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裤子的云

殷海光：什么是知识分子

格格不入的褲子 — Tue, 31 Aug 2010 01:58:00 GMT

照时代周刊( Time )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的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末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 , 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聊聊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逊( Adlai Stevenson ) 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维斯( Paul Weiss )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没有什么朋友。赫钦士( Robert Hutchins )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班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的朝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创建的前锋;后者是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占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因此，我们现在谈文化创建，已经不是狭义的局限于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是广义的扩及社会文化的各部门的优秀人物。在一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上，经济工作者，工业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以至于军事科学工作者，都不可少。可是，在传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学问为专业的人是“搞观念的人”。我在这里所要说的种种是以这类人士为主。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含其他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的创建不重要。

摘自：《中国文化展望》一书

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格格不入的褲子 — Mon, 30 Aug 2010 03:24:00 GMT

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权力。这样的政府在政治学被称作无限政府。

无限政府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府。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

在政府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政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

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鬻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政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

无限政府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似不仅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府，政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府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政府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政府倾斜，但其后果政府也难以担负。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政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政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

无限的政府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

一部中国的政权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的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府来替代无限政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

为什么不能“以德治国”？（转载）

格格不入的褲子 — Sat, 14 Aug 2010 02:41:00 GMT

为什么不能“以德治国”？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提倡“以德治国”，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以德治国”是错误的，荒谬的。
      道德主要是一种内在的约束，虽然它是人们长期共同生活的规则，但是，主要靠个人的自律来实现。虽然，社会可以通过舆论、评价等外在力量的作用，但是这些仍然不是强制的力量。道德要求人要高尚，不要为恶，但是，谁都不能强制别人高尚，只能防止别人为恶。对于小恶，人们除了谴责，别无他法。对于大恶，除了法律，没法制裁，并且前提法律也认其为罪恶。在古代，氏族或则部落首领代表组织惩处罪恶，但这中行为已经具有了执行习惯法的性质，至于个人复仇，属于自力救济，并非道德的力量。
      因为道德要求人们高尚，而事实上却不可能人人高尚，所以道德不能成为强制性一体遵守的规范。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标准，所以，法律可以强制。因为你能够做到却不做，所以可以强求。法律与道德有有限程度的交叉，但是法律不是道德。
      道德主要属于精神家园，在西方，“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这样即使不是政教分离，也是政教分工。而“以德治国”或者“道德立国”恰恰是搞错了角色，世俗统治者扮演了宗教组织的角色，变成了政教合一，这样其实不是退回中世纪，而是连中世纪都不如。共产党在建国以前思想工作确实厉害，妇女儿童老人都能被动员起来，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领导实行“跟我上”，思想工作厉害，以身作则更厉害。现在的思想工作已经变成了说教，因为“跟我上”变成了“给我上”。靠道德说教不行了，走形式、走过场、浪费资源而已。
      “以德治国”赋予统治者规定道德规则并把它作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规则，限制了公民的道德选择的自由。而在所谓德治或者人治的国家，这种强制实际上只能强制被统治者，而统治者自己却可以不予遵守，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制约统治者。以德治国还会带来虚伪和伪善，造成很多人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宋朝的道学大师朱熹反对寡妇再嫁，自己却与一美丽寡妇偷欢。道德要求人人做雷锋，事实上不可能人人做雷锋，比如以前政府甚至提倡做“无名英雄”，暗中做好事，而实际上助人者和被助者事先约好互相帮助，在农村，张村的农民告诉李村村民今天夜里我们去帮助你们割麦子，李村人心领神会，夜里同时帮助张村人割麦子。呵呵，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以德治国把道德作为治国的工具，治国者是统治者，道德是工具，对治国者来说，道德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并非是自己的真正信仰，也非自律的规则，而是律他的规则。对于被统治者来说，道德是他们被强制接受的规则，他们并没有主体性，丧失主体地位，内心常怀有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的所谓德治的王道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其实，迄今为止，“王道乐土”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史书上津津乐道的典型就是尧舜禹，仅仅是依据传说，并没有什么证据，况且那个时候实行“禅让制”，恰恰是制度保证了最有道德的人做君主。后来实行世袭制，就难以避免桀纣之君的出现。
      制度之所以有作用，甚至起着根本的作用，就是因为制度可以建立的人性恶的基础上，并且设计好防止人们尤其是统治者作恶的良好机制，这样以来，即使是一个魔鬼做国王也没有任何危险。所以我们提倡“依法治国”。张康之先生认为国家的治理、统治合法性的重建在于提高公务员的道德，简直是在说梦，无异于天方夜谭。笔者并不反对提高公务员的道德水平，但是，把良好治理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就是南辕北辙。
      反对以德治国并非是不要道德，而是把道德归于它应当在的位置，成为约束公民个人的规则，与国家权力无关，主要是靠宗教组织、社会组织提倡，靠个人自愿、自律。
      最后，笔者虽然赞成以法治国，但是并不相信法律神话，清醒地知道法律的有限性和道德的不可或缺，只不过在治国方略上“法治”绝对高于“德治”。在法律调整之外，是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世界。问题的关键是：道德和宗教信仰不能和国家权力结合起来，尤其不能靠国家强制。

原博客：

http://www.yadian.cc/blog/86150/

中国的死路与出路（转）

格格不入的褲子 — Wed, 11 Aug 2010 01:52:00 GMT

一、中国的死路：传统治国方式是死路一条，中国至今没有走上治国正道。
　　古代贤哲老子说：“以正治国”——治国要走正道，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在当代中国，治国却一直没有走上正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使用歪门邪道的手段治理地方。
　　1、未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而错将维持暂时稳定、维护现有秩序与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由此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民权的困境、官德的堕落、公德的沉沦、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
　　公平与正义已亡，这是中国最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也是政府治理最为失败的地方。
　　2、目前中国的“三进三退”是历史的反动。所谓“三进三退”是指：国进民退、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
　　尽管官方否认存在着国进民退，但4万亿救市资金和2009年近10万亿信贷绝大多数给了国企，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其实是在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信息、汽车、船舶、航空、装备制造、煤炭、烟草、盐业等行业完全或绝大部分是国有的天下，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元增加为2009年的43万亿元……种种事实都说明国进民退不是统计部门虚构一下国企、民企产值数据所能证伪的。
　　国进民退将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的象征。国进民退也将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催生了特权利益集团，导致了经济低效率、腐败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与国进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所谓的人治）进、法治退。凡是国有强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坏法治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方；目前中国的法治倒退令胡温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严重受损。
　　3、“三个一体化”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嘲弄。目前，中国的体制是“三个一体化”：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官商一体化；党政一体化。譬如不久前开车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时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难怪他有恃无恐；紫金矿业的股东许多是县委县政府及各局的官员……这样的体制不腐败、不专横、不胡作非为、不激起民怨，可能吗？即使将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叫到北京培训100遍，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最高决策者只知以传统方式治国，不敢进行哪怕是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改革，那么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会越来越溃败，道德会越来越沉沦，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
　　二、中国的出路：宪政与公平是未来中国的两面旗帜，关键是进行权力结构改革。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宪政社会主义。
　　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政也即宪法政治，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或称新社会主义是指公平正义、平等共富、体现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和制度。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扬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只有宪政，才能抑制特权、垄断和腐败，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义和王朝循环，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主义。没有宪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或批斗地富资本家老干部的毛式平等和传统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主义或曰专制社会主义。
　　同样，只有新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08宪章尽管萃取了西方宪政民主的精华，但由于没有与中国文化结合，也没有与中国现实结合，所以它也不是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张。
　　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它是不断创新的社会主义。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
　　实行“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选举权、监督权、出版权等）、“民授”（高层由人民授权、人民普选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产生领导人）、“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超越和包容三民主义，促进两岸统一；未来中国应当将“四民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维护宪法的绝对尊严，在全国人大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设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党、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
　　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财政上组织上人事上保证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监察、纪检、信访、审计、工会、媒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的反科学体制；
　　实行全民民主、代议民主与可控民主、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公推公选）的结合，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
　　以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实行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同时加快改革违宪的二元户籍制度，给出废止的时间表；废除信访体制，设立隶属于人大、有利于监督的申诉制度，促进信访案件的司法化解决；
　　以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非官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以阳光财政作为阳光行政、阳光政治的突破口，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必须在网络上晒财政预算和开支；同时，落实人大的财政监督职能和纳税人的权利，鼓励公民就浪费财政资金、“三公”消费进行公益诉讼；
　　以阳光财产作为廉政、反腐败的突破口，出台《阳光财产法》、《反腐败法》，规定凡是公职人员其财产必须每年申报、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以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作为保障民权的突破口。凡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冤案都会通过新闻报道而得以良好的解决，所以都没有上访的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获得话语权、问责权、罢免权（落实公民的问责权、罢免权比选举权更有意义、更容易操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杀童、袭警等问题。禁止地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税款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为自己歌功颂德；
　　以落实金融权作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改善民生的突破口，为此，必须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以废除特权作为重塑政府、赢回民心的突破口。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特供等公款福利特权；制定社会保障法，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以破除国企垄断、官商结合、实现全民持股、社会分红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目前国企利润仅10%、央企利润仅4%上缴，而且上缴利润的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国有企业之中了，在2009年国企的上万亿利润中仅10亿元进入了财政。以后，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同时，从融资、减税等方面扶持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门”。
　　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只有土地资本化，农民才能富裕；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不需要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应当逐渐合法化。可以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农民的土地可以转为非农用途；
　　以公益诉讼立法、保护举报人立法作为公民问责、公民监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代表全体受害人起诉挥霍公款、破坏环境、股市舞弊等行为。
　　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作为缓解资本与劳动矛盾、化解仇富心态的突破口，以社会进步运动或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作为缓解官民矛盾、城乡矛盾，突破户籍改革困境，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农民工问题的突破口。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或罢免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制订《劳工权利法》、《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劳工权利、平等权利新时代；
　　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中国应当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教育投入、城乡教育差距、义务教育完成率、研发支出、农民工培训等）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压缩行政成本，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据报道，80后的大学生数，城市是农村5.5倍。以后如果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总理应当辞职。
　　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社会主义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好文推荐：只有不爱国的人才会搞圣战

努力反華的褲子 — Mon, 14 Jun 2010 07:41:00 GMT

推倒柏林墙 @ 2010-6-13 17:54 阅读(21523) 评论(104) 推荐值(1842) 引用通告分类: 未归类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次“圣战”呢，有人说是SJ粉的素质太低丢了中国的人。我觉得这个理由明显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本来就非常低。世博会试运营以来，我国人民破坏过会场的栏杆，挤碎过意大利馆的玻璃，更殴打过德国馆的工作人员，还在人家门口齐声大喊“纳粹”。德国给主办方提交了抗议信，说参观者的行为“令人无法忍受”，威胁将“无限期闭馆”。捷克馆更是写信控诉主办方管理混乱，指出员工没有专用通道，每天光是进入会场就要花掉数个小时，VIP制度形同虚设，物流渠道完全瘫痪，连紧急维修服务都没有，搞得他们“束手无策”，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丢中国的脸。面对如此丑态，我们那些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的圣战者们明显就缺乏热情，既没疯狂转帖、血泪控诉什么的，更没发动圣战。由此可见，素质论只能是一个幌子。

可以想象，如果这次事件不是牵扯到了棒子国的话，我们的圣战众是不会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的。至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过节那真叫一个源远流长。一个主要罪名是棒子四处掠夺他国文化，这方面除了端午祭申遗确有其事以外，其它的几乎都是蛋疼的人在造谣。比如说我国“引述大韩民报”消息，郑在书教授声称“曹操是韩国人”，结果“大韩民报”根本就子虚乌有，郑在书教授更是当面出来辟谣。也不知道这教授上辈子是不是得罪中国人了，那边话还没说清，这边又再次“被宣称”中国神话也源自韩国了。其它什么李白、汉字、孔子等等出自韩国说，查证均系造谣，中新网曾有专题报导，可惜我们的爱国青年只有散播谣言的热情，没有正视自己的弱智的勇气。最搞笑的是韩国教授“朴芬庆”的研究结果表明，孙中山也是韩国人，这个你都不需要查证，朴芬庆，那不就是“嘌粪青”吗，唉，我无语泪千行。假如韩国人总是宣称中国的文化发源于他们，我会觉得韩国人很没品，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造谣说韩国人总是宣称中国的文化发源于他们，中国人民还整天为此讨论得不亦乐乎，这又叫我该怎么想呢？我想韩国棒子们辟谣辟多了，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中国到底个是什么二逼国家啊？

至于江陵端午祭跟中国的端午节也不是一回事，无论日期、意义和形式都有区别。何况申请非物质遗产既不等于说这个节日就是发源自韩国的，更不意味着以后它就只属于韩国了，谁过这个节都可以去申遗。说到“过节”中国人民就该惭愧了，我曾阅读过不少介绍江陵端午祭的文章，几乎一致提到当地政府为了保存这个传统节日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节日期间有祭祀、戏剧等丰富的活动，这也是他们能够申遗成功的重要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多国联合申报，但就以咱中国对端午节的重视程度，即使端午节和端午祭完全是一回事，恐怕我们中国政府也不好意思跟韩国人站在一起。

