讨论和试穿，这个肖像般的人物，从头到脚都不是随便玩玩的，而是皆有出处。

有人说“滚石乐队”有长盛不衰的时尚生命力得益于他们“混杂”的形象。既可以披挂羽毛又不像小丑，既可以说美也可以说丑，既下流又高级，既有刚硬味道又流露阴柔的同性恋气质，而且，他们出身于中产家庭，激发了上流社会的渴望，带着工人阶级的口音。米克·贾格尔是其中代表，而他混身上下最惹人瞩目的，还是那张大嘴，只要张开它，任何财阀都愿意买断他的一生。罗兰·巴特曾经论述过一个“刺点”概念，也就是能引发深层联想的影像，戴安娜微笑的照片，相比于她悲惨的命运，就是一个“刺点”，那大嘴标志便是“滚石乐队”的“刺点”。它囊括了“滚石乐队”所代表的一切含义与阐释，同时又十分简单，如果非要学习他们那种剑走偏锋的范儿，不必套上一堆贵得离谱的大牌，只消把大嘴挂在身上。米克·贾格尔深知这一点，那次多伦多巡演，他的主打服装就是一件印有大嘴标志的T-恤衫，只不过旁边还拼写了“米克”大字，镶了钻的。

大嘴标志的设计者，约翰·帕斯彻，也算跟米克·贾格尔成了朋友了吧，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去过歌星的办公室和位于切尔西的家一两次。但他不是“滚石乐队”的歌迷，也不穿大嘴T-恤衫，反抗与叛逆的摇滚精神，已经跟他毫无关系。这个中年人住在伦敦近郊，过着最简单、最平常的生活，拍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看儿子的足球比赛，几乎在同一刻，儿子所在的球队踢进了决胜一球。“这两个结果都让我高兴”。他之所以要卖掉那份大嘴手稿，是要为11岁的儿子交私立学校的学费。

谭盾音乐会

困困 — Thu, 11 Sep 2008 01:46:00 GMT

乐团最后一排有个敢于把额头露出来的漂亮姑娘，与前排雷同的拖地桑蚕丝劣质黑色大礼服裙不同，她穿一赫本似的小黑裙，细胳膊细腿，小脸稚气未脱，却仔细地把头发别在耳后，脑袋顶上有条直愣愣的白缝儿，好象要借这老气的发型减弱身上的不严肃性。按说她的站位很容易被忽视，可还没开演呢，她就得到了全场的注视。谭盾老师讲了一通奥迪是如何支持中国交响乐，他又是怎么在奥迪工厂里捡了一堆钢材制成了独特的乐器，之后一指后排：“贝贝，你给大家演示演示。”那位漂亮的贝贝就拿起两只小钢锤，在莫名其妙的一堆钢管上敲了一段SOLO。这之后，可倒好，原来贝贝才是整个乐团的焦点人物：她敲钢管，敲车轮，敲大鼓，摇沙锤，拿提琴琴弓拉一陶碗的边儿，用一支金光灿灿的铁棒抚弄一个金光灿灿的疑似鸟笼（对不起，我实在看不清也搞不懂那是什么东东），她忙活的呀，叫人目不暇接。

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设计是环绕式的，也就是在乐团的背身儿也有观众席，那里正好可以将贝贝尽收眼底，观众席上的脑袋随着贝贝左突右冲的身影左转右转，形成了堪比团体操的背景景观。惟独在前排中央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胡须比长发还要浓密的白衣中年男，另一个是把长头发拨拉到一边的白衣妖娆女，这俩人一动不动，愣勾勾地直视谭盾。我非常怀疑，这是两个怀才不遇，或者对谭老师沽上了名钓上了誉很有意见的音乐家，他们是来找茬儿的，自始至终都在发功，要合力用眼神将谭盾手里的指挥棒折断！

不知是我的音乐修养太低，还是“惊喜”频出，我都有点忘了听音乐。第一乐章《冠军序曲》，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贝贝发了疯似地敲车轮，以及行将结束时谭老师弯曲双腿身体前倾娇憨地将手指放在嘴唇上作“嘘”状。第二乐章《马可波罗的四条神秘之路》，主体演奏是大提琴，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带着他的9个学生围成了一圈儿，他们的表演风格可以概括为“杏坛讲学”，仿佛孔子在教授他3000个弟子，“逝者----”孔子曰，“逝者——”弟子跟，“如斯——”，“如斯——”“夫——”，“夫——”。没一句整话，全是大喘气。这还不是重点，更叫人敬佩的是，他们绝不容许中规中矩的演奏方式，而要用巴掌拍打琴把，用手指挑拨琴弦，齐声跺一跺脚，再由其中嗓音嘹亮者大吼几句（听不懂是啥，大约是种异族语言，其节奏酷似“换大——米咧），乐团其他乐手也深受感染，吹单簧管的把哨头都摘了，一齐吹了一阵欢快的小哨。虽然没有听到一段完整的音乐韵律，可能见到这种拧把的乐器与玩儿法能够发出声音，还不够吗？《马可波罗的四条神秘之路》轰然而止，全场起立，掌声雷动，人人脸上都流露出这场杂技真精彩的满意神情。我当然也很满意啦，只是有点小小的意见：粉色脱线蕾丝与透明肩带，怎么可以在这么高雅的场合出现呢，即使不穿高级定制，也不要拿五棵松摄影器材城的地摊礼服货色来凑数嘛！

Renzo Rosso

困困 — Thu, 11 Sep 2008 01:43:00 GMT

伦佐·罗索依然住在他的家乡巴森。那是个意大利山区小县城，山顶2500英亩的“Diesel农庄”盛产水果和蔬菜，足够供养罗索夫妇以及6个孩子（从4岁到29岁），从他家的窗户望出去，正好可以看见Diesel总部。这个距离威尼斯有1个半小时车程的小地方，整日昏昏沉沉。上一次热闹起来是2003年，2万5千名宾客齐聚此地胡闹一通，他们挥舞着手中的请柬，上面写着伦佐·罗索的邀请词：“论牛气纽约无人能敌，论有趣迈阿密登峰造极。论时髦当数伦敦，论漂亮莫过巴黎。要说最温馨，还是巴森，那是我的家乡，它在意大利。”这是在庆祝Diesel创立 25周年。今年9月，Diesel即将30岁，伦佐·罗索说盛大的庆典还会有，却不在这里举行，就让巴森保持它可爱又家常的宁静。

有一份生日礼物提前送达了。7月21日，伦佐·罗索掌控的Only The Brave 公司宣布并购荷兰品牌Viktor & Rolf，获得该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全面接管其业务及全球高级成衣、配饰及鞋子的授权。至此，这位时尚界的收藏家又入手一枚先锋品牌，Only The Brave（意大利最大的服装公司）也越发庞大，其中的从属关系是：OTB拥有牛仔裤品牌Diesel，副牌55DSL，比利时品牌Maison Martin Margiela，希腊品牌Sophia Kokosalaki，荷兰品牌Viktor & Rolf以及制衣公司Staff international, 后者又为包括Vivienne Westwood在内的6个品牌提供制衣和推广服务。这个庞然大物可以看作自1990年代末开始的时尚品牌集团化经营的又一例，增长势态与旗下品牌知名度喻示着又一个LVMH集团即将诞生，可细数其间成员，性格虽迥异，艺术气质一脉相承。而它的统领者伦佐·罗索，恰恰是个反对庞大和芜杂的人。

Diesel 25周年庆时，他宣称这间公司如同一个孩子：“饱经挫折，却心满意足。” 5年后，这位大家长稍微有些焦灼，今年6月他对《WWD》说：“真希望Diesel能再小一点。每当我转换角色，以消费者的身份看到利润以10亿为单位增长，都忍不住感叹；这个牌子太‘大众’了。”目前Diesel在全球有200多家店铺，据估计年销售额约12亿美元。

1978年伦佐·罗索加入意大利时装企业“天才集团”时，仅仅是个拿着纺织品贸易学校毕业证的农村青年。“15岁时，我得为自己的教育做出选择，我又不爱学习，听说意大利开了第一家时尚学校，非常好毕业，我就去了。”Diesel也不过是个二线品牌，价值700万美元。是他起了这么个名字：“这个词短小精悍，叫起来琅琅上口，虽然有顾客以为我们是卖柴油机的，但这正是我们牛仔裤的内涵——活力四射，朝气蓬勃。”最初那活力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Diesel标志性的满是破洞污渍、手工漂洗做旧的牛仔裤总是遭到顾客的质量投诉——他们误以为那是残次品。伦佐·罗索也整天乱发飘逸，胡须不整，以百年不变的皮夹克和牛仔裤示人，被嗤笑为怪诞和癫狂。他关心的不是销量，而是独特。

1991年，一个穿Diesel仔裤的肥硕女人出现在时尚杂志广告页上，她腰间的赘肉几乎漫过窄细的Diesel标志；接下来是“这玩意太热”——修女奋力撕开长袍，露出Diesel标志。还有两名海军深情接吻——当时正逢美国军队同性恋争议沸沸扬扬……这是反讽主流的Diesel广告——“为了成功的生活”。伦佐·罗索比较早地认识到：“时尚贩卖的不是销量，而是梦想。”他试图用牛仔裤来讲故事，推销青年人叛逆的生活态度，它触动了人们隐秘的意识，形成一种独特的小生境。1990年代末期，奢侈品消费的升温使时尚变成了温床，任何怪念头都可能滋生，任何人都可能成功，后来很多人都想从伦佐·罗索身上获得启示，比如也极具冲击力的贝纳通广告或者倡导保环的GAP，相比之下Diesel从一开始就没有放低身价，绝不讨好大多数，它和它的顾客之间形成了一种小众又自鸣得意的沟通，就像这个意大利人所说:“Diesel从不诱导顾客该买什么，而是传递一种对生活的感受，我相信顾客的智力，他们也相信我。”

Viktor & Rolf也经历了相似的饱受挫折的初期。1993年由荷兰设计师维克特·郝斯汀（Viktor Horsting）和罗尔夫·斯诺伦（Rolf Snoeren）创立，这二位同年出生，毕业于同一所艺术学校，还越长越像，共同推行着“概念时尚”——用装饰圣诞树的彩球做配饰，为模特戴上蘑菇造型的帽子，花边缎彩上衣镶满气球，或者让模特穿上黑衣在毫不透光的房间里走秀……维克特·郝斯汀曾经说：“时尚从来不属于荷兰人，我们注定难出头。所以我们想引起注意，但也往往起到反作用。”最初10年间，他们因为太艺术了而不被接受。2006年商业推广略有起色，替欧莱雅设计了一款香水。香水是现今时尚最大的谎言和一本万利的买卖，但Viktor & Rolf并没有失了本色——那是一瓶永远都打不开的香水。随后他们以明星设计师身份与H&M合作。被并购前，Viktor & Rolf 依然“有名无市”，作品常常被博物馆收纳，2007年的T台造型也频频被当成时尚与艺术亲密无间的例证：那是些僵硬的模特，头上顶着巨大的衣架，仿佛被吊起的玩偶。可品牌仅在米兰有一家自营店，据估计年营业额约1000万欧元。对于并购，他们的态度是：“我们希望开发出我们的品牌的全部潜质……，不仅是在寻找一个有钱人来实现梦想，还在寻找志同道合者。我们非常欣赏伦佐·罗索的反传统性格，以及这种作风为他带来的成功。”

仿佛浪漫主义者寻找同伴，除了Diesel，Viktor & Rolf终于也与Maison Martin Margiela为伍。这也是个有名的怪诞品牌，自1988年创立以来，还没有人见过设计师马丁·马吉拉的真容，甚至有人猜测根本不存在这么个人，他顶着“解构大师”的帽子，用扑克牌拼接的服装，好象沾过1万个人手指印的二手衣，每年一件的诡异反爱滋病T恤来引发话题。只有在一份鲜为人知的通信中，马丁·马吉拉才稍稍有了点面目：他喜爱黑客文化和老电子游戏，总是从草根摇滚乐中寻找灵感，过着低科技生活，连自己的衣服都不穿只去跳蚤市场……如果把Vivienne Westwood也算上（伦佐·罗索并不拥有股权，但为其提供生产和推广），他们因为脾气相投聚在一起，又有着巧合的联系：Viktor & Rolf的两位设计师初出道时是马丁·马吉拉的实习生，而与这位神秘设计师通信的是性手枪乐队经纪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他正是老妖婆韦斯特伍德的前男友。这群浪漫主义者厌恶制式化，有偏执的艺术信仰，相信少数比多数更高贵，并且仿佛生来对成功不感兴趣，偏爱注定失败的事业。

可是现在哪一个艺术家不愿意得到大笔金钱来进行创作，除非拒绝它会得到更大乐趣。在那次通信中马丁·马吉拉将伦佐·罗索的财政支持称为“提供了精神稳定”。品牌自2002年被收购以来，营业额有显著增长，2007年上升50%，达到约6000万欧元。保持品牌独立性的基础上，使Viktor & Rolf获得更大发展与推广，也是伦佐·罗索对这次并购的目标。

平衡大和酷，保持财政健康的同时又要避免艺术创造力被侵蚀，这是所有品牌为伦佐·罗索出的一道题。他用Diesel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日益“大众”，能做的不是自毁，而是坚持最初的特立独行。Diesel式的叛逆广告还在运行，2007年也赶了环保风，但主题为“全球变暖已经准备好了”，画面中是触目惊心的被海水淹没的纽约、伦敦、巴黎……今年的广告更加阴郁，以黑白老电影的手法将画面分割，有点莫衷一是，他说这是在欢庆颠覆与神秘。今年2月成衣系列“Diesel Black Gold”推出，算是对Diesel主线过分大众化的一次挽救，这一系列更加先锋、昂贵，只适合少数人。

有人说伦佐·罗索更像个美国做派的摇滚明星，他迷恋西部，不错过任何一场橄榄球，是个机车爱好者，可他前一天可能坐着BONO的直升机出去转了一圈，第二天就在家里种菜浇花。他的“Diesel农庄”正坐落在他小时候爬上爬下的小山丘上，现在还开始自产自酿葡萄酒，他说希望尽可能保持这片土地的DNA。他从来没搬离家乡，身上的农民特质仿佛超过了摇滚作风。不过他的家里挂着安迪·沃霍尔，那是他喜爱的艺术家之一，虽然俗套，却正应景，因为没有谁更适合当一个熟练摆弄艺术与商业的榜样了。

记者：为什么选中Viktor & Rolf？

伦佐·罗索：从他们事业的初期，Viktor & Rolf那层出不穷、叫人惊异的创造力一直在搔动我的好奇心。为了这次合作，我们花费了整整两年来接触、研究对方。因为我始终相信一种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必须以相似的理念和价值观为基础。Viktor & Rolf很好地代表了整个Only the Brave集团中最高端的奢侈品牌形象：新鲜、现代，以及从制式化时尚中脱颖而出的独特设计——这正是叫我着迷的。我们对新晋品牌的筛选过程非常严格，我会频繁与许多设计师会面，来寻找那些值得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并能成为合作伙伴的人。这感觉就跟几年前我为Diesel招兵买马差不多：寻找有关联的人。

记者：并购后你会为Viktor & Rolf带来什么变化？

伦佐·罗索：当然要给它改变，但都是朝好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是帮助Viktor & Rolf拓展业务，包括扩大品牌的高级成衣线，开创新的产品种类，如眼镜、珠宝等，以及在全球高端购物区开设独立店面。Only the Brave集团中的制衣服务商Staff International将帮助它制造更多产品。

记者：Viktor Horsting和Rolf Snoeren是两个什么样的人？

伦佐·罗索：我们见过许多次，他们非常独特、有才华、既聪明又勤奋。

记者：你已有的这些品牌，它们的异同是什么？

伦佐·罗索：它们有显著的共同点：都是有惊人创造力的个体，对时尚的理解既独特又抓住本质。当然设计风格又截然不同：Maison Martin Margiela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气质, Viktor & Rolf 相当先锋和前卫，Sophia Kokosalaki 则以高超技巧和错综复杂为特点。

记者：你又给Maison Martin Margiela带去了什么变化？还是保持它完全的独立？

伦佐·罗索：我们帮助这个品牌开发了更广泛的产品，并更好地在全球推广，当然都是生意角度的。站在设计的立场上，Maison Martin Margiela 非常独立和不受干扰，我十分尊重他们的创造性。

记者：一些品牌最初的财政状况并不佳，你需要特别费心吗？

伦佐·罗索：的确，有时候我投入的精力和品牌的销售额并不成正比，但拥有一些这样的品牌，并给他们自由来发挥创造力，也使我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从来不以销售额作为判断标准，我投入的精力也大都跟新的设计计划、新系列的推出等等有关。

记者：Only the Brave集团越来越大，你还坚持私有吗？如何平衡大和酷？

伦佐·罗索：我们一直在极力避免上市。私有可以让我们更灵活，行动迅捷。我们没有一点进入股票市场的计划，我们根本不需要！大和酷亦不矛盾，重要的是忠诚于最初的梦想，保持创造力，并时时充满热情。

记者：与其他大品牌集团相比（比如说LVMH），Only the Brave 集团有什么不同？

伦佐·罗索：Only the Brave集团是新型时尚集团，重新定义了新奢侈的概念。

记者：Diesel 原本小众，现在“大众”，你是否为这个品牌太大了感到烦恼？

伦佐·罗索：Diesel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在生意上将会继续扩展，比如在中国，未来三年就有更多新店开张，在设计上也不断会有新鲜的创意。当然Diesel的主线越来越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我们也不会因此流俗，而是坚持独创。同时今年2月推出了叫做“Diesel Black Gold”的系列，意味着一种随性的奢侈和现时感——它可不是适用于所有人，而为那些追求独特的人准备。

记者：Diesel 式广告是为了冒犯主流吗？

伦佐·罗索：我们从制作第一份广告时就想做点不一样的，一些品牌总是宣扬时尚产品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成功，我们想讽刺这种逻辑。1990年代初期，我们使用了“为了成功的生活”这个口号，就是对那持续了几十年的广告模式的嘲讽。到了2008年，我们有了新的创意，依然是反叛的，与其他时尚品牌圆滑和经世致用的方式不同，我们要欢庆颠覆与神秘。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冒犯，而是想使人们好奇，思考，并得到一点点快乐。

记者：30岁的Diesel如果是个人，那他现状如何？你打算怎么为他庆祝生日？

伦佐·罗索：他有更多的可能性，也面临更艰巨的挑战。Diesel 的30周年庆典将会有24小时不间断大派对，名字叫“XXX”，今年10月11号，星期六，在全球18个城市同步举行。其中一个就是北京。在店铺里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不过透露一点，将会非常“下流”。

富豪揭密和绅士准则

困困 — Wed, 03 Sep 2008 09:29:00 GMT

你知道的，我们北京的8月满城都是大人物。即使在通惠河旁边的城乡结合部，一农贸市场深处的五合金小作坊，门梁上方也高高悬着条幅，那悬挂的角度，字迹的大小，颜色的搭配，恰恰可以从四环上看个一清二楚：“热烈欢迎拉托维亚总理光临”。在长城脚下，一个温柔的夜晚，我一朋友还有幸跟邓文迪握了手。当时，一阵微风把天花板上垂落的白色丝麻布幔轻轻吹起，他手指的骨骼被邓文迪手上的戒指硌了一下。后来他说：“那是一颗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啊（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同时，他心里也咯噔了那么一下——就一眨眼的工夫，他眼睁睁地看着默多克从自己身边悠闲地走了过去，消失在Party人群里。尽管一次又一次地后悔、感叹、惋惜，他甚至还为此做了一个梦，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他的确在某一个瞬间看到了默多克的眼睛。

有句北京土话说：“没吃过饭就不算认识”，尽管在这个澎湃的8月，我们没几个人真正跟大人物吃过饭，但我们都主动被动地不开车给大人物让过道儿，或远或近跟大人物坐在同一个体育场里看过比赛，再不济，我们还用同一个自来水管道流出的水洗过澡，呼吸过同一范围大气层的空气，承受过同样闷热多汁的天气呢。于是尽量多地了解大人物，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愿望，有一位书商朋友赶着这个时机推出两本解析大人物的书。

其中一本是我翻译的，书商禁止我透露书名，那我就透露一点内容吧：是一本揭密富豪生活的书。这群富豪主要是美国人，差不多只有3万人，上至《福布斯》杂志400强（最后一名资产总数也有1.54万亿美元，比美国全部商业银行的资产总和还多），下至那些到财经学院大讲“对冲基金”是什么的家伙。他们面临着一个相似的难题：陷入了“选择太多”的暴政：是去圣巴茨滑雪呢，还是去圣莫里兹？是买架湾流豪华公务机呢，还是波音？在哪儿建私人高尔夫球场好呢？要不要再来个马球场？当理财顾问成天打电话骚扰，是不是该考虑换一个自动理财管理机？这书看似特认真地替大人物考虑这些问题，其实在那儿满足我们芸芸众生的偷窥欲。第一个劲爆的细节是他们的收藏，喜欢当代艺术、兰博基尼跑车的太没个性，有一位靠私人募集基金发家的“强盗资本家”，他的藏品是：私人仇杀队和黑衣保镖，新入手的两枚都曾经保护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另一本书温婉得多，讲的是成为大人物后该怎么得体点儿，书叫《绅士的准则》，英国GQ主编迪伦·琼斯撰写，列了100条大人物要苛守的准则。小到如何检查是否有口气（用舌头从舌根到舌尖舔过手腕，再把手腕晾干10秒，闻一闻，如果你不喜欢这股味道，那其他人也肯定不喜欢），大到（好吧，其实里面没一件大事儿）如何体面地欣赏脱衣舞表演，看上去一定要象一个刚刚从游艇上下来，想喝一杯安静的老酒或找点无害的快乐，这是今晚的第一个活动，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其中最关键的要点是裤子，牛仔裤是首选，一条宽松的法兰绒裤子绝对是噩梦，跨部的反应将会非常不体面。

我飞快地掌握了这两本书的要义，深感我对大人物有了充分又深刻的了解，我可以知己知彼地去结识他们啦。可是8月一过，大人物们纷纷离京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这两本书被扔在一边，我盯着它们想，大人物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倒希望能掌握更实际的揭密和准则，描述的主角是我身边的那位“绅士”。他只要不收藏漂亮姑娘，收藏什么都行，他也不需要知道该怎么体面地欣赏脱衣舞表演，因为他根本不感兴趣（至少是看上去不感兴趣），他清晨醒来时的口气也不必清新，因为那是只有长相厮守的人才能互相享受的一种暧昧。

伦敦怎么样

困困 — Wed, 03 Sep 2008 09:27:00 GMT

有人还在问我对伦敦8分钟怎么看,我说:好!

就算演得是坨屎,我也会叫好.我对英国的迷恋和幻想都在一个月前的一篇稿里说了,在里面我改写了伊夫林.沃的一段,董桥说他是最忍得住情的作家,可惜我改写的那段特别滥情.

里面没提另一个私密的原因.我在英国时,以为那里不够好,我要赶紧离开投奔那更绚丽的未来;离开英国后,我发现那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了.

伊夫林·沃其实是一酒鬼。1956年，他给女儿办了场晚宴，亲自书写请柬，列举了一堆菜谱之后，最后一句为：“陈年香槟供应，但唯我一人独享。”1920年代他在牛津上学时，择友标准正是“有能力不被酒精俘虏”，30年后可倒好，他一人独坐，贪婪地攥紧酒杯，洋洋自得地晃动杯中尤物，像公牛一般蛮横地认为在场没有哪怕半个人值得分享这杯中的一滴。

读他的小说《旧地重游》，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这位沃先生勾起了酒瘾。他们喝亚历山大鸡尾酒，雪利酒，当然还有勃艮地的葡萄酒，就着一点儿巴斯·奥利弗牌饼干。故事里那两个相亲相爱的小伙子，在宁静的夜晚呆在“彩绘客厅”里，先把酒杯放在蜡烛火焰上温一下，再酒杯斟上三分之一的酒，接着把酒旋转起来，小心地捧在手里，举到灯亮前照一照，嗅一嗅，呷一小口，再喝一大口，让酒像在柜台上滚动的一个硬币那样在舌头上滚动，然后他们就开始品评了：“酒稍微有一点羞涩，像一头大眼睛的羚羊。”“像一个矮妖精。”“有花纹的妖精出现在织锦般的草地上。”“就像寂静水边的一枝长笛。”“……这是增长智慧的陈酒。”“是山洞里一位先知。”“……这是戴在雪白脖颈上的一串珍珠项链。”“像一只天鹅。”“像最后一匹独角兽。”这是让当今任何一个酒评人都望尘莫及的评语。