当然也不是说韩国跟中国就毫无纠纷了。比如说亚运会上有个韩国运动员举个牌子，说长白山是韩国的，引得我国人民大怒，至于韩国影视界大作《神机箭》更是看得我边笑边在地上打滚。但我觉得这种事情笑笑也就算了，完全不值得愤怒，什么事情才值得愤怒呢，长白山现在还真有一部分是控制在北棒子的手里，而且不是被人家偷走抢走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963年的时候大手一挥，将天池的一半赠予友邦的，附带若干山峰和薪岛、绸缎岛等几个小岛。你想我清政府每天被列强揍得屁滚尿流，割地卖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咱们新中国都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竟然如此大方，把国土白送给朝鲜这种没有美国援助粮食过不了几天就要活活饿死的国家，这叫怎么一回事？不光是我们毛主席善于慷人民之慨，就在几年前我国政府还和俄罗斯签订了若干边境协议，使得苏联过去从我国掠夺走的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合法化，我们的国土不仅过去被人家侵占，将来也永远没有索回的可能了。好吧，中国政府的卵蛋一直被捏在俄罗斯人的手里，姑且容许他们韬光养晦一回。再看那越南人频繁枪击我国渔民，我们的外交部本来最擅长抗议，这下反倒不吭声了，不仅不替国民出面讨回公道，反而在2004年和越南签订北部湾划界协定，将中国的固有领土白龙尾岛划给越南，导致广东省渔业面积减少50%，66万渔业人口受影响，10万人被迫转业。而对于这些事情，中国的老百姓不要说是决定权，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国土被人割让，我们的圣战者选择性的无视；那边人家韩国运动员和导演不过是打打嘴炮，他倒突然拍案而起了，这是一个爱国者的所作所为吗？

这些口称“爱国”的人每每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假新闻而义愤填膺，对那些真正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却置若罔闻，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就说东方神起殴打孕妇事件，首先东方神起有没有打人我并不清楚，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出来说明真相，也没有正规媒体进行报导，网上到处张贴着一些完全没有根据的小道消息，我连这个“孕妇”到底是谁都不知道，甚至都没看出来丫到底是不是孕妇。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恐怕又是一出不幸的朴芬庆悲剧。其次就算东方神起打了人，韩国是法治国家，你有了冤情可以去找法院找警察，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完全没必要把事情上纲上线到爱国的层面。要知道我们中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百姓被城管部门“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却连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更有一位青年名唤魏文华，他在拍摄城管暴行的时候被对方乱拳打死，结果官方却说他是在“肢体冲突”之间“冠心病发作”而死。面对天天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暴力事件，我怎么就没见这些“爱国者”们出来要求取缔城管呢；面对早已腐朽的司法体系，我怎么就没见他们出来要求司法独立呢。

又有人说东方神起的粉丝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去韩国道歉。我就奇了个怪了，一群从小到大就一直莫名其妙“被代表”的人，这会儿倒突然显现出他们的公民意识了。我们这些人大代表的所作所为，一向雷得我外焦里嫩，有要求建立“搓麻将实名制”的周传淞，提议上访时静坐就要判刑的刘庆宁，断言中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陈晓光，宣称“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的王爱民，认为“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的任正隆，更有“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申纪兰。你他妈这人民代表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啊？你想把这些混蛋选下去吧，结果又不幸发现自己长这么大居然没有见过选票长啥样。我们的外交部天天代表我们在国际上cosplay复读机，我们的听证会天天代表我们情绪稳定欢乐涨价，我以为中国人民对这些事情一向是无所谓的，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原来为了一点无聊的口舌之争，我们偶尔也是可以为了“被代表”而大声呐喊一下的吗。

至于什么文化入侵就更是可笑了。“入侵”最基本的特点是强制性，难道韩国人有拿刀架着你的脖子逼你去看韩剧听棒子歌吗，难道韩国人有说考韩国文化不过多少分就丧失报考研究生的资格吗。你自己不搞文化，非要搞个什么广电总局，整天演一些二逼主旋律，花2100万弄个《雷锋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居然连影子都没有，怪得了韩国人来填补我国人民内心的空虚吗。说到这个广电总局，我又想到可怜的《魔兽世界》了，人家大灾变都要搞起了，我国的WOWER们还在一边玩着《和谐世界》一边对WLK望眼欲穿，对外国玩家各种嫉妒羡慕恨，实乃人间悲剧，直叫人无语凝噎啊。传说这WOWER们擅搞圣战，今天爆个吧明天人个肉后天队个型，在贴吧甚是风光。但是一提到版署大神和广电总局，除了《网瘾战争》还展示出了一小撮WOWER的勇气，其他人就全无圣战时的锐气，只有躲在被窝里骂骂娘的份了。

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中国损害最严重的，是落后的体制，僵化的思维，而不是外国人的唾沫。一个人只要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会去在意中韩之间那点微不足道的龃龉，这就像你看过美国的《24小时》，就绝对不会再对国产的《非常24小时》感兴趣，家里失火的时候，你不可能还有闲心去缴上个月的水电费一样。而那些所谓的“圣战者”们仿佛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他们每天被赵大爷刷得鼻青脸肿，于是专干一些拳打老弱妇孺脚踢平民百姓的勾当来寻求心理的平衡；抑或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个国家每天在发生的事情，对我上述所说的一切一无所知。一个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也从来没有打算去了解的人，又凭什么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从这次圣战的情况来看，有些人也确实如此无知。一个稍微关注过一点社会新闻的人，根本就不会去尊敬武警这个职业。在抢夺高莺莺和涂远华的尸体的时候，在无数起强拆悲剧发生的时候，一向是我们的武警冲在了侵犯人民利益的第一线。作为一个暴力机构，他们首先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其次才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当双方的利益冲突时，你能看见的只有他们锋利的爪牙。不要说是因为组织的命令而迫不得已，难道组织让你操你妈，你也要欣然前往吗。

遥想当年，五四青年走上街头痛斥政府的无能，其后又有大学生为了争取民主而抛洒鲜血。到现在愣是搞得一代不如一代，几年前反日青年还能上街砸汽车打女人，再后来反法的好歹也敢烧个荷兰国旗，如今反韩的已经只能坐在电脑前爆爆贴吧了。所以我对这些所谓的圣战也并不在意，反正他们既没有什么建树也不会造成社会危害，充其量只是给中国人的平均智商降低了几个百分点罢了，你爱圣战就圣战去，文明社会这点自由还是要有的吗。但是请不要说自己是为了“爱国”才去搞什么圣战，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两个字。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些律师因为守护社会公正而被吊销执照甚至神秘失踪，有一些作家和学者冒着巨大的风险实践着言论自由，有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因为调查事实的真相而被关进大牢。这些人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而豁出一切，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

若干年后，哈韩的人依然可以自豪的宣称我曾经喜欢哪个韩国明星，但等圣战众们走上社会，每天为了800元的基本月工资而努力舔着领导菊花的时候，我估计他们也不好意思再说自己以前参与过圣战这么二逼的事了。我能给他们最高的期望，就是以后在百度贴吧这种档次的地方折腾折腾就算了，千万别再跑到国外网站用你蹩脚的英语丢人现眼了。不然万一以后老外问道：“你是中国人吗？听说你们那里有很多人宣称只要自己还没有死绝，圣战就不会停止？”那我只能忍着内心无限的创痛，一边摆手，一边回答他“思密达”了。

请问俞正声，为什么非法禁止冯正虎参观上海世博会？(转载）

很低俗的褲子 — Tue, 25 May 2010 00:16:00 GMT

请问俞正声，为什么非法禁止冯正虎参观上海世博会？

冯正虎

2010年5月21日我准备上午9：00出门去参观上海世博会，但8：00许两位身着便衣的警察登门拜访，其中一位我熟悉的国保警察告诉我：“冯老师，今天我陪你去参观世博会。”我很欢迎他们的陪同。我换了一套休闲的衣服，并将去世博会的门票、交通图、馆区介绍、两包日本的营养饼干、几片湿巾纸等旅游用品放入背包，与两位警察高高兴兴地出门了。

但是，他们的车开到五角场派出所门口停住了，我随他们下车进入了四楼的一间警察办公室。他们告诉我，要等他们领导的指示，也就是昨晚与我打交道的这些市公安局国保处领导的指示。结果，我被禁止参观世博会，一直在派出所扣留到晚上17：00之后，被三位警察送入上海某公园度假村的5号别墅，直到 5月23日下午17：00之后回家。

我被禁止参观世博会，而且还被非法拘留了两夜三天，这个结果一定令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处的王领导觉得满意，因为他的禁令得到贯彻，保全了他的颜面。我计划去世博的前一天（5月20日）下午17：30许，这位市局的王领导率领市国保警察小张、任先生匆匆来我家，把我妻子隔离在居委会办公室，王领导、小张、还有一位区国保警察在我家里与我面对面的谈话，中心话题就是不准我明天去世博会，当然我是不接受这个无理要求。

当晚我们谈了约半个多小时，他们的开场白都是一些公式化的吓唬小孩的废话，或许他们自己也听麻木了，而我现在连辩驳都没有兴趣。切入主题的只有几句对话。王领导说：“要求你明天不要去世博。”我的答复：“你要求我不上厕所，我也要听你的吗？”王领导说：“我的话是认真的，我是代表政府的。”我回答：“你代表不了政府，你代表你自己，最多代表你的部门。因为中国政府、上海政府从未表明自己的公民、市民不可以去参观世博会，而且我的参观门票是用自己钱买来的，不是公款。如果是坏人也应该可以去参观世博，让世博展示的中国进步与伟大，来感化他嘛。”

我们的谈话不了了之，他们走了，我与妻子也出门去上海财经大学剧场观看话剧。我理解国保警察担惊受怕的紧张心情，但我想他们不会笨到拆自己的台，为世博会制造负面影响。所以当晚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相信明天自己可以去世博会。但有的记者说：“明天8：00警察就会把你带走，不让你去世博。”第二天果然如此，分秒不差。很遗憾，我们市级国保警察的判断力还不如普通记者，让人牵着鼻子走，没有一点长进。

我参观过日本的爱知世博，回国后当然也想参观自己家乡举办的上海世博。尽管我遭受上海违法官员的许多迫害、结怨很深，但我不反对世博，而且还喜欢世博，让中国人饱览各国的人土风情、城市未来、美化生活是一个好机会，尤其是孩子们可以游览得很快乐。所以，我自己花费400元买了一张门票，也想去休闲一下，轻松一下，为家人去世博会先探探路。我没有国保警察的政治觉悟，什么人都是敌人，什么地方都是斗争场所。

我被禁止去世博，还遭受非法拘留几天。当然心情不愉快。原本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却硬让这几个市国保警察折腾成满世界皆知的坏事，令人哭笑不得。我相信，这些警察不会勾结海外的反共势力故意让上海世博会出丑闻，但是上海这些领导及其警察的愚蠢决定及举措不断地在制造上海世博会的负面新闻。

我想，这些领导人不会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长韩正。他们是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是上海世博会的责任人，不会砸自己的锅，不会算不清让冯正虎去参观世博会这笔帐吧。让冯正虎参观世博会，还是禁止冯正虎参观世博会，哪一件事对上海政府更有好处？

冯正虎是批评上海市政府及其官员侵犯人权的知名维权人士，他自费参观世博，客观评价与称赞世博，而且还有一些国际主流媒体记者随同采访，这肯定是对上海世博的支持，对上海市政府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现在因冯正虎想要去世博会而遭受非法拘留的事件传播世界，肯定是对上海世博会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让上海政府哑口无言、背负恶名。

请问俞正声先生，上海公安局国保处的领导及警察有什么权力可以禁止一个持有合法门票的市民自由参观世博会，并随意非法拘留一个守法公民，是您指示的，还是其他市领导指示的？我相信，您应该是一位英明的领导人，不是法盲，不是让部下卖掉还帮着数钱的笨蛋领导。您应当关注这起违法事件，维护上海政府的好声誉，保证上海世博会期间不再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让上海市民更幸福、更安全、更有尊严的生活。

2010年5月24日

极权统治下国民的四种“罪过”

很低俗的褲子 — Wed, 19 May 2010 00:58:00 GMT

极权统治下国民的四种“罪过”

个人忏悔和政治责任的区别（之一）

徐贲

雅斯贝尔斯在对“德国罪过问题”的讨论中将罪过区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指的是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种罪过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前二者属于公众领域,后二者则属于私人领域。雅斯贝尔斯指出,一国人民不应在法律、道德和形而上这三层面上承担国家或政权的罪行责任,但他们必须在政治层面上承担这一责任。这就是著名的公民对国家罪行负有集体责任,并应当进行集体思过的问题。雅斯贝尔斯强调,“罪犯必须因罪行而受惩罚。纽伦堡审判仅限于(战争)罪犯,它所起的是替德国人民免罪的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免除他们的一切罪过。它只是使我们罪过的真正性质更清楚地显现出来。”〔注1〕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种不能免除的公民罪过就是公民的政治罪过。

二战后德国的大致情况是,先由设立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追究纳粹首恶们的刑事罪责。在德国民主宪政体制得到确定之后,陆续由德国司法机构继续追究其他犯有重大罪行的纳粹分子。雅斯贝尔斯强调,对刑事罪过的裁判权归法庭所有,法庭的责任在于通过正式的程序,弄清事实,以法量刑。〔注2〕他指出,纽伦堡法庭对希特勒党羽的审判不是胜者对败者的报复,也不是侵犯德国的主权。它是以全人类名义进行的审判,它申张代表人类尊严的国际正义。纽伦堡所依循的法律并非单为此审判所订立,“就人性意识、人权和自治法则而言,就西方自由和民主理念而言,(为他们)定罪的法律早就存在了。”〔注3〕希特勒一党所发动的战争应当看成是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个人犯罪行为,不应以国家主权为借口得到庇护。〔注4〕

雅斯贝尔斯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与普通的国人有关的政治、道德和形而上这三种罪过上。他认为,每个德国人无论是否具体参与过纳粹政权的罪行,都必须以一国成员的身份“为一国的政体承担(政治)责任。”〔注5〕这样做的理由有三条。第一,一国成员因政体组织关系而分享共同利益,他们因此必须分担政体的责任;第二,国家有制度化的决策机构和程序,公民既参与其中,就应对其结果负有共同责任;第三,即使国家不具有这样的政策结构和程序,其居民也不能完全推诿共同政治责任,因为他们必须为“屈从(权力)的环境”负责,正是由于他们的屈从,专制权力才有机会猖狂施虐。〔注6〕