作为一个“拜物英国迷”，这小说里的知识分子情怀、可无可有的神学、令人生疑的感情线等等，都抵不过英式庄园作派的生活魅力。我能飞快地把那些生活细节挑出来，除了酒，还有油浸鳀鱼烤面包片，富勒氏胡桃蛋糕，那个时代的茫然目光、张嘴凝视的神情和颧骨高处涂的两团可笑的胭脂，伦敦社交季节，花呢上衣和法兰绒裤……里面的人即使不够英俊漂亮，也要时髦优美，还得带点儿因为生活太富足而沾染的忧伤颓废气，要是哪个姑娘因为艰苦的生活变得粗糙、生气勃勃而又注重实际，那真是最让人痛心的事。伊夫林·沃曾经好象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小说写在1943年12月，时逢战争，他因跳降落伞负了轻伤，索性休假写作，“那是一个战时匮乏和灾难迫睫的凄凉时代，是黄豆和基本英语的时代，因此这部书里就充满了对酒食的贪馋，对往日繁华的向往。”

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了，符合新晋翻拍英式庄园戏的一贯套路：华服美景，好大一部分投资用在了置装和布景上，有还原一些琐碎细节的野心，启用长相俊美的男女主角，仿佛英式没落贵族版“欲望都市”和“女魔头”，到头来故事被淹没了，年末评选时往往有最佳服装奖的面相。看着这种英式庄园戏，我一点也不会患上怀旧病，反倒体会出一种紧跟时代的“时尚感”，即使没出现任何一个时髦款式，没有一个品牌名称，其间趣味也完全可以当成所有时尚杂志的办刊宗旨——倡导富足生活，鄙夷粗制滥造，讲究煞有介事。

有人说，观众还是要带着颤抖去接近这个电影，因为26年前有一部难以超越的11集电视短剧，它由英国Granada电视公司出品，当年共花费 1100万英镑，每一集合100万英镑，主要在约克北部的霍华德城堡拍摄，并及时引进中国，混杂着新鲜的异域风情刻进许多人的记忆。原谅我年纪太小没有看过，在土豆上翻出来，开头就在念小说原作：“这会儿，我在 39岁这个年龄就开始老起来。每天晚上我感到浑身僵硬、疲倦，不愿走出营地；我养成了独占某把椅子和某种报纸的习惯；我经常在晚饭前喝三杯杜松子酒，不多也不少，听完了晚上九点钟的新闻马上上床。我总是在起床号前一小时醒来，烦躁不安。”这是个极度忠实原作的“改编”，基本上在念小说，整整念了13个小时，速度其实还蛮快的。电视剧颇具岁月感，城堡颤栗的阴影，严苛的无处不在的仆人，欢乐与忧愁只有薄纱之隔，流淌在塞巴蒂安脸上漫不经心的忧伤……当年花了大钱布下的美景，今天看来也过时了，却又因为缺了当下时髦英国庄园戏的华丽头纱，露出它本来的质地：就像查尔斯对塞巴斯蒂安，对布莱兹赫德庄园的向往，那种对英国式的迷恋，可不只是因为几身衣服、几瓶酒吧。

崇英情结是分等级的：先是英范儿（Englishness），再往上是崇英者（Anglophilia），最高级的就是英国迷了（Anglomania）。《伏尔泰的椰子》写的就是英国迷，他们段位之所以高，是因为迷恋英国式浮华中的某种诗意，某种宏大，某种对骄傲的延续、对传统的信念，迷恋浪漫主义。《旧地重游》和伊夫林·沃正是重现了这种浪漫主义。单不要说配角、家谱学家桑格拉斯先生了，他是一位正统王朝的拥护者，爱戴被剥夺了王位的皇族，喜欢名门望族的被遗忘了的丑闻，声称爱好过去，“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旅游者，稳健而又傲慢，一切的异域风光都展现在他眼前，供他欣赏”，这是一位浪漫主义尚古遗风的忠诚继承者。那位迷茫的贵族青年塞巴斯蒂安，他酗酒作乐，总拿着一只玩具熊，身上凝聚了典型浪漫主义者的特质：“对知识和科学进步没有兴趣，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对幸福没有兴趣，对为了找到个人的社会位置而去适应社会没有兴趣……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以塞亚·伯林）。伊夫林·沃还借塞巴斯蒂安在那儿回忆青春，可青春不正是因为短暂而成为一出迷人的悲剧，就像他自己的感慨：“青春的柔情啊——它是何等的非凡，何等的完美！又何其迅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它！青春的柔情呢——那种精力充沛的懒散，那种孤芳自赏的情怀——这些只属于青春，并且与青春一起消逝。也许，在悬狱的殿堂里，为了补偿英雄们失去的至福幻象，他们正享受着青春柔情……”这位沃先生爱喝点酒，大概也因为酒“丰富了青春的历程，又放慢了青春的速度。”

我在英国时，正赶上这股风潮在酝酿，说实话，我既没见到半个贵族青年，我压根没有亲身体会到其中的浪漫。我见到最多的是足球流氓和难以自制的酒徒，当然还有人与人之间恍若隔世的冷漠，即使就住在同一条街上，同时看得到几英里外乡间的地平线，甚至彼此很有好感，为分开感到惆怅，知道只消拿起电话，就可以在枕边跟对方通话，说上几句，借以享受一下见面的亲密，但是，由于受到我们各自星球的向心力以及包围着的冷寂的星际空间，我们不能这样做。可经年累月又能听到、看到这个民族的宏大历史与浪漫情怀的宣言，就连冷漠也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特质，它们在我所处的地理位置之外，又形成了一个英国。跟是不是踏上那里的土壤，喝过那里的水没有关系，即使我就像《旧地重游》里的安东尼，“原来是从一群人中给任意挑选出来的，现在又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原来的那群人中间，个性也越来越无法辨认，”我还是能够找到一群怀有同样情感的人，听到那个地名，起先是一片空虚，紧接着受了伤害的感官恢复了知觉，耳边逐渐充满了许多甜美的、纯真的、久已忘却的声音，魂牵梦绕的岁月的影子就开始联翩飞舞了。那个地名所代表的不是个地方，而是种幻想。

书架管理学

困困 — Wed, 03 Sep 2008 09:26:00 GMT

我有一个远房二大爷，听说非常有学问，小时候第一次到他家做客，他就给我上了一课：“我的书是按照类别整理的，第一层放文学，第二层放戏剧，这就叫‘书架管理学’。” 我走近一看，第一层放着《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第二层放着《白毛女》、《杜鹃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

好多年以后，我又一次听到“书架管理学”这个术语。那是个到我家来参观的邻居，号称在英国PECKHAM图书馆工作过，她站在我的书房门口，就像清洁工见不得满街落叶一样难受，扬言要用“书架管理学”让我的书房焕然一新。她回家搬来两箱道具：一箱装着可调节高度的小底座，她说这是为了垫起大小不同的书，好让它们列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做法早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前辈——塞缪尔·佩皮斯（我头一次听说这人），他在17世纪就给自己的书册都装上了“高跟鞋”。另一箱里有着一堆彩色贴纸，为的是给不同语种的书贴上不同的颜色，“我要把你的书架打扮成彩虹！”她兴致勃勃地一头扎进我的书房，从下午一直忙活到华灯初上。

最终我的书架没有变成彩虹，由于只有汉语和英语两个语种，它被硬生生分割成红蓝两色，原本东扭西歪的书册也整齐得吓人。这位专业人士提醒说不要被表面的单调所蒙蔽，这背后可大有乾坤：她是按照全世界图书馆应用最广泛的“杜威十进位分类法”进行分类的，也就是说把书按照主题标上数字，每个数字后面还可以无限拓展，比如“文学”标的是200，英国文学就是210，美国文学是220，其中莎士比亚就是211，以此类推；其中不同的作者，外国人按字母顺序排列，中国人按笔画排列……在被说晕之前，我还是赶紧把她打发走了。

师太有句训导：女人不要炫耀自己读了什么书，买了什么衣服，否则显得太不淡定。我把书架整个敞给别人看不仅犯了淡定的忌讳，更要命的是这种过分专业的“书架管理学”使我的书架变成了迷宫。我既没有囊括所有语种的本领，也没有包罗一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野心，书架上杂七杂八不成体系，更有好多不能见光无法分类的秘密，至于摆放的方法，它跟秩序毫无关联，而是一种私密的情绪或者回忆。比方说，我就想把张爱玲和萨冈放在一起，因为她们俩提醒我趁年轻赶紧的；一套亨利·米勒全集要挨着英文版的苏菲·玛索自述《说谎的女人》，它们都是我的生日礼物……我花了一晚上把专业人士的“书架管理学”推倒重来，小风从窗子里吹进来，书房安静又凉爽，我重新发现了一些书，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甚至还会为忘记了它们而感到愧疚。福楼拜写过一个小说《布瓦尔与谢佩居》，讲两个小职员凑在一起为穷尽世界上的知识而努力，在小说里，他们失败了，可在互联网上，他们好象获得了成功。我可以在网上下载电子书，还有许多在线阅读网站可供选择，它们全部井井有条无需整理，让我有一切唾手可得的错觉。而我的书架，永远象在徒劳地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提醒我还有太多的知识没有穷尽，它的边界与世界的边界重合，任务仿佛才能结束。可那些摸上去冰凉的书让我有实实在在的拥有感，按照某个怪念头将它们放到一起，就好象在掸落那些死去的，或者还活着的作者衣角上的灰尘。

费翔

困困 — Wed, 03 Sep 2008 09:21:00 GMT

拍摄间隙，费翔突然拦下我，要给我讲讲这组大片的创意和表现手法。那是“兰会所”光线幽暗的一间包厢，四周纬缦悬垂，上面泼洒着武士、血、女人和漫无章法的油墨。据说由巴黎设计师Philippe Starck设计的这间餐厅，把有的人迷住了，也让有的人感到痛苦，费翔属于前一类：“油画幕布，吊灯和椅子，都是平常的东西，却有夸张、复古和华丽的艺术效果，带点波普风格。我想在这里拍摄一组抽象一点，悬念一点，犹如达利画作一般的照片。”从创意、背景、摄影师、造型，到镶花边的燕尾服，都由费翔自定，拍摄前一天，他和摄影师冯海讨论了一整天。他说：“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一会儿要出来两个裸女。”除了关键部位经过轻微处理，确实赤裸，两个周身散发诡异光彩的女模特悄然进场，她们将作为背景，为这欧式又带有舞台剧色彩的小生境增添神秘。“不要肉感，剔除色情，她们有塑料的冷光，又带人的神情，为观看者留出想象空间，她们是真人还是假人？是机器人还是外星人？”两个裸女也是费翔坚持的结果。为了营造他想要的效果，她们浑身涂满了唇彩，在“卸妆”之前，冷冷站在费翔身后。

控制欲，是自始至终费翔流露的气场。在行为上，它表现为事必亲躬，从一盏灯或一把椅子的摆放位置，到在道具箱挑选一只合适的烟斗。在神态上，好在它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而是一个中年男人由阅历积攒起来的笃定，通过温和有礼却不容置疑的方式传递。48岁，这位中国1980年代的流行偶像，依旧保持着旧形象：中长发，瘦削挺拔，因为深刻了解自己的魅力而反复用蓝灰色的眼睛放电，就像20年前一样。但他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同往日，不再有十几岁的少女为他感到心碎，就像即使猫王再世也无法讨好现在年轻人光怪陆离的趣味；但这个从面上看青春期很长，保养得着实不赖的男人，并不像小说写得那般凄婉：“他比一般人更晚，更辛酸地告别了黄昏般的甜蜜青春，如今，他站在白昼里，他姗姗来迟，两手空空”，反而，他深知青春不再的事实，懂得迷失后掌控的技艺，他用平和的口气回忆自己的童年、80年代、美国，也以当下艺人少有的犀利谈论政治、选秀节目、网络暴民。他是个从过去来的人，他没有变，但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他的古典趣味显得不合时宜又珍贵。

“我曾在名利中丢失自己”

费翔留给人们最大的疑团，是他在壮年当红的时候突然抛开名利去了美国，问到这个问题，他回忆早年出道时的一段作为答案。他说：“我明白一炮而红的意思，经历过一次后，我在第二次到来时选择离开。”

那是1981年，张艾嘉的台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系列——去年夏天》正招募男演员，角色是一盲人，需要空洞的眼神与华丽的面孔，20岁的费翔带着飘忽不定的神情赢取了这个角色。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更多片约，而是唱片公司。隔年他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流连》。彼时台湾歌坛是刘文正和罗大佑的天下，缺的正是费翔这种青春小生偶像，看他早年的宣传照，不得不佩服张艾嘉与唱片业猎头的眼光：洋溢的是即使穿越时空也能打动人心的青春，那种爱抚、亲切、顺从甚至忧伤都通过他梦幻般迷蒙、神秘的外表流露，只凭这幅长相就够了，哪用关心他是不是会唱歌。可这正是费翔要挣脱的过去：“一张漂亮的照片太简单了。全是唱片公司的安排，一切受制于人，只要帅就好，任何其余的都不要。”他迅速领受了名利的魅力：万众欢呼、追捧、流言蜚语、溢美之词、同行在暗暗妒忌中的呻吟……惟独缺少的是“自我”。费翔自称那时的自己是唱片公司的摇钱树、傀儡，精心包装后用以贩卖的产品：“我的确明白了‘红’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事，但看上去轰轰烈烈，生活却畸形，没有办法与人正常的交流。我感到不舒服，我并不习惯名气，本性不是个招摇的人。在媒体前又不懂得自我保护，乱说话，伤害了许多那时候与我交往的女孩子，至今我都感到内疚。”对于他目前神秘莫测的感情生活，我问他，是因为果真一片空白呢，还是成熟了，不肯再对媒体讲太多，他大笑起来：“说实话，我真的是就不告诉你。”

费翔好几次提到安迪·沃霍尔，谈到他在汤罐头盒上涂画的明星肖像，他近乎疯狂地追求知名度，他那“在未来，人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的名言。“那个未来已经到来了，现在人人都在塑造个人形象，在网上每个人都暴露隐私，赢得关注。”当费翔这样感慨时，我忍不住反问他：“那你现在自我隐藏的方式岂不是很过时？”“如果过时，你会坐在这里采访我吗？一个人的故事总是有限的，既然选择当艺人选择被观看，就要留出想象的空间，什么都掏出来，像脱衣舞娘一样，皮剥下来，留下的只是单薄、肤浅的空壳。名气是个太有迷惑力的东西，许多人梦想着一朝红就会永远红下去，20多岁可能出人头地，30岁的时候就需要调整，因为高潮总会过去，今天的周杰伦和当年的周杰伦也全然不同。安迪·沃霍尔的那句名言，重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名人，重点是这名气只有15分钟。”

1987年春晚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被看成费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明智决定，放弃即将忘记他的台湾市场转投内地。可不如说这是命运的偶然安排。那年年初，拿美国护照的费翔突破“戒严”回到北京探亲，他第一次见到了姥姥，见到母亲长大的地方，顺带手在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录一组台湾当红流行歌曲。当年春晚的导演邓在军正在搜寻节目，听说了此人，通过东方歌舞团团长找到费翔，听了几首歌，调查了一下他的政治背景，当即拍板上春晚。“当时一切都是我的决定，选歌、发型、服装、表演方式，我已经当了5年歌手，懂得掌控自己。中央电视台唯一的担心是舞蹈太煽情，在邓在军导演的坚持下还是保留了，更让我感激的是他让我演唱了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如果只有一首，也不会有后来的费翔。”

春晚后的费翔没有政治麻烦，不像他自己担心的那样被当成个神经病，相反，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他用鲜活的风格让娱乐圈大吃一惊，80年代就像玩具舞台，上演着僵硬的木偶剧，一时间人们也分不清费翔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他是独特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又一次领会了一炮而红的含义，是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闻到了相似的味道：“我感到迷茫，到1990年我出了13张专辑，不停地周转、拍照、宣传、炒作，有门打开了，有许多便利和好处，可我突然不明白是什么让我留在舞台上，我对自己失去了判断，如果撤掉舞台上的钢丝、灿烂浮华的包装，人们是否还会细心斟酌地赞赏和认同我？”

“我离美国越来越远”

1990年-1997年，30岁至37岁的费翔呆在纽约。他差不多11点才起床，打许多电话，喝很多很多咖啡，下午出门办点儿事，大都是与朋友见面或看看电影，晚上7点有演出就去了剧场，没有则是健身房。他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不善烹饪，厨房里有70多张各色餐厅的外卖单。他在纽约的公寓有一面墙都是落地窗，窗外是时代广场，窗内有宝蓝色的中国味儿地毯、古董镜子、安迪·沃霍尔和罗依·李奇登斯坦的画、和一群猫。他过着最平常、最安宁的日子。

“当我站在《西贡小姐》的演员筛选现场，我想没有人再像我一样富有舞台经验了，但我们都一样，没有工会卡，站在那里排着队，等待被挑选。可这就是我想要的，把华丽的光环搁置，仅仅凭嗓子，看看是否能够映照到百老汇。”转投百老汇的费翔总被说成混得不怎么样，不够红，最常挂在嘴边儿的是百老汇处女作《西贡小姐》和他的伯乐、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间或演演诸如《歌厅》(Cabaret )这样的经典剧目，费翔和他的同行并不是报章青睐的对象。没有什么报纸整天报道一个百老汇演员，它们都被离婚的女演员，吸毒的制作人或者流出艳照的名门女继承人占据了。费翔把这感觉称为美妙：“没有人认得我，一场表演结束，卸了妆后我站在剧场门口，可以与刚刚看完我表演的人擦身而过。”

也会有同行流露艳羡与不解，每逢讨论起来，费翔就泼冷水：“除了挣更多的钱，没有什么比在百老汇更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价值。”偶尔会有微小的愤怒，商业化的触角也侵蚀到这里，某场剧的主角是“美国偶像”第三季的第五名，某场剧又请来了真人秀明星谁谁谁，“可舞台艺术有着先天无法抗拒的魅力，它百演不衰，有压力，却不会被淹没。”也许这片天地更能实现费翔的“控制欲”，灯光打起来，他戴着高顶礼帽或者穿身燕尾服，就是这一小片舞台的国王，不被别人决定命运，没有人推翻，他演得虽然是别人，却感受到自己。费翔突然回忆起1980年代初出道时拍的电影和电视剧，也见了琼瑶，也拍了几个可有可无的片子：“我就像个机器一样在镜头前做出某种动作，说出背好的台词，并不清楚我会被安排在故事的那个段落，不明白最后会剪接出个什么样儿的怪胎。电影导演是电影绝对的独裁者，这让我特别难受。”

出生在台湾的费翔小时候身材肥胖，性格内向。“你要问我小时候喜欢玩儿什么，为了戏剧性我可以回答说养了宠物蛇或者一条蝎子，可说实话，我很闷的，只玩泥巴和书。经常拿一本与年龄不相符的书，比如《战争与和平》，也看不懂，就是装装样子是个保护自己的姿态吧。”他说这孤僻和固执传自父亲，那位费翔并不经常在媒体上谈到的前美国军人，在1950年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跑到台湾学中文，认识了母亲并娶了这位中国女性，“在那个年头，他们都是勇敢的。”费翔的母亲叫毕丽娜，出生于哈尔滨，生长在北京，又转道上海去了台湾，“是个有想象空间的人”。十多岁的时候放学回家的他总会遇到母亲在家里办“油画沙龙”，请几个学绘画的老同学，再找位模特，小伙子费翔冒失进门，见着裸体模特也只能佯装镇定。“这是母亲追忆青春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像京剧票友凑一起唱戏一样可爱。”文艺气质得自母亲，费翔虽然内向，却是校园剧社的活跃分子，就像话剧里演的“下一次我该扮演谁”，台下沉闷的他迷恋在舞台上激情地演绎另一个人，“我站上舞台的最大动机，就是想释放自己。”误投歌唱业之前，他上的是纽约的戏剧学校，学的是舞台剧表演。

或多或少，与9/11有点关系，他在心灵上感觉与美国疏远。飞机撞大楼时，费翔恰好在中国内地演出，作为纽约人，他也感到震惊，为朋友们揪心，可事后“疯狗一样的民族情绪”让他厌恶。“这个崇尚物质，精神匮乏的民族遭到了打击，他们不肯接受自己不是世界的老大，一般的美国人是对世界没概念的，只懂得‘我’和‘美国’，不是两岸的知识分子，加州和纽约的知识阶层是有世界观的，但大部分美国人，那种被称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自大地认为美国最棒美国最好，跑到伊拉克发起战争5年了，拿一张地图给这些人，他们还是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儿。”费翔又把这种疏远解释为岁月：“美国只有200年历史，像个小孩子，是个适合年轻人的刺激、光怪陆离的地方，而我，可能年纪大了吧。”他最近迁居伦敦，因为更喜爱欧洲的宁静，对传统的延续和对宏大的尊重，就像中国一样。

“《男人不坏》献给中年危机”

《男人不坏》这首歌只有3分半钟，MV却正经八百地像拍了个小电影。场景分了地主家、办公室和有风尘味的老上海歌舞厅。费翔是绝对的男主角，化成三种形象演的其实是一种人：花心中年男。蔡明是每个场景中不可少的手腕高明的“大婆”。见到宣传语中说“要找到与费翔在年龄和气质上最协调的，非蔡明莫属”，感觉非常无厘头，看了MV，才发觉此话不假。唱着“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MV如果拉长了，绝对是个不赖的爆笑喜剧，还是蔡明气质的那种，她在里面不露声色又融入其中，费翔演得也有模有样，不论是戴撇假胡子穿古装努力抛出色眼风，还是因为偷看美女被大婆捅成了独眼龙，都非常好笑。倒是大肆宣传的范冰冰，只是画了个怨妇公主妆扔了把菜刀，好象花瓶。

《男人不坏》是费翔即将发行的新专辑的主打歌，同期还录了一首奥运歌曲《世界没有距离》，一邪一正。《世界没有距离》是典型的费翔式，抒情、悠缓、长发飞扬，词曲作者是费翔25年的老友谭健常和小轩：“对于奥运，我们想表达强烈的世界观，中国人对于全世界的态度。”《男人不坏》则十分颠覆。“我并不想讨好年轻观众，如果他们喜欢我，我感到安慰。我要唱给费翔的老粉丝听，他们了解我，但这么长时间没出歌了，又要给他们个惊喜。他们年届不惑，有的还很幸福，让我佩服；有的正在闹离婚，那就轻松一笑。献给那些到了这个年纪就发急的正在经历中年危机的人。”对于中年危机，费翔感叹自己还好，还没尝到那滋味儿：“可能是种后悔的感觉，悔年轻时的错过，悔对自己失去的把握，‘如果’这两个字是最辛酸不过的，好在我并没有被‘如果’困扰，我不后悔，我感到满足。”他拿出两张单曲碟送给我：“献给你的姑姑。”

1997年香港回归的庆典中，费翔放歌一曲，算是回归了中国流行歌坛，2000年分别与台湾丰华和内地EMI签了约，发行了相隔14年的新专辑《爱过你》。倒是叫人疑惑，不是要在别处寻求平凡的生活么，干吗回来。费翔解释说有点被推着走。“台湾演艺界最喜欢把人从棺材里挖出来，电视上总有好多老人，感觉像横尸遍野。2000年主持‘超级星期天’陶子找到我，说要给观众个惊喜，我有点抗拒，我已经10多年没有在台湾电视上露过面了，可朋友又不好拒绝，谁想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爆高，原来怀旧的人还有那么多！之后张小燕打来电话，柴智屏打来电话，我都不好拒绝。也在想，也许不应该完完全全放弃‘费翔’吧。”目前费翔的合约正好到期，他处于“空挡”期，万事自己做主。《男人不坏》和《世界没有距离》两张单曲的MV他都承担制作人，后一个还亲自剪辑：“为了找到合适的奥运画面，看影象资料看了一整星期，我当然信赖专业人士，可自己看着更放心。也许多年前拍电影时我该坚持一下，当然不只是当演员，我还能控制整个产品。”

采访前几天，费翔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2008”，安排了一个歌迷见偶像的桥段，镜头里一女歌迷尖叫着，哭着在后台见到费翔，二人又把更衣室门一关，再出场都换上了礼服，深情牵手共唱一曲。快乐是快乐，却也有些刻意和残忍。费翔竟然同意我的观点，他说本来是推托的，“我太老了，玩不动游戏”，可编导再三邀请，又想既然是快乐的，开心的，去也无防。歌迷突然出现时他也大吃一惊，再登台后还是尽量快地把歌迷送回观众席。“我反感真人秀节目，把一个普通人的快乐、痛苦、难过、粉碎都展示给成千上万的人观看，这有什么道理？”他也对选秀节目颇有不满：“有许多选秀请我做评委，我做不来，坐在那里评判一个新人唱得对，或者错，这是没有标准的。有的歌手有些小问题，可魅力就在这瑕疵里面。”谈到浮躁的当下，始终温婉绅士的费翔竟愤怒起来：“网络使一切都肤浅和蜻蜓点水，它也许推动了数字革命和娱乐产业，可任何人都能当演员，当导演，当作家，当摄影师，专业要放在哪里？有一天我在看CNN，播着播着新闻，突然开始念EMAIL，俄亥俄洲的南茜认为这件事如何如何，纽约的迈克又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我为什么要听南茜和迈克怎么说？我要听的是CNN，你作为专业媒体的观点。”