雅斯贝尔斯所关注的公民政治责任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以投票选举行为所作的政治抉择,“在现代国家中,每个人都有政治行为,至少表现在选举时投票或不投票。政治责任是谁也躲避不了的。”其次是当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往往也是政治滑头,“事情不对头了,那些政治上积极的人就会为自己找(脱身的)借口,”以“良好的动机”来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再者便是无反抗行为。〔注7〕无反抗的原因多种多样,雅斯贝尔斯在“道德罪过”的范畴中分析这些原因,但他同时也把无反抗看作一种“政治罪过”表现,政治罪过和道德罪过间的这种可能的重叠关系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三种情况中,第一种与中国的情况有明显不同。在相对自由民主的魏玛时期,德国民众1930年上街支持纳粹运动,1933年用选票把希特勒送上了权力顶峰,在中国并没有类似的情况。第二、第三种情况对中国则都不陌生。上自各级领导,下至红卫兵、造反派头目、打手、标兵、模范等等都可以包括在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范畴之内。一般群众则可以都说是无反抗行为者。在无反抗行为者中间,雅斯贝尔斯特别提到了那些自称不谈政治的人物。他指出,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能超然于政治,“他们必须为生活而听命于国家政治。”〔注8〕雅斯贝尔斯告诫人们不要忘记,选择参与或不参与政治,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权利,在极权制度下,人们是没有这种权利的。

“道德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剖析德国人之过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如果说政治罪过是每个公民不容推卸的共同责任,那么道德罪过则是个人必须承担思想和行为责任。雅斯贝尔斯把道德罪过规定在私人领域内,但也为道德思过留下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道德思过虽为“个人独自的自我评价,但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在道德问题上取得较为清晰的认识。”〔注9〕在极端严酷的专制制度下,人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在面具下苟活。假面的形式在德国和中国虽不尽相同(如希特勒式敬礼,表态效忠,参加群众集会,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但对人的道德侵蚀作用却并没有什么不同(如虚伪,犬儒,绝望,冷漠,麻木等等)。雅斯贝尔斯强调,道德反思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以前过的是假面生活,进而重新看待自己现在的生活。道德反思包括检讨自己以前所谓的“美好的理想。”许多德国青年对“元首”所规划的“伟大事业”确实曾抱有真诚的信念,就象文革中许多青年真心诚意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样。雅斯贝尔斯称此为“带有悲剧性”的道德罪过。雅斯贝尔斯指出,我们不应用昔日的“真诚”来为“错误良知”辩护,“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失望负责。”〔注10〕

道德思过应拒绝摸棱两可地对待坏事。雅斯贝尔斯指出,“从坏事看好事”是一种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德国,有人说纳粹的军备生产有利于解决德国的失业问题,1938年合并奥地利使德国得以完成历史的统一大业。在中国,有人说“忠字舞”是迪斯科式的群众文化,奉旨参加运动是“大民主”。从雅斯贝尔斯的道德思过来看,这一类貌似“公正客观”的说法只能模糊人们的道德视线,“事实只能是彻底的‘是或不是’,如果原则错了,那么一切皆错,那些似乎是好的结果其实并不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注11〕同样,许多人自称是“从内部寻求改革契机,”而实际甘心充当罪恶政权的帮凶。雅斯贝尔斯特别提到以“清流”身份加入纳粹政党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人士所自我标榜的“自由”和“斗争”,雅斯贝尔斯的评价是,“你们自欺欺人,你们所享受的是以服从、沉默和屈服为代价的傻子自由。你们的斗争是由领导意志决定的煞有介事的斗争。”〔注12〕文革中那些不倒翁式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他们有“自由”,也有“参与”,但那是拥护伟大领袖的自由,对政治异己任意打击的参与。雅斯贝尔斯对这些知识界头面人物的“事后觉醒”更是深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人“只是因为后来遭到排挤,心生怨恨,……才趁机摇身一变,成了反对者。”〔注13〕

道德思过要求分清“积极行为和被动行为”的过失区别。雅斯贝尔斯在讨论政治责任时已经涉及了“积极分子”的行为。他特别强调, 对于这些人,“即便他们还没被定为刑法罪犯,他们的行为仍可以为他们确定罪责。”〔注14〕被动接受专制的罪过则不相同。雅斯贝尔斯承认,“无能为力可以成为(不行动的)理由,因为任何道德法则都不能要求人们去壮烈赴死。柏垃图就说过,在极度危险的灾难情况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注15〕但是,因无能为力而不行动却并不能使人免于道德罪过,“无助的服从总是会有一些行动的余地,这种行动虽有风险,但仍然多少有一些效果。”同样,“随大流”和无能为力一样,它虽可理解,但却不可原谅。雅斯贝尔斯看到,在 “党即为国,看上去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自我保全,为了“力争前途”,不能不听任权力的摆布。“人为了活下去,保住饭碗,抓住机会,”不想干也得干。但是,雅斯贝尔斯强调,“任何人都不应把这当作非随大流不可的借口,因为事实上毕竟还有许多人不随大流,并为此付出代价。〔注16〕

正因为道德选择往往源于世俗目的,并受环境所限制,所以它不能代替更为基本的人性良知。雅斯贝尔斯将因人性良知受损而产生的罪过感称作为“形而上罪过。”如果说道德罪过是“我处世的罪过,”那么形而上罪过就是“我为人的罪过。”人性的原则高于道德原则,人性意识往往为道德意识所不能启及。雅斯贝尔斯指出,“形而上罪过包括幸存者的罪过和不象人的罪过,它指的是不能与人类彻底团结一致,不能完全按人性行事,”因此,“但凡我所眼见的坏事或恶事皆侵犯这种(人的)团结,即使我小心翼翼地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它,这仍不足以平息我的形而上罪过。如果恶事发生时我在场,别人死了,而我却活下来,我就会听到我对自己说,我因自己还活着而有罪过。”〔注17〕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我之所以为人”和“活得象个人,”是一种至高的良心境界。雅斯贝尔斯是在德国纳粹的政治史中解释形而上的罪过感的。纳粹于1930年毁宪专制,1934年血腥清洗,1938年排犹,直到发动战争,“数以千记的德国人在与(纳粹)政权的抗争中找到了死亡,大多数无名无姓,我们这些存活者并没有这样做。”活着的人在邪恶昭彰的每时每刻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不象人”的地步,“我们选择苟活,……在这十二年里,我们整个的人都已发生了蜕化。”〔注18〕以中国的情况来看,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阶级斗争到文革,我们不也是一步一步地走到了 “人不象人”的地步?

注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New York:　Capricorn Book, 1947), pp. 61; 31; 56; 55; 61; 78; 62; 62; 63; 66; 67; 68; 68; 69; 69; 70; 71; 71-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0gmph.html

2025，中国将成“楚门的世界”？

很低俗的褲子 — Wed, 19 May 2010 00:26:00 GMT

季兆斌：2025，中国将成“楚门的世界”？——许允仁论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的九大特征

中国在创造出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世界前20大经济中唯一的现代非民主政体。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急剧增长，全世界都在越来越迫切地问这么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呢？

一直关注极权主义研究的许允仁教授，继《平庸的专制》一文，对主导当前中国政局的新极权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作了精到的现象学描述之后，在最近的文章《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中，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和概括。

许允仁认为新极权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极权主义终于找到了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结合的新形式。不管和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还是二战时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都显得更为“成熟”，这种“成熟”主要体现在它对极权政治的本质，和一种极权权力是如何构成的，有着更为自觉和清晰的认识。

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被许允仁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它认识到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而是党对一切社会存在的不受约束的控制，才是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存在的本质特征；

二、它不承认党的行为须受到任何先天法理的约束，致力于通过在一切社会细胞中建立党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党的全面统治；

三、它的统治行为着眼于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操控，而不再是非理性地仇恨敌人和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四、它的统治意志主要是向内针对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向外扩张的；

五、它的统治目的是掠夺性的功利主义和自欺的理想主义的某种奇异的混合，它的功利主义体现在统治集团对人民财产的榨取，它的理想主义是通过党的领袖的英明指引和党的干部的艰苦奋斗，将所有人纳入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计划之中；

六、它的意识形态的故事，从解放全人类，建设共产主义，变成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七、它将通过警察手段操控人们的外部行为，和通过意识形态管理操控人们的内在信念结合起来，并将后者看作是负作用更小，更为理想的统治手段；

八、就像向外扩张的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完成了以‘闪电战’为象征的军事技术的创新那样，统治意志向内的它，完成了以‘防火墙’为象征的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

九、它将能够完全封闭人民的一切信息接受渠道，能够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人民的意义世界，看作是自己统治艺术的最高境界。”

许允仁以美国电影《The Trumen Show》为象征，认为这九大特征综合起来看，就是新极权主义者希望像一个超级导演一样，通过完全操控人民的生活，来构建一个“楚门的世界”。

许允仁提到《楚门的世界》，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著名的反极权主义的英国影片《V怪客》（V for Vendetta）。通过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政治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极权制度的英国人，对自己可能被极权制度奴役处于怎样的恐惧之中，英国人想像在2038年的时候，由于反恐而激起的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潮，最后将英国带进一种可怕的极权政治之中。

对比一下，现代以来，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截然不同的政治想象是一件很有启发的事情。新文化运动之后，深受极权政治荼毒的中国人不断地想象着，一个自由民主和彻底解放的时代马上就会来临，结果，带着这种想象，不断地从一种极权制度跌进另一种极权制度；相反，创立了第一个宪政国家，在最危险的政治环境中始终坚守自由价值的英国人，则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到《V怪客》，不断想象着，在一个不远的将来，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将会沦于一种极权权力之手。

只有深知人性的弱点，深知每个人多么容易地受到极权权力的诱惑，而成为极权权力的操控对象后又多么容易屈服，才会恐惧地认识到极权政治离我们永远只有一步之遥，而只有这种基于恐惧的警醒，才会使我们产生出每时每刻自觉抵制极权主义的意志和力量。

然而，在我看来，由于英国人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极权社会，因此，在《V怪客》中，对未来极权制度的特征，和它如何产生的方式，都基本上滞留在对二战时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的认知上，而没有能够理解和把握极权主义在我们时代的新形式。

在影片中，元首的形象完全是希特勒的丑化了的漫画像，极权主义者就像迫害犹太人那样迫害同性恋者，使用的迫害方法也依然只是肉刑和枪决。我们不难想像，假如生活中的新极权主义领袖以电影中的元首的面目出现，那么，他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从而获得其政治能量了。另外，迫害同性恋，也并非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同性恋者只要不反对极权政治，极权权力完全可以允许它存在。

就如许允仁在文中所概括的那样，如何来“构建党对全体人民从外在行为到内在思想的无微不至的制度化的操控”，才是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由于这种操控违反了人的本性，会遭到人们的本能的反抗，所以，“只有在将被操控者的痛感降到最低的程度”，将被操控者的反抗本能降到最低程度，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因此，极权政治的最有效的日常统治方式，并非像影片中显示的那样，是通过自己制造“国会纵火案”，再来实施军管，而是“通过在一切社会细胞中建立党组织的方式”来实施党对全体人民的行为和思想的全面操控。假如在每一个媒体，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企业；在每一个连队和每一支警队；在每一个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中都建立了党组织，那么，粗暴的军管还有什么必要？

确实，出于对失去自由的恐惧，英国人对未来极权政治可能以什么方式降临充满了奇思异想。但是，即便是充满想象力的英国人也没有想到，是通过在流浪拾荒人员中也要建立党组织，通过建立防火墙，通过请“喝茶”和建立“五毛党” 这样的看似平常的润物细无声的操控手段的实施，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极权社会开始生成了。

最近，看到厚泽老在临终前提出了研究“中国模式”本质的思想课题，我觉得许允仁对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的概括，正是从这个政权和基本人权的关系的角度，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政治本质的揭示。许允仁揭示的“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的九大特征，可以看作是对朱厚泽先生提出的思想课题的一种富有启发的回应。

厚泽先生曾经说过：由于我们这样的老人的存在，使你们抱有某种希望，其实我们自己知道，这样的希望并不存在。厚泽先生的最令人尊敬的品格之一，就是在这个充满了肤浅和自欺的乐观主义的时代，依然抱有一种清醒和高贵的绝望。

在许允仁的文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绝望，和人们纷纷预测宪政民主政治降临的时间表截然相反，在《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一文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想象，在他看来，基于目前中国的政治现状，和党的勤奋的学习能力，用不着等到2038年，到2025年，全体中国人就会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中，“将会在一块多网合一的高技术的电视屏幕之前”，被那时的当权者的倾情表演，“感动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在许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中国，无数的力量有意无意地推动着整个社会快速地奔向一个“楚门的世界”，而真的能清醒地阻止中国走向极权社会的政治力量则显得如此地微不足道。

2010 年5月15日于慎思斋

《纵览中国》Monday，May 17，2010

五一六我爱香港

很低俗的褲子 — Sat, 15 May 2010 06:34:00 GMT

明天(5月16日)香港将举行五区立委补选(或称五区公投)。。。。。。。

《十八仝人》友情演出：梁文道、林超荣、周博贤、邵家臻……

《莫失莫忘》

(杜琪峰徒弟鄭啟文,葉文希作品)

支持公投支持普选

林昭遗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很低俗的褲子 — Sun, 02 May 2010 02:38:00 GMT

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林昭

　　（一）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咀慢一咀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塗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洛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洛米修士，

　　接受不接受，你赶快决定。”

　　“我不能。”普洛米修士答道，

　　平静地直视宙斯的眼睛。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

　　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笼？

　　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

　　飓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

　　“火将要把人类引向解放，

　　我劝你再不必白白劳神，

　　无论怎么样，无论那一个

　　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

　　“神族这样的统治那能持久，

　　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

　　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

　　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

　　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

　　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住口！停止你恶毒的诅咒，”