时尚逃兵和经典国货

困困 — Wed, 03 Sep 2008 09:18:00 GMT

“时尚民主化”？

1992年，唐娜·托马斯（Dana Thomas）买了一件粉红色无袖的PRADA鸡尾酒洋装，用五彩斑斓的厚棉布和菱纹绸制成，整件都有内衬，美不胜收，花了2000美元，看上去能穿至少一辈子。10年后，她花了500美元又买一条PRADA薄府绸不规则剪裁长裤，穿上它，脚轻轻穿过裤管，褶边撕开了；将手放进口袋，缝合处裂了；蹲下想抱起她两岁大的小孩，裤子的后面破出个大口子。不到10分钟，这条长裤碎成几片，解体了。唐娜·托马斯向一位PRADA的前设计师助理抱怨。“是线的问题，”这位助理解释说,“现在都采用‘罗纹缝法’，更加便宜。此一时彼一时了！”

唐娜·托马斯是美国《新闻周刊》常驻巴黎的文化及时尚记者，她大概对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并不满意，于是此后花费了差不多10年构思，用去3年来撰写一本书：《奢侈如何失去光泽》，用以揭披当今大品牌集团散发的毒气。当然不是GUCCI妒忌或者迪奥毒药的那种，而是“牺牲诚信、降低品质、玷污历史、哄骗顾客，剥夺了所有让名牌与众不同的特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唐娜·托马斯说她力图不带偏见，喜欢谁与厌恶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事实，由读者自己下结论。对于那位名声不佳、外号“时尚独裁者”、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的掌权人伯纳得·阿诺特，唐娜·托马斯说：“他作为一名商人无所畏惧，我恰恰敬佩他这一点呢。”

但唐娜·托马斯的书用语强硬，她写道：“大品牌集团宣称‘时尚民主化’，让产品人人欲取、随手可得，一切听起来如此崇高，见鬼了，简直像共产主义！可它不是，它从里到外都是资本主义，目标直截了当：为了赚更多的钱。”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正是名牌丧失了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基础：手工制作和高品质，在哄抬物价的同时降低成本、偷工减料。“大量生产的奢侈品”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以LV的经典产品——旅行箱为例，它仍旧延续着1854年路易·威登发明的制作方法：骨架使用坚硬、轻巧的非洲奥库梅木，衔接的地方粘上一层帆布，既不易破裂又使箱面光滑平坦，角落的保护层用黄铜，边缘装饰称为“LOZINE”，由多层纸张和不料压缩、浸泡在锌溶液中制成，皮箱里层粘上一种叫“VUITTONITTE”的珍珠灰棉质帆布，或者人造绒面革做衬里，上头有棉布条编织成LV字样的卡其布缝在旅行箱里。所有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可这款皮箱一年仅生产500只，其他LV产品则在生产线上完成，大部分由机器制造。

在位于巴黎近郊的LV大宅院里，一台生产线上的12个女裁缝使用机器加工数百件LV手袋畅销款。“优渥的利润来自于……工厂”，阿诺特曾经解释，“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生产，让公司产量惊人”。但这个生产方式不被透露，大肆宣传是LV旅行箱的传统手工，当花大价钱买到一只生产线上下来的手袋时，却误以为买到了永恒的传统。另外还有一些小伎俩：把袖子剪短半英寸（一位雇员说：“剪到1000件你就知道会省下多少了”）；用毛边代替褶边；以“女性其实不需要为由”不加衬里等。

中国也许是当今名牌产品全球化过程中最奇特的国家：起源这里，最终又回到这里，生产与消费皆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泽》说许多名牌产品加工生产实际自中国（大都不生产多种款式，反而是同一款式的不同颜色与材质），却拼命掩盖这一事实。少数包标志有“中国制造”，但藏得很好，比如在内袋底层的缝合处，或者印在邮票大小的商标皮革反面，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有的“中国制造”的标志是贴在袋子外的贴纸，货物运到意大利后就会被撕掉。另有一家除了手把，整个包都在中国制造，制成后补上贴有“意大利制造”的手把。还有在中国制造鞋面——最耗费劳力的过程，送至意大利粘上鞋底。这些产品都带有“意大利制造”的标志，只有极少数品牌主动承认产自中国。

2006年，COACH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伊安·比克利（Ian Bickley）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说：“我们在中国生产，并派遣意大利皮件工匠团队来教导中国工人，中国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精品的水准。”但更多品牌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成本降低，意味着售价也应更便宜。唐娜·托马斯讲述了她在东莞参观一家代工工厂的经历，她以保密为条件被允许进入，亲眼看到工人们在缝纫某品牌的手提包，而该品牌始终声称其所有商品均为意大利手工制造。她没有点出品牌的名称，而那只在流水线上生产的手提包成本大约为120美元，随后它在香港一家百货商店里飙升至成本价的10倍。

据估计，到2011年，中国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而中国一些消费者，一边疯狂迷恋这些转了一圈的产品，一边却对“中国制造”缺乏信任，同时催生了一批仿冒品使用者。这正是大品牌集团疯狂扩张造成的副作用——名牌标志成为炫耀的标签，即使丧失原有的品质，附着于这道标签上的幻想仍在。当一只包的真品与假货区别仅仅是两道砸线还是三道砸线时，其间的差价就变得十分诡异。

那些秘密并不广为人知，大品牌集团更愿意通过广告投放，公开某新品的灵感来源，社会意义，以及与某种华美生活的紧密联系。唐娜·托马斯说：“要成为全球企业的领导者，时尚品牌不仅要向大众隐瞒产品的制作过程，也要隐瞒品牌如何运作。假如真相曝露，必将粉碎大众对品牌的信心。他们必将停止购买，利润直线下降，公司，还有它们的母集团，会面临破产。公开交易的公司需要透明化，也就是在每年的财务报告中提出财务资料，但当品牌合并成一个集团，他们可以将所有数字混淆在一起。我们总是看到LVMH获取了利润，而它的品牌由于大肆宣传，似乎也极度成功，但你所不知的是，LV每年创下营业额记录的同时，纪梵希和高田贤三的收入却马马虎虎。”

这位高级记者告诉我们说，她并没有像很多惯于谄媚的时尚媒体那样害怕打击报复，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伯纳得·阿诺特先生和LV的主席及行政总裁圣·卡斯利（Yves Carcelle）拒绝再接受采访，好在她以前见过他们多次。但成书后有传言她被LVMH集团封杀，禁止她出现在任何该集团任何品牌的发布会上，并要求她对该集团的言论道歉。唐娜·托马斯拒绝承认有什么错，她现在加入了时尚记者的终极胜地“康泰纳仕集团”。LV主席及行政总裁的妻子评论说：“如果她说我们是时尚界的麦当劳，那她也效命于媒体界的麦当劳了。”看上去唐娜·托马斯是个颇具古典趣味的人，在批判大品牌集团同时，心碎地缅怀着只为小众服务的、“卑微的匠人们创造着人类所能想到的最美的物品”的1930年代：剪裁工、刺绣工、毛皮加工工人、鞋匠、羽毛制作者……她认为，这才是真正精品的缔造者，他们用手工吹制玻璃来制作装饰礼服的花朵，用黄金和宝石来点缀她设计的长礼服。香奈儿的工作室里制作出上百件光彩夺目的长礼服，由银薄片制成，缝上珍珠，因此非常笨重。开口短上衣布满珍珠与亮片，衣底再镶嵌美不胜收的亚麻蕾丝。“越来越多从旧手工作坊里寻找灵感，是精品对抗全球化的趋势。”唐娜·托马斯说。

复活的老手工作坊

2007年12月，香奈儿发布了设计师卡尔·拉格斐的“巴黎—伦敦”高级手工坊系列，它正是献给巴黎的六间高级手工坊，集合了Desrues纽扣坊的修饰技巧、Lemarié的羽毛配饰、Lesage的刺绣功力、Massaro的制鞋天赋和制帽工坊Michel的作品，以及Goosens的金器和银器。“这次时装秀所展现的调性，散发着后现代风格，但同时也不失浪漫特质。我并在作品中巧妙的结合了许多精致细腻的朋克元素。”卡尔·拉格斐解释道。这六家工坊在过去的10年间被香奈儿一一买下。

为了这组发布，45名刺绣工已经在位于巴黎蒙马特的Lesage刺绣工坊里赶工了1个月，每天他们都忙碌地围坐在木制缝纫机前，往衣物上匝钉金币、缝制水晶、镶嵌串珠，他们的针脚精细而小心翼翼，好像在缝制甜美易碎的焦糖。刺绣坊曾与迪奥、纪梵希、伊夫·圣·洛朗等高级成衣制造商合作，是全球最大的时装刺绣供应方，拥有超过六十吨供应品存货，当中包括1870年代保存至今的闪光水晶、二十世纪的圆拱形宝石、莱茵石、玻璃珠等。“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哲学。”刺绣坊的家族传人弗朗哥斯·莱萨基（Francois Lesage）说，他今年76岁，技艺经过50年磨砺，1949年从他那活了125岁的父亲手里接管了刺绣坊，他将手工制作称为“传递了严苛的道德规范和容不得一点儿杂质的优雅”。

莱萨基说，1920年代巴黎有大约30万名手工工匠，光刺绣工就有1万人，到1950年代，全世界还有超过20万名女性穿高级定制，这是资产阶级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购买高级定制服装是一种礼数周到的社交活动。迪奥一年就会搞两次，邮寄出300张有黄金浮凸的邀请卡给老客户、记者和名流，发布会在每年的1月和7月位于蒙田大道的30号的迪奥总部，宾客坐在精美的椅子上，身后放着巨大的花缸，里面插着玫瑰花、栀子花和康乃馨，发布会准时开始，不会为任何人特别妥协。据说有一次温莎公爵迟到了，就只能站在过道里。但现在，高级定制让位于批量生产成衣系列，高级定制购衣会也被时装周取代，全世界每年购买高级定制服装的女性仅有不到200个，手工作坊客户流失严重，工匠数目骤减，在巴黎刺绣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Lesage刺绣坊被香奈儿收购，但没有垄断，仍允许它与其他高级定制供应商合作。莱萨基说收购后刺绣坊景况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多为成衣系列服务。

Desrues纽扣坊也是巴黎最老的手工作坊之一，成立于1929年，原本位于巴黎玛黑区，1930年代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忙碌的裁缝和工匠，后来只剩这一家。一度Desrues纽扣坊十分萧条，1984年只有20个工匠，1997年被香奈儿收购后，工匠人数递增到了170名，原来的老作坊都盛不下了，不得不迁到巴黎郊外的一间8600平方英尺、窗明几净的大厂房。纽扣坊基本延续着旧做法，但也逐步加入了现代科技。工艺开始于一只由设计师打造的金属或硅铸模型中，合金被倒入，经过离心处理从模子中移出，之后进行修剪被拋光，镀上金、银或绿锈，最后进行打磨抛光。如果是所谓的“有机”或天然原料，如角或珍珠母，会由计算机制作模板，再按程序设计传送到配备雷射光的无人机器中。纽扣坊每天生产4000只纽扣，每年有100万只专供香奈儿，其中仅有3000只用于高级定制系列。

为法国一家国家媒体工作的林祖强，在过去10年间走访调查了法国30多家手工作坊。他说：“老手工作坊是法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法式精美生活的语言。”法国政府对老手工作坊始终有及时的保护，比如每年都有行业协会评选出“最出色的工匠”，文化部仿照日本的“活着的国宝”为个人授予“工艺艺术大师”，并评选集体“最优秀工坊”，还以经济扶持的方式鼓励培养学徒。但传统文化的传承除了保有技艺与文化保护的“文化生命力”外，还需要必备的“经济生命力”。在过去10年间，全球化与品牌集团营销都使法国老手工作坊受到打击，市场难以承受其价格，部分作坊不得不转移生产基地，降低劳动成本。林祖强在法国南部小镇参观过一家铜器作坊，部分生产已经转移到北非，甚至使用机器代替手工，他眼见从北非运回的成品老式旅行箱，与法国本地手工制作的天差地别，旅行箱的铜铆钉嵌入和箱角处的弧线，已经全无旧日的细微与精致。林祖强认为，大品牌收购老作坊的确缓解了客源稀少、经济紧张，但精品的定义已由“讲求高品质”转为一道标签，许多品牌是打了个概念差，将高级定制服装的附加价值转移到成衣配饰上，买一件批量生产的制式化产品，仿佛就享有了高级定制的光华。更多最优秀的手工作坊并不急于被收购，因为近年来厌恶大众化产品的消费者数量逐渐增多，这些作坊的顾客正在回流。

名牌时代“时尚逃兵”

“时尚逃兵”（Luxury Refugees）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泽》给出的新概念，指因为与大品牌集团的妥协而对其贪婪大彻大悟的设计师、香水师、主管以及消费群体，他们逃走了。将手工作坊的旧式精美真正应用到市场化的成衣系列，大约是“时尚逃兵”在大品牌内部的反省与改革。香奈儿胸怀对传统与精致的尊重和买下了这几家工坊，同时也对千篇一律的名牌时代提出反思。“你不能够宣传一套高级洋装，结果放上一堆垃圾来卖。”卡尔·拉格斐说，“总得有人来做这些，不仅是保持传统，而且要助其发展，我们需要这些精巧的工匠，并将来自过去的技艺运用于未来”。

更多“时尚逃兵”与大品牌集团划清界限，其中最著名的非前GUCCI设计师汤姆·福得莫属，虽然此后的他有点找不着北，却有一番雄心勃勃的说辞：“今日的品牌产品太唾手可得，每样东西都太过制式，而且运营方式太过平淡。它就像麦当劳，背后的商品与哲学跟麦当劳非常相似，在每一家麦当劳你买到的汉堡与经验都一模一样，LV也没有分别。我们帮助GUCCI制造这个现象，在当时是对的，就算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做，那时这个世界正在全球化，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我以我们所做的事情为荣。但是这不是我现在感兴趣的了，我强烈反对！所有这些手提包广告都让我反胃，它太过制式。去想顾客还不会跟我们一样厌烦非常愚蠢，我相信小公司的影响力不输给大公司，我们可以从小规模、旧式的精品中学到东西。”法国女鞋设计师品牌Christian Louboutin也是时尚行业中的稀有产物，由设计师拥有并经营，企图心小，生产无懈可击，却极度成功。2000年在巴黎的一坐私人宅邸晚宴中，设计师Louboutin女士刚在沙发上落座，就被四个成功商人包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买你的公司呢？”其中一个问道，Louboutin就像个被邀请跳舞的女孩，她红着脸说：“不了，谢谢。”当被问到“时尚逃兵”真的能从商业法则中逃走吗？唐娜·托马斯说：“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只要保持小的，独立和正直。当一家公司有了伟大的梦想，它就要面临浮士德式的抉择——是为了获取财富、积累名声而将灵魂卖给魔鬼，还是保持本有的个性？这其实，也仅仅是一种人格考验。”

高级定制与无印良品固然不同，但都是对大品牌集团制造的平庸与制式的厌倦，是自身对全球化的小小反抗。有的人愿意重温那起源于宫廷时代的华贵，唐娜·托马斯复述了一遍卡尔·拉格斐讲的段子：有些购买香奈儿高级定制服装的人很忙的，她们乘坐私人喷射机来试穿衣服，无论何时让款式出现在红地毯上，那些女人会立刻取消定制。“这样的人在中国，有超过两个。”卡尔说。而更多人选择更小众的品牌甚至淘唤无牌衣物，以此来轻蔑世俗乐趣，来展示“一种骄傲”。如同瑞士神学家汉斯·昆所说，“不时时刻刻追求、不时时刻刻想方设法购置一切；不受威望和竞争规律的控制；不崇拜富有。这是基本的态度：俭朴谦逊中的满足和泰然处世的信心。这一切都和蝇营狗苟、胆大妄为的傲慢及在物质上的富人和穷人都能见到的那种患得患失针锋相对。”唐娜·托马斯便称自己不是个“素有着装考究恶名”的时尚记者，而更喜爱简单打扮，坚信少就是好，她接受本刊采访时那天就穿了一件“品牌没有人听说过”的运动衫，不化妆，不愿意佩带首饰，“花了一个整个早晨来打理我的有机花园。”

求助“中国元素”

2008年7月10日，中国设计师马可的作品“无用之土地”在巴黎高级时装周发布。以米白、黄褐、墨灰和湛蓝为主色调，以回收材质和棉麻丝毛为原料，呈现接近自然的质朴状态，模特在发布上还表演了贵州的纺线术、蒙古族的漂染术，实验意味浓厚。此前这个系列已经入选"国际年度设计大奖"候选人名单，并于2月到4月在伦敦设计博物馆进行作品展示并角逐"国际设计大奖"，她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服装设计师。事后，马可写了篇文章阐述创作理念：“我追求的精神价值和目前的流行时尚完全相反，事实上，恰好是人类历史所经历的那些质朴时代深深吸引着我，那时的人们怀着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和对事物最初始的认识，过着一种最为本质的简朴生活。那些来源生活而非出于名家大师的质朴之作具有强烈的时间穿透力，横跨了千百年，撞击着现在的心灵。这就是我的追求，让服装回到它原本的朴素魅力中，让人们过分刺激的感官恢复到对细微末节的敏感。今天的时代中，真正的时尚不再是潮流推动的空洞漂亮的包装，而应该是回归平凡中再见到的非凡，我相信真正的奢华不在其价格，而应在其代表的精神。”

唐娜·托马斯也仰慕中国文化，她说：“中国虽有‘世界工厂’的名声，却可以效仿日本，从廉价劳动力提供方和产品制造国做起，以具有东方特色的、高品质的工艺征服世界。”言外之意，“中国设计”虽然在世界舞台上起步晚，一旦流传便有新鲜的魅力和卓越的个性。从夏姿·陈，上海滩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主题走进国际视野后，1960年代的“中国元素”也其朴素与经典再度引发关注，只不过它的起源是小众而隐秘的，由一群无所忌惮的年轻人引领。

老金就是一个。清晨6点，他就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鬼市”里溜达。市场全名叫“中商和众旧货综合交易市场”，因为整修，摊贩就在工地边上的瓦砾堆里摆摊。塑料布铺在地上，物件五花八门。站起身回头望过去，能看见城里的高楼大厦，不远处是等待拆迁的乡村，这集市有一种“暂时性”，岁月泛起许多零碎的物什，它们被淘汰、被抛弃，又被汇集到地摊上。留连于此的有各色人等，他们把这里叫作“劳动人民大市场”。老金颇有斩获：两台老式手摇电话机、一台带显示屏的旧监视器、一沓牡丹花塑料皮笔记本、一台“烟台永康钟业无限公司”出产的老式座钟，统共不到1000元，他试图把这些东西全部塞进肩上的大包里，包很快就被撑得变了形。这只包的名字叫“Paul Smith mini”，上面印着一辆花MINI COOPER，源于1998年英国设计师Paul Smith的艺术作品“ART CAR”：把老款MINI COOPER涂上24色83根彩条，汽车仅在英国和日本有售，印着汽车照片的大包在全球售卖，价钱过了万元。但在老金看来，包里包外都差不多。“Paul Smith mini”撷取了老派英式工业的典范MINI COOPER，他所淘的旧物件又都是中国当代设计的精华，它们蕴涵着一脉相承的纯粹审美和恒久魅力，流露出回归本原的趣味和质朴光泽。所不同的，MINI COOPER和Paul Smith都已经纳入了时尚流转；而另一些是躺在“劳动人民大市场”里的“破烂”，只有一些古怪的年轻人跑到这里，发掘它们身上的历史特色和“中国元素”。

中国有一个工业设计黄金期？

老金，名鹏远，网名痛楚，花了3年来收集中国老设计，数量以千计，悉数存于东四八条59-1号院中。老金考证，这爿院落是一军阀姨太的偏房，这说法很像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这个不断变化的城市里，有什么东西一脉相承地延续了下来。他还印了本画册来展示收藏：双喜电风扇用1968年的《人民日报》包住，转动起来报纸烂得粉碎；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图片边上有把“中国制造”铁皮玩具手枪；映照列侬与大野洋子裸体的是红梅报喜大圆镜；海鸥闹钟调到4点零8分，旁边就可以抄写那首著名的诗了。还有安迪·沃荷，伍迪·艾伦，库布里克等等一大堆，暧昧不清，非常混杂。画册开篇写：“1968年，马丁·马吉拉穿着破旧的白衣穿梭欧洲，主席夫人授意研制媲美莱卡相机的‘红旗20’，竹制暖水壶取代铁皮暖壶出现在工人阶级手里。”老金说：“1960-1980年代，是中国工业设计的黄金期。”他挑东西的重要标准就是设计：“旧铁皮玩具的配色，明朗又搭配得极具波普感，那种蓝，多正，就像上小学的体育老师穿的翻领大秋衣。”“一只闹钟它就是闹钟，不会为了哗众取宠改变形状，可指针上的数字又没一个重样儿的。”然而，老金并没能详细讲述60年代的中国工业设计，他只是喜欢那个曾经风起云涌的世界，想把某种激荡的情怀和落满尘土的物件一起保留。

把老金的画册拿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系主任杭间教授看，教授则拿出另一本画册：《Phaidon Design Classics》。在这本汇集999件工业设计经典的图册里，可以看到永久自行车的原形“Singer Model 15K”，实际源于1894年的美国；红旗轿车的原形“Checker Marathon Cab”，出品于1922年的美国“切克汽车公司”；老式手摇电话机，1930年代由美国工业设计师Henry Dreyfuss 奠定雏形，取名为“Model 300 telephone”……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工业设计的基础。999件中只有一件来自中国，排第一，一把铜剪刀。

杭间教授研究美学设计史论，对中国的工业设计史却只梳理到明代为止。他说：“近代设计史大约从‘洋务运动’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学的都是外国的东西。生活审美零星可以在《良友》画报或者《林家铺子》，《春蚕》这类戏剧中见到。1920-1930年代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已媲美巴黎，但农村依旧自给自足，都市的生活用品依赖洋货。”杭间教授认为，所有设计是建立在工业化程度之上，“建国以后，我们的自主设计土壤一直很贫瘠，一切归于统一，实用占据主导，审美退居其后，外国工业设计中的经典被大量借鉴、生产。所谓‘设计’并不被提倡，它被分裂在重工业和传统手工业两个领域中。”

杭间教授指导的博士生王丽丹正以新中国的工艺美术体制为课题做研究，在她看来，主席夫人指导工业设计一说只是玩笑，她说：“毛选第五卷《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篇，提出了建立工艺美术学校（工艺美术学院的前身）的想法。在国家支持下，照搬苏联的合作社模式，1950年代产生了‘工产艺销学’这一体制脉络。当时的管理机构是手工业管理局，由于手工业是艺术与工业的结合，所以在管理归属上存在矛盾，作为艺术，应划归文化部管理；作为工业，则属于二轻工业部管理。最后工艺美术划归二轻工业部管理，按照工业化的模式进行管理。所以一方面导致了手艺人的尴尬，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而无力施展。”

这种计划经济下的生产，首先传达的并不是审美趣味，而是一种朴素的生活观念。王丽丹还有小时候关于粮票的记忆，手头的钱有限，购买力得不到满足，买东西基本顾不上品牌、质量、款式。那个时代，人们奉行一种“大国民”的普世价值观，共产主义是平等的，贫富差距也不是很大，生活在一种祥和朴素的“民风”中。这也是当时国家所倡导的。大家都不希望与众不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目标一致，最常见的服装颜色就是灰蓝和军绿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费正清有对建国初期国民性的分析：国民的生活诉求朴素。日常生活用品恰恰印证了工艺美术大会提出的“实用、经济、美观”的口号。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与文化成就展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展览，展会上的一款奢侈品是 “友谊牌”14K玫瑰金手表，尽管表盘上是中文标示，但它的生产厂家是莫斯科第一手表厂。这一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提出：我国有六亿人民这样的大市场，手表工业大有作为。希望上海能生产我国自己制造的手表。国产手表的研制与生产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但窥其门径的入口就在上海长乐路378号，这里离独立设计师小店聚集的区域已经有点远了，周围大都是卖古董和古家具的店面。老手表只占了店里的一个小柜台，更多的是瓷器花瓶，根雕茶桌，老式座钟之类。店主容先生坐在桌子后面摆弄电脑，有顾客问：“您收了这么多老手表,一定很喜欢吧?”他抬头白了一眼，“我可不喜欢，我就喜欢钱”。

香港的手表收藏者JOEL CHAN承认，他的700多块中国老手表大多来自上海这家小店。1956年生产的“和平”和“东方红”原型表，都直接模仿瑞士手表而来，是如今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藏品。上海手表厂1958年出产的A581型手表，是中国大规模手表生产的标志性产品，直到1967年停产，共生产数百万只，如今在上海的古董店里，100块钱一只。1963年开始生产的A623型，当时一般大众难得一见，只供军队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使用。周总理一直佩戴的就是A623，那块手表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A623还曾发布一个特别纪念款。国产手表的投资价值并不很大，这些老手表的价格大多在1000到2000元之间，众多入门级的收藏者承认，收藏60年代的国产表，并不在炒作或投资，而是要把那段岁月铭记在心。一位收藏者这样说：“上海581型手表在性能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是我国仿制瑞士的机芯几乎全盘照抄照搬加工出来的。这种仿制表面上看还没有自主设计能力，但是却是一个国家冶金、机械制造和精密加工技术水平的重要反映。手表虽小，却可由此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略窥一斑。”