　　宙斯两眼冒火脸色变青，

　　他扬起雷电槌劈空一击，

　　平地上霹雳起山摇地震。

　　“警告你，我不会轻易饶恕，

　　切莫要太信任我的宽仁！”

　　“谁会把你和宽仁联到一起，

　　那简直辱没了宙斯的英名。”

　　“用不着再跟我说长道短，

　　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意愿，

　　我无法改变事情的进程。”

　　“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

　　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

　　“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

　　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

　　“谁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

　　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

　　“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

　　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

　　“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

　　“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

　　“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

　　你还是光想法救救自身。”

　　“你可以把我磨碎，只要你高兴，

　　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

　　“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宙斯怒火万丈吼了一声，

　　雷电槌对准普洛米修士打击，

　　只听得轰隆隆像地裂天崩。

　　半边山峰向深谷里倒下，

　　满空中飞沙走石伴着雷鸣，

　　电光像妖蛇在黑云中乱闪，

　　真好比世界末日地狱现形。

　　宙斯挥动着手中的梭子，

　　狞笑着腾身飞上了层云，

　　“谁说我惩治不了你？等着！

　　不叫你死，剥皮抽你的筋！”

　　对于被锁链捆绑的勇士，

　　对于失去抵抗能力的囚人，

　　对于一切不幸被俘的仇敌，

　　你们的英武确实无可比伦。

　　是听清了受难者无言的心声，

　　还是辛辣的味觉使它们眩晕

　　它们激怒了，猛一下四爪齐伸，

　　那颗伤残的心便被扯作两份。

　　普洛米修士昏晕了，他好像

　　忽然向暗黑的深渊下沉，

　　胸膛里有一团地狱的烙铁，

　　烧烤着，使他的呼吸因而停顿。

　　（二）

　　高加索山岭清凉的微风，

　　亲吻着囚徒焦裂的嘴唇，

　　花岗岩也在颤动而叹息，

　　它想把普洛米修士摇醒。

　　山林女神们悄然地飞落，

　　像朵朵轻盈美丽的彩云，

　　用她们柔软湿润的长发，

　　揩拭受难者胸前的血腥。

　　她们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她们的声音像山泉低吟--

　　醒来，醒来啊，可敬的囚人，

　　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回应。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忽然间正北方响起雷声，

　　太阳隐、乌云翻、惨雾雰雰，

　　女神们惊叫了一声“宙斯！”

　　仓惶地四散隐没了身形。

　　来了，轻车简从的宙斯，

　　两肩上栖息着那对兀鹰，

　　他在普洛米修士头边降落，

　　俯下身察看囚徒的创痕。

　　(第6~10页)

　　看着那纹丝无损的锁链，

　　看着那血锈班班的岩层，

　　唇边泛起一个满意的微笑，

　　他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嗯？”

　　……囚徒从容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是那么锋利和坚定，

　　宙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觉得在他面前无处存身。

　　尽管他全身被钉在岩上，

　　能动弹的只有嘴巴眼睛；

　　尽管他躺在这穷山僻野，

　　远离开人群，无助而孤零。

　　但这些都安慰不了宙斯，

　　对着他只觉得刺促不宁，

　　--他到底保有着什么力量，

　　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句，

　　口气已变得亲切而和温，

　　山顶上是不是嫌冷了一些？

　　不过这空气倒真叫清新。

　　“可恨是这两头？毛孽畜，

　　闻到点血就说啥都不听，

　　我早已叫它们适当照顾，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遵行。

　　“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

　　能够办到的我总可答应……”

　　普洛米修士静静地回答：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什么要求：囚犯--就是囚犯

　　锁链和兀鹰都无非本份。

　　只望你收起些伪善，行么？

　　那对我真胜似任何酷刑。”

　　宙斯装作像不曾听清，

　　“阿？--我看你有些情绪低沉，。

　　那又何必呢？回头处是岸，

　　不怕有多大罪悔过就成。

　　“你不想再回到奥林比斯，

　　在天上享受那安富尊荣？

　　你不想重新进入神族家，

　　和我们同优游欢乐升平？”

　　“可以答复你，宙斯，我不想，

　　我厌恶你们的歌舞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吧。那你总还希望自由，

　　总也想解除惩罚和监禁，

　　难道你不响往像常时日，

　　随心意飞天过海追风驾云。

　　“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要怎么？

　　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

　　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

　　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士，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当初是你从天上偷下火种，

　　现在也由你去消灭干净，

　　为了奥林比斯神族的利益，

　　你应当负起这严重的责任。

　　“还有由于你那前知的能力，

　　（宙斯矜持地咳嗽了一声），

　　据说你预知神族的毁灭，

　　知道谁将是暴乱的首领。”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要推翻神族-- 梦也作不成，

　　我们将统治宇宙万年，

　　永保着至高无上的权能。

　　“但也许真有那样的狂徒，

　　竟想叫太阳从西边上升--

　　如果你确有所知就该实说，

　　让我们早下手惩治叛臣。

　　“普洛米修士，你怎不想想，

　　你属于神族，并不是凡人。

　　大河干池塘里也要见底，

　　树倒了枝和叶怎能生存！”

　　“那么你已经感到了不稳，

　　是吗？宙斯，这个真是新闻。”

　　然而他还总还是不大痛快，

　　甚至不感到复仇的欢欣--

　　……一种阴冷的绝望、恐惧，

　　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

　　（三）

　　紫色的黄昏向山后沉落，

　　灰暗的暮霭一点点加深，

　　残损的山峰却依然屹立，

　　夜空衬出它深黑的剪影。

　　普洛米修士悠悠地醒转，

　　头颅里一阵阵嗡嗡乱鸣，

　　砂石埋没了他半个身子，

　　血污糊住了他一双眼睛。

　　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鼻孔里扑入浓厚的血腥，

　　他伸出浮肿而木浊的舌头，

　　舔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他用力撑开粘连的眼皮，

　　看见了几点稀少的？星，

　　下弦月淡淡地挂在天际，

　　夜风送来了果树的清芬。

　　啊，夜，你是多么宁静，

　　大地啊，你睡得多么深沉。

　　越过广袤的空间，我看见，

　　五谷的田野，繁花和森林，

　　江湖水滟滟似银，大地母亲，

　　你好像披着幅奇丽的绣锦。

　　从远古到如今，你每时每日

　　滋养哺育着亿万的生灵。

　　多少人辛勤地开阔与垦植，

　　大地，你一天天焕发着青春。

　　可是为什么，你年年血泪，

　　只是给众神贡献出祭品！

　　我喝过流在你身上的水，

　　清澈的水是那么苦涩而酸辛，

　　你胸中迸发出沉重的叹息，

　　你憔悴，还有你的子孙。

　　什么时候，大地，你才能新生，

　　能够理解被榨取的命运，

　　啊！万能的人类永恒的母亲

　　我胸中澎湃着？你的爱情，

　　我知道，一旦你开始觉醒和翻腾，

　　巍峨的奥林比斯将冰消雪崩--

　　远远地，在沉睡的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粒小小的火星，

　　半粒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你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火”，？在囚禁中。

　　我祝愿你--

　　燃烧在正直的出生的火温里，

　　让他们凭你诵读真理的教训，

　　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

　　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

　　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

　　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

　　炉灶里，

　　叫寒冷、饥饿永离开人们，

　　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

　　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凝望那大野上满地灯火，

　　臆想着未来光辉的前景，

　　就像正遨游在浩渺的太空，

　　他觉得精神昂扬而振奋。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

　　斗争！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

　　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2004年6月6日帼馨、雯锐录入，

　　小草校对，李蕴珠、蜀慧再校

　　2004年11月12日甘粹再校

　　酹江月解读林昭及诗作

　　《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李蕴珠

　　林昭是一位向往自由，为自由而殉难的光明战士。1957年被划为右派，曾写诗作《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登在张春元主办的刊物《星火》上。1968年以反革命罪处以死刑。同案被捕的有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天水人）、谭蝉雪、徐诚以及与张春元一起劳改的学生、教师39人，还有支持他们的十几名当地农民和同情他们的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今年春，兰州常剑虹君托我查找林昭遗诗，我与诗友李桥费尽心机，跑遍天水市、秦城区两级公、检、法查阅了大量案卷。终于使林昭遗诗重见天日。读了林昭的诗及其有关资料，我的心灵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憾，当晚彻夜难安，遂赋此调。

　　高加索岭，任兀鹰啄食，殷殷心血。窃火照红千万户，想见女中人杰。皓月清霜，丰城剑气，万里寒光彻。英灵何处，壮怀欲向谁说。

　　闻道主宰强权，风云叱吒，造尽诸般孽。冷眼刑场寒涩刃，正气总能昭雪。填海移山，补天逐日，终究乾坤缺。人间何世，有人涕泪如泄。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很低俗的褲子 — Mon, 26 Apr 2010 04:42:00 GMT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别，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23/content_2609426.htm

卫报：中国不能永远控制网络

很低俗的褲子 — Sat, 24 Apr 2010 06:38:00 GMT

卫报：中国不能永远控制网络
作者：Emily Parker
发表时间：2010-02-28
译者：辛迪加项目
校对：@xiaomi2020

纽约——谷歌因大声拒绝中国继续审查其搜索结果而广受称颂。谷歌是否会继续在中国经营仍无法确定，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不会发生多大变化。所有这些“外来干涉”更有可能坚定中国政府绝不妥协的态度。

即使谷歌最终真的离开中国，事情也没有结束。西方企业可以从外部推动互联网自由，提供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和使用这些技术的秘籍。这就是“推特外交”。

阻止中国民众进入某些网站的中国的“防火长城”基本上挡住了推特。但推特在技术熟练的中国人中受到近乎宗教般的拥护，他们使用推特的决心超过了政府阻挡的力量。

这些“网民”借助代理服务器或虚拟专用网络越过防火墙，这些工具让他们像在国外一样浏览互联网。本月初，中国的推特精英合力让防火长城登上了推特十大“热门话题”（或被提到最多的词汇）排行——因为推特在中国本应是无法登入的，因此这样一种举动令人印象深刻。

推特允许人们将小段信息发送给海量人群，使中国人可以快速传播紧急新闻甚至是令人不安的事实。“推特信息流可以比任何官方机构更加迅速，”长期处于中国互联网运动前沿的北京记者迈克尔·安替（Michael Anti）说。“这也意味着民众可以比政府更快地获取信息，这确实为共产党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推特也在保护公民个人时发挥了作用。博客写手彼得·郭（Peter Guo）称是推特将他救出了监狱。他说他在散布据称牵涉到当地官员犯罪的消息后被捕。他在去年7月被捕后用自己的手机在推特上发送了紧急求助信号，他的案子很快吸引了国内国际的关注，而这也帮助他在被捕两个多星期后获释。

想象一下如果推特能为多数中国民众所用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在于很多中国人仍然缺乏能使他们绕过防火长城的简单的工具。

当我询问郭国际社会能为让推特在中国普及做些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们可以“提供价格便宜的虚拟专用网络。”他补充说外国企业可以提供安全性更高的浏览器，协助“中国民众绕过防火长城。”

政府也可以给予中国网民力量。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总裁乔纳森·齐特赖恩（Jonathan Zittrain）建议美国可以从某些基础的出资援助开始，推动“最初带给我们互联网的科技创新。”这可能包括中国的潜在“转折事件”，比如允许用户从一台设备跳转到另一台设备，从而摆脱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中间限制的专门的网状联络。

但是考虑到外国对中国施压的敏感性，尚不清楚西方政府能插手到什么程度。这也给了像推特这样的企业用武之处。

即使推特的合伙创立者原本未必让它成为一种民主工具，但它已经负起了这样的职责。2009年4月，摩尔多瓦的年轻人利用推特组织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相关阅读《摩尔多瓦的抗议爆发推特推波助澜》）。两个月后，推特又协助伊朗民众举行集会，并在组织大选抗议活动过程中实现信息共享。

现在，我们开始在中国看到类似的现象。11月，广州市民反对建造焚化炉的抗议活动成为推特的热门事件。谈到推特在伊朗和摩尔多瓦抗议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推特的合伙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告诉我，“这些都是民众自主发起的事件和活动，推特只是碰巧存在的一种使过程更加便捷的现成工具。”

推特或许会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推动国外的互联网自由。尽管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但合伙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伊万·威廉姆斯（ Evan Williams ）不久前表示软件开发人员正在开发规避政府屏障的技术。（相关阅读《金融时报：Twitter 正在研发用于规避网络审查的新技术》）

谷歌在对待中国审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或许本是好意。问题是现在却演变成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对峙。中国显然无法忘记在外来入侵者面前那个“屈辱的世纪”，因此绝不会听任美国的摆布。持有这种观点的不只是中国政府。现在，许多网民都在为谷歌的行为喝彩。但如果他们开始将谷歌看作美国政府的爪牙，那么这种情绪可能在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赢得中国互联网的猫鼠之战最终要依靠创新，而不是政治压力。世界应当继续用尖端技术冲击中国和其他限制言论自由国家的市场。当然，审查者通常都会落后一步，过滤信息并关闭网站。但中国的网民非常擅长利用可供利用的有限的工具。他们这么做，是在以一种缓慢但又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着他们的国家。

作者简介：Emily Parker，一名亚洲社会中心在中美关系上的资深研究员，正在写一本关于民主和互联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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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死路”（转载）

不穿裤子的云 — Tue, 22 Jan 2008 07:50:00 GMT

中国的“死路”
　　
文/龙无首
　　
　　2007年末的中国电影市场颇为热闹，最为夺目的是三部电影：《色戒》、《投名状》、《集结号》，众说纷芸，终于闹得久不看电影的我也忍不住了，就在元旦假日的几日空闲里，分别下载欣赏了一回。名导演确实不是盖的，这三部电影都很有可观之处，竟使我近日来思索不断，忍不住也想说一些话。
　　可能与大多数观赏者不同，最近几日，我因观看三部电影而在脑海里不断思考的，竟是中国的“死路”。我发觉，三部电影的导演，不约而同在他们2007年的扛鼎之作里，展现了近代国人见多不怪的“死亡之路”，汇集在一起，几乎能够代表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各种“死法”，因而可以说，这三部电影是集中展现了近现代中国的“死路”。
　　我是先看《色戒》，继看《投名状》，再看《集结号》的。昨晚，在与时评家王学进先生讨论三部电影的优劣时起了争执，他认为《集结号》的意义远超《投名状》，我则认为《投名状》不如《色戒》，但要优于《集结号》。后来发觉，争执是因为关注的角度不同，我因对中国人的“死路”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对《投名状》中展现出来的多种“典型死法”比较欣赏，就对它的评价较高。现在我就以《投名状》为中心，兼涉《色戒》与《集结号》，来谈谈我所思索着的中国“死路”。
　　
　　一、《投名状》的死路
　　
　　我很欣赏网友府山对《投名状》的一段评论：“总的讲，个体失败了。爱情、友情、生活、理想、信仰，都毁灭了。还有什么？电影告诉我们，只剩下一个字：死。的确，这些支撑人活下去的东西，都没有了，活着与死何异？只有勾结者在历史的阴暗处冷笑，只有权贵和帝王在吊诡的政治迷雾中端坐。”
　　今天，我又特地搜出早年香港所拍的《刺马》一片看了看，以了解其历史背景及原始情节。《投名状》其实是老片新拍，它的故事，源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据说这个案子的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政治军事秘密：清代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十年，洪秀全聚敛无数钱财。而曾国藩攻陷天京后搜获其全部金银，但上缴清廷的数额却非常少，便有传言曾国藩起了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查清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对于这么一部有真实历史背景的影片，在筹拍之初，影视界就非常关注手握巨额投资的陈可辛会将它演绎成什么样子。现在看来，陈可辛确是做了许多的新思考与再创造，而不仅仅是把《刺马》中的马新贻、黄纵、张汶祥改名为庞青云、赵二虎和姜午阳，从而使这部影片凝聚了更多深层次的政治、文化与历史内涵。
　　我觉得，《投名状》的意义，是堵死了中国底层百姓习以为常、融入骨髓的几条路：一是江湖结义、共谋富贵之路；这条路以赵二虎为代表。二是借民本之名求个人权力之路；此路以庞青云为代表。三是以团体之名毁灭个人之路；这条路的代表是姜午阳。四是小女人的生死路，自然以女主角二嫂为代表。
　　赵二虎偶尔“拣”到兵败装死脱逃的庞青云，因欣赏其武功谋略起了招揽之心，并通过“投名状”结义为兄弟。他是一个讲义气的人，所以在他看来，“投名状”作为一个纽带，是为兄弟三人服务的，在他眼里，“义”是第一位，“信义”与“人”，都在“投名状”之上；他尊重“投名状”，但认为在“投名状”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义”在。他也向往富贵，但认为谋取富贵的时候，不能抛弃“义”，这是他的原则与底线。但这样的原则与底线，很快在乱世的现实里遭到迎头痛击。先是在战场上，庞青云“战场中只能有一个是头”的一声吼，打破了以前兄弟间平起平坐、共同协商的行事原则；后来庞青云、姜午阳的坚持杀降，更是击碎了他“义”的底线。虽然他一次次被庞青云大义凌然的说辞欺骗与说服，但还是慢慢看穿了庞的把戏，以致最后在分饷时，公开与庞对抗。这时，他已经察觉到“义”与“义”之间的冲突，不杀降、分饷给士兵的“大义”，已经压倒了兄弟三人共求富贵的“小义”，虽然他人性的觉醒、人格的提升还是处于朦胧模糊之中，却已经可以轻看庞青云、何魁之辈。于是，他从庞青云及其背后权贵可资利用的棋子，彻底转化为又臭又硬的绊脚石；终被庞青云利用他的“义”，令其自投死路，殒于暗杀。
　　庞青云，本来因同僚的陷害，已经丧失了在权力场往上爬的所有机会。但入了匪窝后，把握机会游说，终于有了再赌一把的资本。而唯一的付出，不过是毫不相信会起制约作用的“投名状”，实在是一笔最划算的买卖。他明白在乱世与战争之中，只要给一条名义上的活路，有一口饭吃，就有无数人跟着他走，即使他带向的，实际上是一条死路。他是独行者，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任何人的人，独自走在一条用别人的血辅成的权力之路上，企图靠个人的奋斗、对兄弟的利用和为民谋活路的谎言里来达成自己的目标，赵二虎的义气和姜午阳的愚昧，都被他玩弄在股掌之间；但他虽始终如履薄冰，却还是走不到对岸；踏着累累白骨立下赫赫战功后，却仍被视为“外人” ；权力、女人到手，面对的却是更大的危机；直到炮声与枪声同时响起，弥留之际的他才总算悟彻了一些东西，最后望着刺杀他的姜午阳，脸上露出难得的明朗的阳光般的笑容：“投名状，快！”他是宁可死在以前从没相信过的“投名状”下，也不愿死在更阴秽的帝王权谋之下。
　　这部电影中，最失败、最悲哀的人，其实不是庞青云、不是赵二虎，而是姜午阳。
　　我说姜为团体之利毁灭个人，指的自然是他的杀嫂之举。与其他人相比，姜的本性也许并不坏，但其杀嫂的行为，却是昭示了在这部电影的主要角色里，他是最蒙昧的一个。他既看不清权力血腥的本质，也看不到人性之光的微茫；在庞青云杀降时，他虽然明白此事的血腥不义，但本能地觉得这对兄弟三人的小团体有利，就坚定地支持庞，颤抖着下令放箭杀人。当发现庞、赵二人反目，不敢批评或指责二位兄弟的行为，却偏执（其实是自我欺骗地把罪名转嫁到弱者身上）地以为是红颜祸水的缘故，理直气壮的干起了杀嫂的“义举”；最后他刺杀庞青云，还是以“乱兄弟”的名义来支撑、激励自身。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信仰“投名状”的人，也是一个认为可以用“投名状”来杀人的人，是把“投名状”，以及“投名状”所代表的小团体利益看得比天还大、比地还重的人。其可笑、可悲和盲目残忍之处，确是令人发指。
　　因此我可以说，姜午阳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其他人都是配角。
　　赵二虎信的是义气，庞青云信的是权力，姜午阳所信的，是“投名状”。“投名状”，及它所代表的小团体，很大程度上就是千年以降盛行于中国的家族利益：兄弟结义，是把没有血缘关系的几个人，人为地组成一个家族，然后这个家族的利益，即为家族“抢钱、抢粮、抢地盘(港版是抢娘们)”，就成为压倒一切的偶像和幻像。庞青云把整个“结义家族”当作个人发迹的工具，赵二虎因人性的觉醒而有了超越“家族”利益的趋向，这都是姜午阳不能接受的，在他看来，这都是对“家族”的背叛，于是他企图以自己狭窄、偏执的努力来巩固“家族”的荣誉和利益，从受命杀降卒，到自觉的杀嫂刺兄，入魔越来越深，终成非人。
　　姜午阳的杀人，表面上，包括姜自已到最后都以为是为了维护“投名状”的誓言，实际上他同庞青云一样，只是为了自己。别看姜在战场上极为勇悍，他其实是个非常胆怯的人，没有自我意志与独立的判断能力。兄弟结义之后，他在政治上依靠庞青云，在情感上依靠赵二虎，对社会与个人，从未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和为人底线，于“小是非”面前清楚而偏执，在“大是非”面前则糊涂而茫然。例如，当庞青云为树立以前从未有过的军纪，要杀赵的二个污辱民女的小同乡时，还要费尽心机口舌来说服赵二虎，姜却以“你们的命是谁的”为理由，直接地强迫小同乡甘心受死。例如杀降时的为小义毁大义，杀了那么多放下武器的农民，只是“我很难过，但我不后悔”；例如，当庞告诉他“当土匪是为兄弟杀人，我们是可以为别人牺牲”时，他就表示“我愿做这种人”；再如，发觉庞要杀赵二虎时，竟以“救兄弟”的理由去杀二嫂这么个弱女子。他的一生，始终如无根之萍一样跟随着庞、赵二人盲目的往前闯。如果庞、赵二人不分裂，他确是一个完美的“小弟”。但庞以“权力”为家，赵以“信义”为家，二人注定要走向分裂与冲突；姜因为没有自我意志与判断能力，无力创建属于自己的家，就只能把“投名状”视为自已的家，把这个结义家族看得比天还大，把“投名状”的誓言当作行事的最后凭据，因为除了这个虚幻的“家”与誓言，他别无依靠。他其实最想靠的是人，但后来庞青云靠不住了，赵二虎靠不上了，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没有兄弟就活不下去”的人，他的恐慌与恐惧与日俱增，他感到自己的力量、靠山与归宿都在崩溃。姜午阳的精神最后终于崩溃，疯狂的杀嫂刺庞，表面上是为兄复仇，实质上却是因为“家园”破碎、再也无所依靠而只能走向激烈的自杀。
　　最令人绝望和悲凉的，是最后的一幕：姜狠刺濒临死亡的庞青云几刀后，无助而颤抖地发出了一声嘶吼：“刺庞者姜午阳也！”这一声吼，是真正的自欺欺人和彻底的自愚愚人。如果说，此前的杀嫂，很大程度上还有误会的因素，最后庞扑到在他面前，背后那几个深深的弹孔，已经明白地告诉他，庞青云不是他杀的，也不是他能杀得了的！但他不敢，也不肯去思考是什么人要杀庞？为什么要杀庞？而赵二虎的被杀，与庞的被枪击，又会有什么关系？他这一声嘶吼，不是大仇得报之欢呼，而是为了掩盖自己被蒙蔽的恐惧！他这一声嘶吼，正是权谋黑手最希望的，因为能让他们完全掩盖弓藏狗烹的阴秽。这个蒙昧的人，在最后也还要帮杀赵二虎的真正凶手一把，又是何等的令亲者痛、仇者快！所以，姜午阳是这部电影里唯一的彻底者，彻底的不肯思考不敢觉醒的蒙昧者。
　　而蒙昧，正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可救药的一条死路。
　　在中国，庞青云这样的人很多，赵二虎这样的人也不少，但二者加起来，只怕也不到姜午阳这样的人的十分之一。“投名状”最深重的悲剧意味，或许正在于此。因为“投名状”随着时代的不同，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名词，在清代是“投名状”，在此后，或许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
　　而唯一的女角，赵二虎之妻“二嫂”，代表了这部电影里的女人之路。这是一条小女人的路，也可以说是温顺的小农民和小市民之路。她本来是“扬州瘦马”，本来的道路是被富人买去做妾，虽然地位低下却可安享生活，就象温顺的农民或市民一样，靠自己的皮肉和劳作侍候以换一口饭吃。但她被一个匪抢了，生活在穷山恶水间，数次逃跑，仍只能回了匪窝。直到遇见庞青云，再度挑起了她的某些希望。她其实只是个仰慕繁华富足生活的普通女人，但“打了十四年仗，没被饿死，没被砍死”的她，在终于得享富贵生活、寻得理想男人之际，却死在了三弟姜午阳的刀下，死在了明知救不了别人，但仍要杀她的人手里。她的死，意味着女人同无力捍卫自已的所有弱者和百姓一样，既是权力的牺牲品，也是“投名状”这个象征物、异化物的牺牲品，她们的牺牲，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甚至找不到一丝反抗的凭借。
　　其实，除了上述的四条路，还有更多的路在中国的底层百姓面前被堵死。比如，那个散尽家财、起兵反清，最后自杀以救全城军民的太平军将领之路；比如，那个不肯跟随庞青云、赵二虎投清军，却投了长毛的同乡石锦标之路；但他们所得到的，还是一条死路。没有谁能够找到一条活路。
　　那活路究竟存在吗？导演把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而观众，能为电影故事里的这些人物，或者为现实里的自己，找出除此之外不同的路吗？
　　
　　二、《色戒》的死路
　　
　　李安确是个天才，能把一部短篇小说的《色戒》拍到这种程度，精致、完美而深沉，有一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感觉。关于这部电影，说的人已经很多，我就不作正面评述，只就一些侧面谈一点与《投名状》的联想。
　　老吴这个角色，同《投名状》里的庞青云有得一比，不过他的虚伪和脸皮厚度还比不上庞，居然被王佳芝一顿抢白就落荒而逃。这可能同他还只是个战斗在情报工作第一线的小头目有关，如果是戴笠这等人物，应该就是另一番气象了。
　　邝裕民，类似于《投名状》里的姜午阳，但他的地位却远不如姜，不但不属于头领阶层，连组织的正式成员也不是。虽是个编外人员，其狠劲却与姜午阳有得一拼，虽然他这一生，就只杀过一个汉奸，比起姜的杀人如麻差远了。但这是间谍战，与姜所处的正面战场没得比，再说狠劲比的也不是杀人的数量，而是对“投名状”和“民族大义”的忠贞。
　　王佳芝，相当于《投名状》里的二嫂。不过汤唯毕竟是主角，比徐静蕾演的那个配角要重要得多，所起的作用也要大得多。一个渴望关爱怜惜的小女子，被时代的激流半自愿、半强迫地裹胁进了凶险诡秘的政治暗杀事件。起先，她是被抗日救国的大义所感召，自愿的献身于除奸大业。但真的投身进去之后，种种的阴秽扑面袭来，就禁不住的颤抖与怀疑，以致只有在肉体的交欢中才能驱除那份自怜自伤的积郁。直至在珠宝店的那一刻，被易先生温柔怜惜的目光所感动，脱口说出了“快走”二字，小资情绪竟然一下子颠覆了崇高的救国大志和除奸大业，确是令人难以想象，也难怪有那么多的爱国志士要大骂作者张爱玲、导演李安才是真正的大汉奸了。不过，这一声“快走”，也正是她区别于《投名状》里睁着眼睛被姜午阳所杀的二嫂的地方。