只有专业性的书籍中才会寥寥记上几笔，当年大光明钟厂的曲元德师傅，怎么设计了一架小铣床，并自制铣刀；中国钟厂的阮顺发师傅怎么完成主夹板的试制任务。在老金看来，甭管从哪儿来，这些旧设计打着中国的烙印，隐含着旧日时光，他也了解一些设计仿制自国外，但工艺已经与国外达到相当的水平。那时的工匠被埋没在集体创作和大生产中，缺乏商业推手，不搞时尚偶像这一套，也没有国民争相购买的喧嚣，反而倒淡泊地施展绝技，即使最微小的部分也竭尽全力。与当今被那些经世致用的家伙主导的消费怪圈不同，他们饱含热爱地将活儿做到极致，产品仿佛被倾注了“人性的因素”。老金谈起在天桥偶遇的一位老师傅，原本在国营老收录机厂做工，退休了开个维修门店，手艺精湛又与时俱进，对各类IPOD了然于胸。可他晚年仅有的财产就是那间破旧的小铺和一屋子收录机，那里的感觉，“像极了香奈儿的老手工作坊”。去年老金到巴黎参观的正是被香奈儿收购的Desrues纽扣坊，那里幽静而凌乱，周遭放着有年头的破旧柜子，一群家庭妇女模样的工匠坐工作台旁，她们看上去跟时尚毫无关联，全心投入于手里的那颗珠子，仿佛一生唯一重要的事儿就是将它们打磨精美，“脸上专注的表情就跟天桥老师傅一模一样”。

豆瓣的“经典国货”小组里则聚集着另外5000多名年轻人，他们收集且使用的物品名单非常长：梅花牌运动服，海鸥相机，乐凯胶卷，永久自行车，凤凰自行车，回力胶鞋，飞跃胶鞋，双星运动鞋，万紫千红润肤脂，郁美净，蜂花洗发精，健力宝，大白兔奶糖，小白兔儿童牙膏……它还能继续。组长贾维（豆豆维）去年建立了这个小组，人数一个月内超过1000。贾维说这批人以80后为主，既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又全面接触外来文化，“心态非常健康”，在迷恋“经典国货”的初始大都受到本土摇滚歌手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新裤子”乐队。

只消看一眼，便难以忘怀那张《龙虎人丹》中的造型，新裤子乐队的两个主唱都穿得好似李小龙，站在80年代的中国街头，伴随一台老得不像样的录音机跳舞，与其说跳舞不如说是搞怪。彭磊内省而腼腆，庞宽则比较硬朗、锐气，他们的造型是皮夹克、破球鞋和瘦版牛仔裤。“我们不喜欢奢侈品，不喜欢跟风。我们的审美其实就一个字‘紧’，判断衣服好坏唯一的标准就是紧，穿的时候穿不进去，特费劲那就是好，就买。”唯一喜爱的品牌是Vivian Westwood，副牌SEX在上海开业后，很少买衣服的彭磊拿下一件 “飞车篓”，等SEX经营不下去了准备关门，他发现“飞车篓”只卖出他那一件，其他码号正狂折甩卖。“新裤子”的造型可谓常年不变，却总被誉为圈内最潮。今年三月，两人买了两条梅花牌运动裤，不经意间使梅花成了乐队圈的新宠。“那时候设计很直接，传达的视觉感受很主观，能够吸引你，直接给你带来一个刺激，挺有标志性、挺有力量的东西，跟我们的音乐想表达的一样。一下把你带到那个年代”。

不仅是“民族情绪”

1970年代，保罗·布卢姆博格就曾经这样判断：“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所设置的时尚标准，并不比那些失去地位的，反阶级的年轻人和反主流文化者设置得多。长头发，头饰圈，珠子项链，染色的衣服，背心，混杂的皮革制品和小山羊皮制品，精心制作的褪色的粗棉布工作服，以及其他反主流文化装束的的随身用具，不但嘲弄了既有阶级的物质地位符号，而且成功散布到了敌对的阵营——在纽约第五大街和主要街道流行并被模仿。当蓝色的斜纹粗棉布工作衬衫正在纽约的百货公司销售之时，当摇滚明星米克·贾格尔当选为世界上穿着最考究的男人之时，认为时尚风格是在上层社会建立以后才逐渐向下散布的理论，显然出了毛病。”

“经典国货”小组首次聚会选在北京一家摇滚音乐酒吧，口号为“伪时尚和假高端充斥的年代，怎样才能多快好省地迅速窜红？国货小伙和古着大妞们简洁朴素有灵魂，纯真可爱又犯二，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代言人。”到场200多人，满眼最多的是回力鞋。贾维说，这些年轻人并没什么“民族情绪”，喜欢“经典国货”出于一种复杂的感情，混杂了怀旧，对经典设计恒久魅力的尊敬，以及对大众化时尚的厌倦。那感觉有点像这个年龄段的人听崔健，有回忆旧时光的成分，更多还是喜爱他的音乐，并赞赏他对抗平庸主流音乐的姿态。而大品牌集团的营销手段使人厌倦的同时，也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方法论”，利用“经典国货”元素的独立设计师应运而生。

中国第一家以此为主题的实体店就开在上海的延安路上，临近一家幼儿园，鱼贯而出的小孩会被店门口的“葫芦娃”涂鸦吸引，却并不多停留，镶嵌在墙上老电视机上方悬挂着店名：“能猫商店”。正对门的位置是一张玻璃柜台，存放着橡皮泥、铅笔盒、飞行棋等一干老玩具，两侧挂满仿梅花运动服、海魂衫、女排T恤、恐龙特急克塞号卡车司机网眼帽等。几个购物纸袋作为店铺陈列的一部分立在货品上方，正是牛皮纸档案袋改制。一身国货打扮，戴着“喜”字耳钉的店主，喜喜从一只铁皮铅笔盒里掏出张名片：“我做的是一个概念体验店，并不是卖某种产品，更多是体验和回忆。进店的那一刻就能感受那些失去的东西，打一打老式采蘑菇红白游戏机，玩一玩不倒翁和弹力球，再看到一只橡皮擦，便能想起上课时与同桌的追闹。”店面从去年年底开起来，一部分老玩具来自喜喜几年来的淘货，他一指柜台里的旧文具：“前几年我在七浦路淘的，一家卖杂货的老铺子，柜台里黑漆漆地存了这些玩意儿，店主是80多岁的老奶奶，从她的奶奶那辈就守着这家店。老文具还按旧时的价钱卖，1块5，我全部拿下。”服装类产品则全部由喜喜自己设计生产，大都是在T恤或帽子上印花。为了推广能猫商店的产品，喜喜想拍一组服装大片，找了一个专业的女模特儿，又想干脆找一个非专业男模，搭在一起，视觉反差。他找到了石荣友师傅，是摄影公司做道具的木工，石师傅很乐意，喜喜让他更呈现本来的面貌，穿着黑浆的裤子，结果拍照那天，石师傅打扮得不一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就来了。喜喜开始调整模特儿的状态，他想表现那种俭朴谦逊中的满足和泰然处世的信心，表现那种与蝇营狗苟、患得患失针锋相对的态度。他相信，朴素的国货中蕴含着一种美学风范, 经过重新设计，可以用来对抗太多太快的时尚。

但在“经典国货”小组中，始终悬挂着“致能猫商店的一封信”，大意抱怨质次价高。喜喜说：“我的目标顾客并不是图便宜的爱国货青年，而是瞄准高端市场，外国游客或高级白领，我的创意、挑选的过程、带来的体验，都该获得尊重。”“能猫商店”未来规划设计限量版的皮质背包与球鞋，力求精美，价钱也不斐。贾维说，起因本是区区小事，只是希望借此提醒“不要太快速、太简单地消费‘经典国货’，它们之所以有恒久魅力，正因为是好东西，有高品质，取一时之巧只会伤害这番美好的感情。”

大叔不好造型

困困 — Wed, 03 Sep 2008 09:17:00 GMT

非常有幸的，最近我成了一位男士的时尚顾问。他40岁，身材匀称，肚子微大，我给他预设的目标风格是：风流老书生型。虽然不过买买衣服这等俗事，我还是异常庄重，因为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中国一代男的觉醒：他们这个年纪，受过板绿、察蓝的荼毒，还没经过什么时尚启蒙呢，就直接蹦到人人有范儿的时代，有些人明显跟不上趟，干脆泄了气，胡乱一穿了事，而他，代表了少部分自觉萌发了时尚羞耻心的，明白在这个年头，如果衣着不当，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社会的谴责。

就好象对待文学启蒙不完整的人，先恶补一下四大名著吧，我推荐他先研读四大男性时尚宝典：《Esquire》、《GQ》、《FHM》和《体育画报》，专攻里面的时装专题和男装广告片。我知道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2000年初看过《北美心理月刊》做的一项调查：16个男性分别盯看上述四本杂志中的男模各30秒，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沮丧情绪，并伴有增加肌肉指数的愿望，梦想增加的肌肉平均为30磅。毕竟不像女性喜欢看印在杂志上比自己美的女性，男性并不受用比自己精壮的家伙，他们也喜欢看比自己老婆美的女性。翻看当下的时尚杂志，顾虑全无：男模们个个瘦骨伶仃，大标题写“0号男模走红T台”，所谓“0号”就是那种小时侯在学校都要整天挨揍的，岁数长身子骨不长的鸡崽形。大约从2000年的Dior Homme开始，男装品牌突然意识到水牛男模不行了，只能吸引普罗大众，要显得高级，必须搞出些精瘦的衣服，再把它们挂在连这种衣服都带不动的小男人身上.

之后就要领取偶像分类效仿了，就好象女装世界里有人好凯特·摩丝的颓废劲，有人走吉塞尔的美艳路线，Gemma式的大头娃娃也有人效仿。可问题是，男装世界里就没有一个超级男模，就找不出一个聊以效仿的偶像。一堆杂志里，没一个脸熟的，没一本吹捧男模讲述男模的24小时的，为了抵消男性对男模的厌恶，Barneys这个牌子还干脆用自家的裁缝、会计当广告模特。大概也有一些有名有姓的，诸如Marcus Schenkenberg, Jason Lewis 或者Mark Vanderloo，不过，如果这些人你全认识，恭喜，你不是专业时尚人士就是GAY。

我并不想辜负“时尚顾问”这一荣誉称号，可我不得不承认，男装世界完全是个虚构，不为现实中任何一种人准备。男性，大概就是因为放弃了装饰性的衣着而超越了低俗的事务，窄脚裤，西装和马甲，足够体现“男子气的决绝”，不加修饰的男装作风来自于19世纪中产阶级的崛起，称兄道弟的民主精神成就了这种风格，在此之前是为了体现社会差异，之后却强调团结一致；之前是浮华与萎靡的象征，之后要赋予勤奋与清醒一种光荣的意义。现在男装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只不过以前是未知的，不可质疑的，现在可以被谈论、指摘、推销。我兴致勃勃地要向我的时尚学徒宣讲这一理论，他却用走火入魔地口气说：“我觉得我穿不了Dior Homme，至少也可以试试Raf Simons吧？”

COLDPLAY和白人趣味宣传栏

困困 — Wed, 03 Sep 2008 09:13:00 GMT

2002年夏天，酷玩乐队的《脑充血》刚发行那会儿，我正独自一人旅行。火车经过一块斑驳的大破石头——上面写着“威尔士”——我就进入了另一片领地，这块石头的位置引发过战争，很久以前穿越它也不是这样悄无声息，就在那一刻它好象生出一支历史的触角触碰到我，我浑身上下就被“时光”笼罩了，可透过这团迷雾，里面的那个小人又是如此渺小，如此漂泊，如此自怜。当时我正在听那张专辑，它就象恰当的电影配乐，我正坐在它所演绎的电影画面中央，而这部独一无二、精彩绝伦的电影，正是关于我。挺矫情吧，如果不是博客书《无聊白人喜欢的》，我都不好意思回忆这段往事，按照此书的定义，听酷玩乐队有如上反应者，都属于“高级无聊白人”。

其实这是本书是个标题党，跟种族没什么关系，而是趣味。作者是一美国小伙子，从今年1月份开了同名博客，7月就被兰登书屋相中出成了书。他每每都以“我们这些无聊的白人”开头，嘲讽的是BONO，苹果电脑，《星期六纽约时报》，素食主义，开司米，纽巴伦鞋，《朱诺》……还有酷玩乐队。他说“初级无聊白人”是那些几年前听说了这支乐队，仅仅听过几首歌就武断地列为心水的家伙（他们100%还喜欢U2），“中级无聊白人”会翻翻白眼开始讲述《科学家》这首歌是怎么陪他们度过了一次心碎，“高级无聊白人”，那可厉害了，他们听得出那些摇滚小调里的叙述线索，身体力行地将其戏剧化。这本书讥诮的态度很让人不舒服，可“正因为是真的才感觉被冒犯”，但又不会太讨厌，作者在那儿自嘲呢，更多人还是被吸引了，因为《无聊白人喜欢的》影射的恰恰是一群“少数民族”，他们可以被称为雅痞、BOBO、小资……

因为酷玩刚出了新专辑《Viva La Vida》，它自然被当成这个族群最时髦的趣味指标。主唱克里斯·马丁还有段最常被引用的话：“我们一直想传达出一些对于音乐创作的另类看法，它是即使不流气也可以很动人、不落俗套也可以造成流行、不显傲慢也可以展现渐进的思维，虽然我们的音乐比较深沉，似乎无法听出我们亟欲在乐坛中制造某种改变的企图，但我们真的很想对空洞的垃圾音乐做一些反弹。”这大概正中“无聊白人”下怀：他们的趣味标靶描准的就是那些既不是太高蹈以至于造作，又太平庸以至于恶俗的玩意儿，既艺术又商业，既清高又亲切，既知识分子腔调又浅显易懂，整体流露出的气质正是——中不溜儿。

都说今年的酷玩是EMI唱片公司的救市员，Radiohead、保罗·麦卡特尼和滚石乐队都相继离开，EMI的筹码仿佛全押在酷玩身上。可当初这支乐队也是只反商业化的“刺头”，他们保有高度的音乐自主性，喜欢掌控一切，除了共同制作专辑，从音乐录影到艺术设计，事必亲躬，第二张专辑《降落伞》的封面照片都是他们自己拍的，即使获得多方的强力邀约，也没有任何一首单曲被当作广告歌，他们也不让自己的歌收进电影原声带。但今年谁都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新专辑主打单曲《Viva La Vida》时的惊喜，它是苹果iPod+iTunes的广告歌。这是个聪明选择，从2001年开始，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会被苹果公司相中，做成广告继而名扬四海，从CSS乐队到去年热到不行的菲斯特，苹果广告歌已经成为唱片业最热门的推广模式，地位等同于奥普拉的“读书俱乐部”，它全然脱离旧有的广告歌曲框架，推广产品的味道渐淡，弘扬艺术的意味更浓。酷玩与苹果，这两个恰好都名列“无聊白人喜欢的”名单，它们仿佛联手演绎着约翰·斯梅尔给“中产阶级”定下的两大要件：既有理性的财富观，又追求闲适文雅。

纽约的卡莱尔苏格兰酒吧并不是个能见到摇滚歌星的地方，可每逢星期一晚上，伍迪·爱伦拿着他的单簧管和着他的新奥尔良爵士乐队，会在那里表演“连仁慈的上帝都忍不住大骂”的音乐技艺，克里斯·马丁总会坐在台下。他是伍迪·爱伦的超级粉丝，“所有人要么太乐观，要么太悲观，伍迪·爱伦却是刚刚好。”他称赞。他喜欢伍迪·爱伦，这也刚刚好。他可以称得上摇滚乐历史上最自谦的歌星，总是说“我不忍心听我自己的歌，因为那让我羞愧难当冷汗直冒”，或者“我们有一规矩，只能四个人同时登台表演，这是因为还没有哪一个有独自压住场的台风。”这个长得好象“豪斯医生”青年版的摇滚青年，一点都不“摇滚”，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一直到22岁还保持着童贞，干得唯一华丽的事情是迎娶了好莱坞明星格温妮丝·帕特罗，有了个名字被反复争论的女儿，可他的妻子，也是温婉的邻家女孩。克里斯·马丁本人就是一个“无聊白人”，他正直谨慎地活着，又足够忧伤。等到有了足够知名度，也会不失时机又节制地对政治发言，他又变成了另一个“无聊白人”，年轻版的Bono：一个为没有发言权的族群发声的鼓吹者，一个寻求去矫正世代错误观念的音乐家，一个为人喉舌的代言者，一把手枪，一只鞭炮，一个扩音器。

关于酷玩乐队在中国，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音乐青年北漂到北京，组建乐队碰了壁，被中央电视台的“足球之夜”收留，当个音乐编辑，彼时一有什么年底回顾节目，保留曲目都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但在这个机灵小青年手下，当年的巴西队回顾，配上了一首《YELLOW》。据说，“足球之夜”就是从那个时候吸引了一大批小资。以酷玩乐队为趣味标杆的《无聊白人喜欢的》，的确无关种族，我和一大批酷玩乐队的中国粉丝都忝列其中。作为其中比较“高级”的一位，在听他们的新专辑《Viva La Vida》时脑子里又忍不住演起了小电影，我喜欢《Yes / Chinese Sleep Chant》中东味的弦乐，被《42》中钢琴与吉他的回转迷住了，这是群有画面感的歌儿，好象带着某种古典气息，在某一瞬间，这些歌曲引导我看到了一幅17世纪的英国画面，那里是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教区，一场盛大的斗鸡赛正在举行，参加斗鸡的两股势力分别代表着教区的下等穷人与上等乡绅，而在一旁观战的是正在崛起的中等阶层，他们既不想错过热闹，又怕弄脏了衣裳，就那么饶有趣味又颇具疏离感地站着。

美国单口相声演员

困困 — Wed, 03 Sep 2008 09:07:00 GMT

暑假一到，HBO电视台就出现了一个新版块“欢乐家庭时间”，晚上8点开始，10点结束。我其实挺烦这个版块，填塞的不是动画片就是科幻片，在永无止境的平庸和不可思议的瞎扯之间摇荡。作为一个重口味的成年人，我中意的都是“那种”片子，在讨好小孩的“欢乐家庭时间”里肯定得不到满足。之后看到了乔治·卡林去世的消息，从没想过这个美国“单口相声”界的激进人物跟我的业余娱乐会有什么关联，可他，正是“欢乐家庭时间”的罪魁祸首。

那是1972年了。青年“单口相声”演员乔治·卡林因为不满越战，又受到“嬉皮文化”的蛊惑，毅然放弃了在电视台当主持人的优渥工作，准备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小型人体炸弹对他所厌倦的社会发起反攻。他脱掉西装和领带，换以牛仔裤和破T恤衫，鬓须浓密，长发飞扬，辗转于纽约和拉斯维加斯的夜总会，施展那嘴皮子功夫。他不满“单口相声”演员每天只傻呵呵出现在晚间节目中，讲讲花园汽车购物中心这种不痛不痒的小段以博深闺怨妇一乐，他期望这种艺术形式富有力量，他要做社会问题的剖析员和“单口相声”界的哲学家。表演内容开始出现战争、毒品和性，借助那色彩斑斓、妙趣横生的语言——也就是脏话——来演示。其中最著名的是“7个在电视上不能说的词”，作为招牌段子，乔治·卡林屡屡拿出来献艺，其中有两次他被拉斯维加斯的夜总会老板给扔了出去，还有一次，他刚从威斯康星州的一家酒吧舞台上下来，就被铐起来带回警局。罪名是在公共场合连续、反复说脏话“扰乱了公共安宁”。交了150美元被保释出来，之后开庭审判，当庭法官认为虽下流，但以言论自由原则将其释放。此后乔治·卡林更以这“7个不能说的词”而得意，还录了一盘卡带发行。1978年他在纽约广播电台再次表演后，纽约州政府再也受不了啦，提请了最高法院通过法令，在电视与广播媒体中设置“家庭时间”，肃清一切淫秽、暴力与脏话，以净小孩视听。

如今这条法令早已到期，但美国所有的公共电视、广播媒体仍保留着“家庭时间”传统，只不过有时候出于道义，有时候是收视考虑，形式而已。真想找到什么，看到什么，网络还不是博大精深，我就在YOUTUBE上看到了乔治·卡林那著名的“7个在电视上不能说的词”。他用一张怀有绝技的嘴把那7个词念得像顺口溜，反复几遍，再分别讲解，这么用是脏话，那么用是正经话，再用是笑话，如果不是观众的咯咯作笑打断，估计他会不间歇得吧下去。可以说相当无聊。但有一个地方场下鸦雀无声，台上这人说：“语言仅仅是语言，不存在脏的话，只有肮脏的意图，肮脏的思想。”

这就是乔治·卡林自我塑造、也被后世所承认的富有哲学气味的语言大师形象。早先他就是一在纽约长大的高中肄业生，因为很贫，在参军时被分配到电台。那场面大概跟罗宾·威廉斯的《早安越南》很像，但是等等，罗宾能有机会演上电影，还要谢谢乔治·卡林。他在1960年代末就显露出卓尔不群的架势，一改“单口相声”用语粗陋的传统，大玩儿“矛盾修辞”，诸如“庞然的小虾”，“雄武的智慧”。一次表演中干脆来了这么一段话：“我曾被上传又被下载，被输入又被输出，我了解坠落的上端，也了解上升的底部。我是过着高科技生活的原始人，我锋利、迅捷、像东海岸掮客一样在十亿分之一秒中内呈现给你们十亿！”这些缭乱的词汇除了有炫技成分，也使“单口相声”抛弃了原本的草根观众，主动选择了有教育背景的阶层。

所谓“枪杆子理论”在西方的盛行，大概说的就是70年代。据说那是最后的黄金时代，好莱坞混混，摇滚乐歌手，还有“单口相声”演员，他们都在那时从底层发起进攻，梦想占领主流文化的高地。写好莱坞的有本书《逍遥骑士，愤怒公牛——新好莱坞内幕》（恰好此书刚出中文版），描摹了那群在那无限深广的镜子迷宫里迷失方向的家伙，与此如出一辙的则是写“单口相声”的《刀锋上的喜剧——喜剧如何改变1970年代的美国》，它们都用备忘录的广度和花边小报的语言描写了那时的事，那些如果是真就简直太可怕了的事。乔治·卡林在书里被大加溢美为“不可回避的时代标杆”，他活跃在没完没了的夜总会欢乐和一袋子一袋子可卡因中，让人疑惑这些荒唐事儿怎么会造就了时代标杆，但紧接着，严肃和激荡的事情发生了——罢工。

不像又卷土重来的好莱坞编剧罢工那么文雅和复杂，1970年代的“单口相声”演员们流了真正的血，喊着干脆利落的口号——NO MONEY，NO FUNNY。星星之火在拉斯维加斯的“喜剧商店”俱乐部开始点燃，俱乐部老板是一漂亮、唠叨的精瘦女人，她像当时所有俱乐部老板一样，认为俱乐部是“单口相声”演员的进修学校，他们在那里练习口才，运气好了还能被猎头相中进了电视台，不要钱就不错了，怎么可能给钱？乔治·卡林站在了罢工警戒线的前列，是当时最知名也最顽固的罢工领导人。罢工从1975年开始，到1979年仍在全美星星点点延续，有的人厌倦了，有的给了点小钱又返工，乔治·卡林并不缺衣少食，但他就像个被饿红了眼睛的刺头，直到全美俱乐部将付给“单口相声”演员工钱作为行规，他才收手。他不仅在表演内容上要对大事件发言，连带着“单口相声”演员的地位也往前蹿了蹿。

之后所有人都享受着胜利果实，包括乔治·卡林，他的几张专辑获得了4次格莱美奖，在喜剧演员中绝无仅有，现场表演5次被艾美奖提名。晚年他越发阴郁，屡屡在表演中渎神和宣讲人类末日，可客串体育解说时又死性不改，比如宣称“世界上只有三种体育运动：棒球、篮球和足球。曲棍球？不过是三种行为的结合：滑冰，追球和撞人。游泳？那是为了不沉下去……”而那些出身“单口相声”演员的家伙受他恩泽，过着着实不赖的生活，他们包括进军电影界的史蒂夫·马丁和罗宾·威廉斯，“月亮上的男人”安迪·考夫曼，全民谐星约翰·斯图尔德……

所谓的美国“单口相声”，其实是“stand-up comedy”，一种起源于19世纪末，由一人表演，不借助任何道具（话筒除外）和场景的喜剧表演形式。表演者一开始是热场的，后来还可以兼任报幕员，再后来，就是乔治·卡林参与创造的好时候。还传入过香港，在粤语中被翻译成“栋笃笑”（一个人站着说笑）。它的确跟我们的单口相声非常象，可在美国人的解释中，“stand-up comedy”比中国的相声高级，因为前者还会引人思考。可以说是乔治·卡林把针砭时弊的元素注入了“stand-up comedy”，又是谁使相声失去了这些？我也不知道。

那“7个不能说的词”其实是：Shit, Piss, Fuck, Cunt, CockSucker, MotherFucker, and Tits。

段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