　　易先生，相当于《投名状》里那个魁字营统领何魁。但他比何魁更坏。何魁与他的魁字营，在庞青云口中是比洪水猛兽、打虎网民更凶恶可怕的存在。但不知是导演的失误还是故意，电影里的何魁，实际上好象没做过多少坏事，就连其手下围剿抢军粮的土匪时，也只杀了很少人；他的士兵，面对抢粮的土匪及其家属，竟然不敢开枪！唯一开枪杀了个老妇人（这老妇人可是很象阻拦拆迁的“暴民”哦）的士兵，还立即被打个半死（嘿，好象是全死，没看清楚）。最后他的手下居然只抢了粮食就走，忘记了官兵见匪就杀、见暴民就打的天赋职责！这样的仁义之师，不但比庞青云的山字营要好得多，只怕连《集结号》里的解放军也比不上吧？但易先生就凶狠多了，不但忠心为汪伪政权和侵华日军卖命，对抗日志士动用酷刑，还直接批准枪毙了包括美女主角在内的多位爱国学生。可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他最后竟然还是逃脱了爱国特工们精心布置的杀局，真是没天理啊！就算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日子不多了，但终究没看到他作为一个汉奸罪人被审判处死的结局；说不定，他最终还是跑到阿根廷活到2008年，正老眼昏花地握着那枚戒指在看《色戒》呢！
　　《色戒》的几个主要角色，都在《投名状》里找到了同伴，也随他们的同伴一起走向了死路。老吴就算没死在易先生和日本人手里，日后必定还是要死在共军手里的。易先生就算没死，没了王佳芝和以前的权势，他也是虽生犹死。邝裕民之死，到是死得其所，终是为抗日除奸而牺牲。王佳芝的死，也是死得其所，她不但有过恣意的交欢，看到过男人温柔怜惜的目光，拥有过那枚镶着鸽子蛋钻石的戒指，即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却是她一生中最为纵意和自主的一次选择。到是另外几位爱国学生的死，是颇为心不甘情不愿的，但他们是棋子，是同《集结号》里的谷子地手下士兵一样的炮灰，既使心不甘情不愿，也没人来理会他们。
　　《色戒》里没有类似赵二虎的角色，是张爱玲和李安都不让他出现。真是幸运，不用再看一次他的死了。
　　
　　三、《集结号》的死路
　　
　　《集结号》的死路，相对于《投名状》和《色戒》要简单得多，它呈现的是一群士兵的死亡之路及死后之路。应该说，战场上的死亡之路，已经拍得比较专业；但它的死后之路，即对死亡、牺牲真相的探索与追究，却是相当的单调和粗陋，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专业和不敬业。只是在影片描绘的拟实性方面，比起国内以前同类影片所呈现的，总算是前进了一步，或者说半步。
　　编剧刘恒在《南方周末》上说：“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而导演冯小刚说：“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
　　这里我就有一个疑问：没有价值的牺牲，谈得上，或者做得到永垂不朽吗？
　　看来，刘编与冯导的说法充满了矛盾，按刘编的说法，是得不出冯导所说的主题来的。很难想象，编剧与导演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还能将一部电影拍好。因此我可以断定的是，两人其中一个的说法肯定是错的，或者是假的，不是真心话。
　　国共二军的战争，与《投名状》里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争，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一个是用冷兵器，一个是用热武器。我觉得，编剧刘恒所说的话里，“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这一条确是做到了，以此来驱除意识形态上的魅惑，确是比较难得。但所谓“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却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谷子地耿耿于怀的，不就是二百斤与七百斤的价值吗？不就是失踪人员与烈士的差异吗？前者是牺牲者的物质价值，后者是牺牲者的精神意义。刘编所说的不讨论，算是自我否定呢，还是自我阉割？
　　其实，我很理解编剧、导演的难处，他们闪烁其词的原因，是既想扯上主旋律的虎皮大旗，又想回避对死亡、牺牲问题更深的思考与责问，因为再深入下去，就是禁区了。或者说，由于编剧、导演水平有限，无法在不触动禁忌雷区的情况下，就这个题材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展现，就只能画地为牢，人为的阻止相关思考的深入，并故意把观众引向岐路，以浮华肤浅的煸情来代替直指生命尊严的反省。正如崔卫平教授所说，这部电影，只敢表示一点“别拿炮灰不当炮灰”的幽怨，却不敢深入“别把炮灰不当人”的层次。前面我说《集结号》的死亡之路非常的单调、粗陋、不专业、不敬业，就是针对这些方面而言。编导们在人物角色的表现上如履薄冰、畏缩退避的同时，也把自己与影片本身逼进了一个狭窄的死胡同。
　　确实，士兵只是忠实于自己的责任，战争的意义不是由士兵去考虑，死于战场的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敬的。但牺牲的人很多，非只这支军队；九连战士所杀的敌军，难道就不是牺牲者？其实，最大最惨重的牺牲向来是普通民众，但他们，于无数次的战争过后，又何尚有人能列名在纪念碑上？无名的牺牲者遍及整个大地，又何止是谷子地走过的那一片木桩？编导们选择性的遗忘和漠视，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谅与接受。
　　《集结号》的一些细节与片段，单独拿出来其实非常不错，有些情节与镜头，是在国产银幕上从未出现过的，例如近距枪杀俘虏、搜检死人手表、该吹号的没吹、没听到的装听到，向组织干事扔椅子、向领导墓碑砸酒瓶等等。但是，导演把这些分散的珍珠串链起来后，却变了味，珍珠变成了土珠，黄钟变成了瓦釜。特别是后来墓碑前的那段高潮戏，自以为是的得意之作竟是个莫大的笑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吹号不吹号，同牺牲者能否成为烈士究竟有什么逻辑关系？假如吹号了，刘团长还是以找不到尸体的理由把九连战士处理为失踪，编剧和导演怎么办？因为是否吹号，对牺牲者能否获得合理抚恤、能否成为烈士毫不相关；是否真正尊重人（士兵或炮灰）与珍惜生命，才与此密切相关！这样明白浅显的道理，难道编剧、导演都想不到，却硬是搞出这么个逻辑混乱的情节来？
　　有时，我甚至怀疑编导们是故意在自我矮化与自蹈死地。为了完成市场经济的任务，编剧故意踩中了地雷，导演赶紧学谷子地用刀割下编剧的靴子，用尽力气按住，企图掩住历史的部分真相，但最后还是掩不住，轰的一声，血肉、泥石纷飞，爆炸后的污黑大地出现了一个深深的洞。
　　整部的《集结号》，从头至尾给我一种杂乱的感觉。不仅仅是结构的杂乱，更明显的是人物性格与内在逻辑上的杂乱。冯小刚在把握和表演人物性格、挖掘生死命运的内涵、掌握情节的内在逻辑方面，与李安、陈可辛二人相比，差的可不是一点二点啊。
　　所以，《集结号》中人物角色的死路，实在是不值一谈，但制作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们所走的死路，却是远远超过《集结号》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非常值得深思与一谈。
　　
　　
　　四、死里求生
　　
　　在三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无数条的死路。那底层的百姓，还能找到除此之外的活路吗？有一个网上的朋友回答：只要新编一个喜剧版的《投名状》就可以了！他认为，人们对文化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全部建立在一个假设上，活路如此，死路也一样。义气、权力和团体名义，这些道路都可以通向生存，也可以通向死亡，两种相反的解释没有本质的不同。
　　确实，一部分人能够由这些道路通向生存，一部分人则通向了死亡。但对此解释的本质，还是有差别的，因为通向生存的多是上层人物，通向死亡的却多是底层人物。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权力与与金钱，是靠不上的，义气能依靠一些，但极容易变质和被利用；在团体的名义下，更是只有被榨取和牺牲的份。依靠这些东西，大多数人们并不能真正获得自由、尊严与免于匮乏的物质生活。
　　我为此思考良久，发现活路还是有几条的：一是依附之路。无原则地选择最强势的力量依附，或对外界的任何强力都逆来顺受、顶礼膜拜，在以往的历史教训中，好象一直是底层百姓的首选命运。“像猪狗一样挨饿像猪狗一样满足还像猪狗一样感恩戴德”，这一条路最为上层权贵们所欣赏和称颂，也是他们长期以来刻意教唆的。二就是觉醒之路，象庞青云、赵二虎、王佳芝、谷之地那样慢慢觉醒，以自我意志来与命运、规则相抗争的路。这一条路中，又分觉醒中的依附与觉醒后的不依附二个分支，庞青云、谷之地选择的是觉醒中的依附，赵二虎、王佳芝则选择了觉醒后的不依附。
　　所谓的上层和精英人物，其实是首先觉醒的那一批人。而觉醒的首要条件，是接触与掌握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在古代知识匮乏、信息难以传播的时代，觉醒者多在权贵阶层，可以说是注定的。而权贵们对知识与信息的控制，也成为他们最有效、最看重的统治手段。当底层民众中出现少量觉醒者时，权贵阶层会尽量将其吸纳，不能吸纳的就或驱逐或消灭。像庞青云这样从底层挣扎出来的觉醒者，也明白只有依附于旧有庞大的权贵阶层，才有生存下去的希望，所以就在觉醒的过程中主动地选择依附。
　　实际上，第一条依附之路算不上是真正的活路，说得难听点只是条“活死路”，走在这路上的人是“活死人”，此类人结聚的社会是“活死人墓”。在这条路上，底层民众的生命、财产与尊严都随时可能被权贵们剥夺，但在完全剥夺之前，“活死人”们还可以苟活下去，勉强也算得上是半条活路。后一条觉醒之路中，选择觉醒中依附的人，表面上存活率要高些，但这样的存活，只是为权贵阶层添加了一些成员，增强了他们剥夺压榨的力量而已，对底层百姓的处境却无真正的好处和改善。只有另一支觉醒后坚持不依附的人及其道路，才是普通民众真正的希望所在。但这一条路，却实实在在的是九死一生之路。
　　不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
　　庞青云在权力面前觉醒，赵二虎在杀戮之中觉醒，王佳芝在情欲之中觉醒，唯一可惜的是谷子地，本来也走上了觉醒之路，却在半途被导演引到了岐路。但只要是觉醒者，不管是哪一类的，对于底层百姓的死里求生来说都是越多越好。即使是庞青云这样为个人私利和权力野心而觉醒者，只要越来越多，就不可能被权贵阶层全部吸收和转化，就有可能真的代表民众利益去抗争，因为尝试借用民意者，终有一日会被民意所驾驭。即使是王佳芝这样为个人情欲和珠宝辉光所惊醒的人，只要越来越多，就会有更广泛、更坚实的自由意志来抗衡任何以团体名义发出的强迫与驱使。
　　对普通民众来说，真正的死路是蒙昧，是不肯思考的习惯和不敢责疑的传统，是不愿觉醒独立面对世界的恐惧。而权贵们，虽然憎恶觉醒后不肯依附者，但真正动手致觉醒者于死地的，大多不是权贵自己，而往往是姜午阳之流的蒙昧者。蒙昧者不但是权贵们剥夺压榨的最好对象，更是他们驱之杀人的绝佳武器。蒙昧者不但堵死了自己的路，还要堵死别人的路。
　　可以说，蒙昧与觉醒的抗争，就是平民与权贵的抗争。但平民的生路，却不是将所有觉醒者打倒或杀死，而只能是走向一条更高的觉醒之路，使自己成为更全面的觉醒者。权贵们早就在暴力和金钱面前觉醒，熟练无比地掌握了二者的力量。但幸运的是，随着知识不可阻遏的传播和扩散，力量也在转移，越来越多的力量，逐渐从暴力、金钱转向了知识。所以民众的生路，就只能是在知识面前觉醒，并在觉醒后，既不依附于暴力，也不依附于金钱，即不再像姜午阳那样只为别人牺牲，而是坚定的只为自己战斗和牺牲。这样的战斗与牺牲下，或许才会有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生路。
　　觉醒的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获取。所以，对知识的过滤与对信息的掩盖，成为每个时代权贵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因而，对知识的过滤者和信息的掩盖者，民众无论致以多恶毒的诅咒都是不过分的；对知识的传播者和信息的公开者，民众无论致以多崇高的敬意也是不过分的。在过去的时代，民众无论何等努力，都无法在知识与信息的获取上与权贵们相匹敌，但是，随着互联网的降临，中国的底层百姓第一次在知识与信息的获取上有了与权贵近乎相等的平台和渠道，这时，普遍的觉醒才有了基础；觉醒后的洞察与独立判断，才有了捍卫自己的意志和力量。
　　于是，网路，已成为中国底层民众最为生死攸关的一条路，觉醒者的自度度人、蒙昧者的自堵堵人和权贵们的驱愚杀人，在这里进行了最直接、最激烈的交锋。觉醒者的力量，能否在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或许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最后，感谢各位导演，无论水平高底，导演都是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者，值得我致敬。感谢互联网，知识与信息的共享，终让我能够有所思考和觉醒，有了置之死地寻生路的希望。
　　
　　
　　
　　2008.1.5-19

迷失北京：焦虑无处不在(转载）

不穿裤子的云 — Fri, 18 Jan 2008 05:49:00 GMT

迷失北京：焦虑无处不在
　　
　　文/乔淼
　　
　　按：《迷失北京》就是《苹果》，或者说，《苹果》不过是个阉割的产物，《迷失北京》才是完整的个体。作为男人，我尊重的显然不是太监。只看过《苹果》的朋友若看不懂拙文，恕不负责。
　　
　　·老板林东：补偿的焦虑
　　
　　毋须多言，导演为梁家辉专门创造了林东，梁把他塑造得近乎完美而发人深省。
　　年过不惑的林东老板来自香港，经营着一家洗脚城，开着大奔，住着高档商品房，穿金戴银，算是北京城中过得不错的一族。加上保养不错，没有大肚腩、肉项链和沙皮狗脸之类有碍观瞻的附件，半老徐娘的夫人满足不了他的想法，所以喜欢找找小姐。
　　片子的第一个场景就是林老板召妓，八成是在校大学生，相熟的。小姐一边脱衣服一边说：“今天得快点，我晚上约了小姐妹吃饭呢。”此时他出人意料地直接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想了想又换成了十元的。“你现在就可以和姐妹去吃饭了，这是你打车的钱。”“这事是急的事吗？” 现实中不知道有几位嫖客能如此注重“生活质量”，这至少说明，林先生想要的不单是欲望的发泄，还有补偿的要求在里面。
　　后来的第二次召妓，八成也是大学生，也相熟，准备结帐时刚好他接电话，钱少掏了两百。他一边对电话里的安坤大喊“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一边在挂机后喊住准备放弃的小姐把钱补上，“我是这种人吗？”。可见林老板的性能力相当不错，是功能正常的男性。同时，借用他妻子的一句话，“对钱很放得开，死要面子”。
　　特别爱面子的人，往往心理上都有很深的痛处，难以解决，只好靠滴水不漏的面子遮盖。这就好像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很容易暴饮暴食而肥胖一样。妻子的不育，对香火意识强烈的他是致命的打击，是问题真正的所在；对妻子不育的补偿需要，使他厌弃妻子之余，欲望格外强盛起来，喜欢找年轻的性伙伴（一定是他的潜意识中某种想法的折射）；在外风流的补偿需要，又使他极力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否则面子也就没有了）。所以走出家门，他在场面上会处得很圆滑，朋友间互相可以用“林老板很正派”的哈哈来敷衍，甚至和警官老王达到“去天上人间还是吃海鲜”的关系。在这条环环相扣的利益锁链中，世俗利益的交换（如权和钱）甚至已经成为副产品，是维系面子的需要占据主导，因为面子不可以丢，这个链条必须运转完美，不出差错，这就为其中每一个人植入了新的、强大的焦虑。
　　在心理学上，任何一种补偿都是不彻底的，因为补偿指向的不是原有问题的解决，而是借助对新的需要的满足（这新的需要是原有问题的变形，“深度”有所减弱）来缓解原有问题导致的焦虑，就像用美沙酮代替海洛因一样（美沙酮对人也有一定的毒害作用），而且补偿转移得越多，就会越来越不彻底。这种不彻底会继续导致焦虑的积累，并使得个体对补偿越来越不满。第二个召妓的场景中，小姐临走之前留下一句话，“下次一定让你爽。”这证明了林老板对补偿行为的麻痹，也表达了他对寻求“真正的解决”的渴望。
　　于是就有了他对刘苹果的“强奸”。起初他把这次性行为当作补偿性的“偷情”，企图息事宁人，让保安殴打安坤，拒绝给钱；想开除刘苹果，又因为害怕打官司（会有损面子）而屈服。当得知刘苹果怀孕后，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马上以金钱向安坤许诺，大买补品去看刘苹果，希望这孩子是他的。孩子出生后，他甘愿不顾生意，在家全力照顾，甚至最后真相大白，孩子不是他的，他依然舍不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碰刘苹果。现实中这种事多半走向两个极端，要么男人以引诱、逼迫等手段试图把女人收归己有；要么赶快付钱、开除，息事宁人。在后一条路没走通的情况下，他没有走前一条路；孩子出生后，他不再召妓（导演不用交代我们也能明白）；刘苹果“送上门来”，他也没有急忙扑上去；最后即使答应娶刘苹果，也只是因为“对她负责”。这说明他的心理能量真正的流向是“要孩子”而不是“性满足”，原先寻求“性满足”的行为，包括与刘苹果的关系，只是发泄心理能量、降低焦虑的手段。补偿的焦虑和原本的焦虑，原本天壤之别。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林东林老板与那些动辄几十上百个小蜜的公仆不同，不是一个流于肉欲、放纵无度的口欲期男人，恰恰相反，他是个中规中矩、渴望传承香火的传统男性，只是在焦虑中迷失了方向而已。当我们看到他以做父亲而沉浸幸福，因孩子被带走而痛哭时，我们又何必揪住他男性欲望的流动不放呢？
　　
　　·打工妹刘苹果：生存的焦虑
　　
　　很多人因刘苹果而挞伐范冰冰，觉得她下作甚于汤唯，这点我不想评价。不过我以为，即使在未删节的版本，范冰冰也并不是以三级片演员的姿态（这一点她实在不够专业），而是一个优秀女演员的姿态在出现。
　　因为透过刘苹果，我看到了现实中太多年轻女性的无奈。
　　刘苹果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务工大潮中的一员。他们多数没有足够的教育，没有优厚的家境，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他们中的多数是善良且纯朴的，也许带有与我们不同的一些狡黠，但目的只有一个，生存。
　　她是女性，不必下煤窑，不必上脚手架，少了许多生命危险；她年轻，颇有姿色，免于像缺乏这种资源的姐妹那样，走进小饭馆或血汗工厂；她很幸运，有不拖欠工资的老板，有不把自己当充气娃娃的丈夫。当然，她也有她的无奈，她近似于“性工作者”，打着擦边球，说得好听些是按摩师傅，下作些就是洗脚工。她们即使出台，也与林老板召来的“工作者”不同：那些女子更有姿色，更有品位，更专业，要价更高，甚至是为了锦上添花而“出台”；她们与吧女、洗头女等角色一样，多半仅能充当廉价的泄欲工具，而且只为了吃饭。
　　很难想象，这样的生存环境和职业，可以造就高人一筹的智慧和道德，她当然也没有。这种不够富足、无法预见到前景的生活，是很容易造成焦虑的，即怎样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怎样保证它不被夺走，生存的焦虑是这个群体最大的问题。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人性本是淳朴的，“刁”是被贫穷逼迫的。
　　刘苹果的境遇，相较这个群体不能算坏。工作认真，有回头客，业务量大，又为人不错，处了不坏的人缘，老板也肯留用。在理想状态下，升个领班，自己努力充电，慢慢向上爬，积累资本，要么自己创业，要么获得器重，和丈夫做几十年房奴，养个孩子，也就到头了，这或许可以叫做“Chinese Dream”的一种版本？然而事与愿违，她喝醉了酒，误把房间当作了家，以衣衫不整的姿态被老板看到，故事就发生了。
　　刘苹果在性上面是放得开的，也是乐意享受的，甚至有时是主动的。要报答或表示愧疚，也没有什么华而不实的话语，而是直截了当，“以身相许”。这与传统的农村女子有所不同，也许为传统的价值观不齿，但符合人性。她对丈夫的爱，更多的是因为有所依靠、有所保护，当然还有二人世界的“和谐”。所以在她醉酒时，迷迷糊糊把老板当作了丈夫，产生某种兴奋，也是自然的；至于在发现异常、抵抗无效的情况下主动起来，也还是人正常的反应（女性在受到刺激时，达到足够的性兴奋的平均时间为30秒）。何况那是她的老板，她需要这份工作，而那个老板又拥有正常的性能力。所谓的“潜规则”和“权色交易”之类，人们不也习以为常了吗？这场“强奸”只是前者的低俗版本，她作为北京城中最卑微的角色之一，只是想要生存而已。
　　她以“告状”胁迫老板，为的是保住自己的工作；检测出自己怀孕，她怕影响工作而要打掉；目睹江湖医生拙劣的刮宫术，她本能地恐惧而逃走；当老板想要孩子、丈夫想要钱时，她无奈地选择接受。然而在生存之外，她又坚守着自己仅存的尊严，她极力证明自己是爱丈夫的，极力证明自己不是为了钱。她以身体供丈夫发泄愤怒，以喂孩子的奶履行丈夫和林东的合同，牺牲自己保护丈夫的利益，是因为她把他当作最后的希望。当这点希望被完全摧毁，她被丈夫当作鸡而抛弃时，尊严没有了，她只能毫不犹豫地转向林老板寻求“保护”，当然，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需要依靠。
　　最终，对丈夫彻底失望的她，拒绝他带走他们的孩子；出于本能的母性（而不是对孩子的爱），她没有把孩子留给并无血缘关系的林东；出于生存的私心，她带走了丈夫还给林东的那笔钱，悄悄地离开。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处残酷现实，为生存苦苦挣扎和反复的女性形象。尊严对她来说是一种附属品，守得住就去坚守，守不住就只好放弃；爱情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受过一次伤害，以后就难再有。
　　影片没有交代苹果的去向。我猜测她可能回到老家，靠这笔钱勉强度日，独力养大孩子。为了生活，她也许随便找个男人再嫁，也许沦落风尘，总之前途黯淡。生活的重担将她压缩在最低的底限，意外的打击和冷漠毁掉了她的希望和尊严，使她蜕化到为生存不顾一切的低贱状态。这不是她能左右的，以她的力量也无法抗争，在影片之外，这样的无奈每天都在大量地上演。
　　
　　
　　·作为妻子的王梅与作为丈夫的安坤：自我价值的焦虑
　　
　　 “其实，做爱是最减肥的。像咱这，没什么爱可做，只好趴在这拔火罐了。”那位胖太太就这一句台词，然而一针见血。对她的丈夫而言，她的价值已经约等于零了。身为美容院女老板的王梅不服气，“那是你。”风韵犹存的她，在此一事上尚有价值，未必会被丈夫扬弃；但在另一件丈夫更看重的事上，她却没有任何的价值。
　　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她混淆了这两件事，把丈夫的出轨当作了对她性吸引力的无视。
　　 “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最大的价值往往需要通过性和生殖的方式体现，来自主流价值观和自身固有的集体无意识的双重束缚，使女性的自强和自我突破变得难上加难，自然，这使得她们在获取社会地位和财富时备受限制。王梅正是这种现实的典型牺牲品。
　　女性在这个年龄，若不是有自己的生存资源，往往已放弃了希望，沦为男人口中的“黄脸婆”，听任丈夫在家门之外寻找生理需求的满足。王梅作为家境优渥、保养不坏的女性，一方面不服气自己的衰老，觉得“生不出小孩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又对丈夫的不忠烦躁不堪。她貌似有自己的生存资源，当着美容院的老板，开着自己的车，实际上则需要依靠丈夫的朋友圈，拿丈夫洗脚城的盈利补自己的亏空。她的“卵巢保养仪”，显然也不光是为做生意引进的（她的不育自然是卵巢的问题）。她不想让自己失去价值，不想如胖太太那样“躺在这里拔火罐”，但她又无力满足丈夫真正的需要。价值无法实现，心理上一定非常焦虑的。
　　同时作为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她的需要也因为无法满足而积累出大量焦虑。两股焦虑的汇合，结果就是把一个本性不坏的女人，变成了神经质的怨妇。
　　
　　同理，安坤，与妻子同为外来务工者，做着擦玻璃这样高危险、低报酬的工作，中午蹲在楼顶吃盒饭，被生存的压力终日困扰。同为男人，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那些有房有车、生活优裕的男人会使他有很深的嫉妒，心理上充满不平衡，而现实并不会给他实现同样价值的机会。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有个姿色不错的妻子，不需要去寻找廉价的应召女郎，性的本能可以比较正常地宣泄和表达。
　　不幸随即发生，他在工作时碰巧看到了妻子被老板“强奸”的过程，妻子的主动配合使他的男性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唯一能证明他自己价值的通道被切断了。妻子固然在用身体对他表示忠心和安慰，可对他而言，被戴了绿帽子已成为洗脱不掉的耻辱，于是他只能把性变成发泄，对妻子进行惩罚。
　　但这不够啊，伤害的来源是林东，欠下他“债”的也是林东。放在原始社会，或者换作了动物，他可以和林东打一架，解决这个问题；可作为现代人，他“斗”不过林东。于是在使个绊儿报复林东之后，他拆走了林东的“大奔”车标（这是个阉割的象征），但这是不够的啊。作为穷人，而且是缺少贵族精神的穷人，他的惩罚和报复，只能与林东的纵欲一样，变成不彻底的替代。于是他被压抑的愿望和价值促使他做出了下一个决策——要钱。
　　最初的要钱，打着维护尊严的幌子，是“精神损失费”，找林东要不来，就去找他的妻子王梅。王梅不肯给钱，按她的解释，在尊严上，她和安坤都受了伤；在世俗利益上，她和伤害者林东却是一体的。怎么办呢？在王梅出于价值焦虑的一句挑逗下，两个被损伤了尊严、感到生存价值开始丧失的人凑到了一起，另一次报复就开始了。
　　
　　•报复：在焦虑中两败俱伤
　　
　　性在这里变成了更大的发泄和更大的惩罚。安坤以给林东带了绿帽子，缓解了他被林东戴上绿帽子的伤害；王梅以对等的不忠，平衡了林东出轨给她造成的愤怒。不用说，带着这样的愤怒，两个人都会为了报复而全力以赴，当然也就会获得超乎寻常的满足。故而在要钱的过程中，这种关系不但没有因为报复的结束而中止，反倒因为其他情绪和欲望的卷入得以继续。
　　这时候刘苹果怀孕，安坤要钱未果，林东却因为找到解决方案而送钱上门。在一笔“拒绝不了的钱”面前，安坤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从捍卫自己和妻子的尊严，变成了放弃尊严、转而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并与林东签订了协议。这个协议标志着安坤开始在情感和尊严上出卖妻子，而且他确实不像以往那么需要妻子了：一来他有望从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二来与王梅的关系使他在那个层面上获得了多于以往的价值体验。刘苹果的大肚子开始成为四个人关注的焦点。林东把宝押在上面，自然关怀备至；王梅因为焦虑的缓解平和下来，却又对丈夫情感的转移极度敏感起来，与丈夫签订了“君子协定”；安坤渴望获得钱，却又不甘心妻子的疏离。在大家不同的焦虑中，刘苹果分娩了。
　　安坤塞钱让医生为孩子改了血型，把属于自己的孩子按合同“卖”给了林东，同时卖掉了他的尊严。刘苹果为了给孩子喂奶住进了林家，安坤拿着钱，心有不甘；王梅则立刻将她视作利益的争夺者，予以极大敌视。而事实上，这两位“受伤的人”过分关注自己受到的伤害，忽略了局势有利于他们的转变：刘苹果出于赎罪的心理，打算死心塌地回到安坤身边；林东解决了无后的问题，也是希望对王梅好的。安坤心中妻子被夺走的愤怒污染了他的现实，他以鸡的标签赶走了刘苹果，刘苹果则在绝望中为他上演了“自证预言”，第一个家庭就此被彻底拆散。
　　这还是不够。家庭系统排列理论指出，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会在夫妻的关系中起到一种“奇妙的联结作用”，甚至早产或夭折，这种作用也不消退。当这种联结作用发生时，安坤恢复了焦虑，入室偷走孩子，想要“跑回老家”，未遂；王梅彻底选择了逃避，选择黯然退场，结束了她与林东、安坤的一切关系，第二个家庭至此也被拆散。
　　林东最终没有得到孩子，安坤拒绝了他收养的提议；王梅离开之前，两个女人终于同样地意识到自己的被出卖和被轻视。刘苹果没有因为林东的“负责”而留下，选择了带着孩子离开。两个家庭都毁掉了，四个人都怀着无奈和悲伤，这场游戏最终没有胜利者。
　　
　　·配角小妹：一只苍蝇被压死了
　　
　　小妹是个配角，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配角。
　　作为一个本性也不坏的乡下女孩，她怀着“在家乡买一座房子”的想法来到北京寻梦。现实是这里不属于她，她不过是个洗脚城的小工，技术不如刘苹果，没什么熟客，为了赚钱偶尔出台，还要设法“伪装处女”。
　　其实她并不想出台，或者并不想那么贱卖自己。但她又保护不了自己。她和她的梦想，在现实中无比地脆弱。终于，因为不懂怎么面对讨厌的顾客，她被开除了。
　　 “世界这么大，咋就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呢？”这话到底是在问谁，是谁在问呢？我们轻视她和她们生存价值的同时，自己不也在被轻视吗？
　　终于，她不得不沦落风尘，先是“给我买个手机，就让你摸”，而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被过度的烟酒损害了声带。在街头邂逅曾经的朋友安坤，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共同语言，不再是一起照相时的样子。
　　直到被嫖客杀死在某个角落（这事也不是偶然），当刘苹果去见她最后一面时，警察都懒得让尸袋多打开一秒钟，一句冷冰冰的话，宣告了她悲惨的命运。
　　这让我想起了《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在天堂和地狱两块巨大的铁板之间，活着的人像薄薄的奶油，死去的人像被压扁的苍蝇。小妹的卑微让原本还有些闹剧色彩的故事，变得更加苍冷，更加如现实般让人喘不过气。而且，当现实让我们日益麻木的时候，至少这种方式还让我们能多思考几秒钟。
　　在片中的人物里，只有她成功地逃避了焦虑，方式是死亡。
　　
　　·结局：绝对不是花絮
　　
　　在故事的结尾，北京的街头，傍晚，繁华依旧。林东和安坤推着大奔在车流中踽踽而行，回到林东的小区，显得那样不和谐。《黑冰》中的王志文有句台词，男人最尴尬的三件事，推汽车，甩钢笔，摇手表。在我看来，这都是不和谐，都是焦虑。开汽车可以象征性爱，推汽车代表男人无力掌控，当然是焦虑；钢笔可以象征男性，甩钢笔则是手淫，沦落到这个地步，除了焦虑还有什么；手表象征时间，不转的手表没了价值，摇手表则象征对自己价值的怀疑和对衰落的恐惧，不是焦虑还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人推着大奔的镜头，恰好是影片主题最集中的小结。
　　本来以为是花絮，现在看来，它绝对不是。也许林东和安坤会真的成为朋友，也许王梅和刘苹果还会再嫁，但这一切都没有了答案。因为现实中这样的焦虑无处不在，无论男人或女人。我当然也不能幸免。
　　我已无法置身事外，去更冷静地评判。
　　
　　 2008-1-17于太原悟吾轩

什么是"封建"与"封建"被滥用之后

不穿裤子的云 — Thu, 10 Jan 2008 01:28:00 GMT

“封建”这个词，在汉语中本有专属的含义，最初两个字单独使用，后来合用是在诗经中开始的，《诗经.商颂.殷武》：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但通常认为这里的封建含义是“大立其福”之意，在“封邦建国”含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始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
　　　　《左传》全书，共有三个地方用到“封建”一词，两处即上述，还有一处是转引上述《诗经》的诗句。这里使用的封建，就是指封邦建国，捍卫周王室。
　　　　先秦尤其是西周，封建一词的主体含义：
　　　　“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的，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27）
　　　　自战国以后，郡县制开始出现，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而建郡县，从此，中国历史上西周那种纯粹的封建制度就基本消失了。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民国之前，汉语中使用封建一词，是与郡县对举的，无论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论”，还是顾炎武杰出的“郡国利病”论，都是在与郡县制相对意义上谈论封建制的。
　　　　1870年日本学者西周第一次使用“封建”一词对译英文“feudalism”，根据日本的历史特点，日本学者在使用该词时与其本国历史情形是比较吻合的。此后20年左右，严复先生在译介该词时，其含义保留了中国古意与西意，亦未出现语义的混乱。
　　　　但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在陈独秀的泛封建概念滥用下，这一概念开始“语乱中国”，他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说道：“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公式化的命题：
　　　　“封建=君主专制=20世纪前的2000年中国历史=落后”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滥用封建概念，缘于其在日本留学，深切感受到日本的反封建热潮，而日本反封建反的是他们自己的封建，与中国何干？日本人并没有用错概念，而陈独秀却不管眉毛、胡子的差别，抓来就用，开启了中国人滥用封建概念的序幕。从此，以封建为前缀的词组作为批判性语词的运用方式就开始泛滥成灾：
　　　　封建意识、封建专制、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封建军阀、封建官僚、封建帝王、封建礼教、封建糟粕…
　　　　反正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可以加这样一个前缀，以至于这个看起来最活跃的词倒像个死东西，谁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民国年间，随着共产国际对中国政治的介入，他们滥用封建概念到中国现实的做法也影响了中国人，蔡和森就沿袭了斯大林对当时中国所谓半封建社会的论断，这时的陈独秀虽然是反对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崩溃，但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封建概念依然是错误的。
　　　　在滥用封建概念的诸种影响中，对史学全面的毒害则更多的来自郭沫若，他离开封建本义，完全自由发挥地使用此概念，然后将它机械地套用到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完成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说，这一流毒至今依然深种国人心中，尤其1949年以后，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则将封建一词的滥用在最大限度上推波助澜，便是今天的后果。
　　　　然而，恰恰是马克思自己本人，提到过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从来不曾将中国归为封建制，在著名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道：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恩全集》第13卷，页9）
　　　　这段话最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没有把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看成封建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通信中，讨论的思想因为涉及中国农业社会的公共工程，启发了魏特夫的灵感，以至于产生了一部曾经在中国引起轰动与争论的《东方专制主义》。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
　　　　“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马恩全集》第25卷上，页373）
　　　　应该说，马克思所使用的封建概念是西方学术界通用的封建概念，正因为如此，这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术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能够与其前后或者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展开学术对话。
　　　　英文feudalism，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的解释：
　　　　“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全履行正式义务的人，并不具有抽象的国家或公务的概念，而是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页280）
　　　　可以说这是一个最有权威性的概念表述。
　　　　自马克思之后，年鉴学派重镇马克.布洛赫出版了著名的《封建社会》上下卷，对封建的广狭两意，及其具体历史形态都作了精详地阐述与论证，另一位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经济与文明》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当代左派学者安里.佩德森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全面论述，在其名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中国的看法和判断缺乏实证的研究，这是很到位的，不过他讽刺马克思攻击太平天国，倒显出其自身的浅薄和对中国历史的隔膜，此处不赘。
　　　　不过，对世界各种封建生产方式的诸形态之考辨，以及对中国的独特性的分析最为到位的，我以为该首推马克斯.韦伯，他在研究世界各国历史之后，将广义的封建关系划分为下列三类：
　　　　1、“赋役式”封建制（例如哥萨克骑兵）；
　　　　2、“家产式”封建制，细分为：
　　　　A、“庄园领主”封建制，部曲军（例如罗马贵族直至内战时期仍习惯利用此种军队；此外尚可见之于古埃及法老军队）；
　　　　B、“人身领主”封建制，奴军（古巴比伦与埃及的军队，中世纪时阿拉伯的私人军队）；
　　　　C、氏族封建制，充当私人军队的、世袭性的客（罗马的贵族）；
　　　　3、“自由的”的封建制，细分为：
　　　　A、“扈从式”封建制（大部分日本的武士，梅洛林王朝的侍卫）；
　　　　B、“俸禄式”封建制，仅基于庄园领主权与征税权之授予，而非个人性的效忠关系（近东诸国，包括土耳其的采邑制）；
　　　　C、“采邑”封建制，基于个人性忠诚关系与采邑制的结合（西欧）；
　　　　D、“城市支配”的封建制（例如斯巴达类型的希腊城邦）
　　　　（上述见于《韦伯作品集.卷三.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页199—200）
　　　　即使是在广义的封建概念中，韦伯也没有将中国秦以后的古典时代列入，他说：
　　　　“西元前9到3世纪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各个独立的封建王国并存的时代。”（《韦伯作品集.卷五.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页80）
　　　　对于“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全面废除”（同上，页77，指秦）之后中国的经济生产方式，韦伯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概念，是专属于分析秦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即“家产官僚制”。韦伯就与此相关的一些论断，是极为精到的，例如，他说：
　　　　“土地所有权极度不稳定的性格，明显地贯穿于长远的世纪，亦即，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同上，页131，他不知道在他1920年去世之后100年，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能稳定便是拜天所赐了。）
　　　　“社会平均化的倾向是与家产官僚制相呼应的。…土地的分割继承，最后则大大加强了土地所有的民主化，虽然在个别情况下，由于共同继承的缘故，此一趋势有所减缓。”（同上，页136，关于平等性这一点，在中国史学界也多有人涉足，但很少是从土地制度入手的，更多是从科举制入手，这充分显示了韦伯惊人的洞察力。）
　　　　“社会秩序里具有封建成分的身份性性格，至少在法律上被消除了。…名门望族的‘乡绅’，并未享受到国家保证（相对于下层社会）的地位。按照法律，直接位于小市民与小农民之上的，是家产官僚制的机制。西方中世纪时那种封建的中介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存在。”（同上，页136）
　　　　可以想见，通过这些分析，韦伯的结论，无论是与黑格尔的论断，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都存在交叉部分，即中国古代自秦以后，与西欧类似的封建制是不存在的。这里有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法权上对所有权和某些与个人自由相关的特权保护，在制度意义上，中国古典社会是不存在的。正是这种制度性的匮乏，导致了中国历代王朝末世官僚体制对人民的严重压迫，而这与皇帝优劣关系密切，然而当一个国家总是寄望于某个人的时候，她就是危险的。
　　　　无论如何，没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的法权保护，西欧式的封建何以在中国存在？
　　　　由于民国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封建”这一概念无论在学术意义上还是一般社会用语意义上极度混乱的使用，导致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严重混乱。直到今天，它还大量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以及学校教育之中，即使在大学，也没有多少教师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一概念的混乱使用。五年前，我在应某著名杂志约稿所写的《走向公民时代》一文中，谈及中国古代社会均以“古典时代”名之，而编辑在修改时，径改为“封建社会”，而这种谬种流传的无奈状态还不仅仅是这一家媒体，这表明即使作者自己力图纠正语言错乱，而媒体却常因为无知也会将混乱进行到底。
　　　　对封建概念的滥用导致了几大恶果：
　　　　1、无法把握中国历史本身的独特性，机械地套用导致的非驴非马历史观，相信马克思在世也定会十分厌恶（他在给俄国人回信中就表达过这种缘于栽赃的愤怒）；
　　　　2、无法清晰比较中西方的差异性，将各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混为一谈，例如，对西欧、对日本与中国历史的差异；
　　　　3、窜乱了汉语原本可能的准确表达，使得全社会在混乱的语言无意识中莫名其妙地表达、不知所云地表达；
　　　　4、严重破坏学术交流的基本规则，当一个概念歧义纷纭，甚至在几乎相反含义上同时使用的时候，学术交流就会彻底不可能，像郭沫若那样完全在本意之外滥用封建概念的时候——例如“封建专制”（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其他社会学家那里，封建与专制是一组对立的词，而一旦两者结合在一起，岂不就是说“我饿得很饱”这种呓语？）
　　　　……
　　　　除了“封建”这个概念之外，还有无数的概念，都被长期滥用，好在对包括“封建”在内的一系列概念，当代学界早在15年前就开始了严肃的驳正工作，其中冯天瑜教授的贡献最大，本文的词义考证资料大部分来源于他的杰出著作《“封建”考论》。但正如大学者唐逸先生所言，美丽的汉语变得如此混乱，真是令人痛心之至。
　　　　我真不知道，“封建”这个概念到底还要再滥用多久，国人才肯罢休，如果永远不能正本清源，那真是汉语的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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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以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是中央集权或君主专制......

政治只需要标签或者口号，不像学术那样要严格的定义.....

词语被简单化、概念化的时代过去了,应该要还一些词以本来面目了.....

教育讲"求同存异",填鸭式的教育怎么能教育出独立思考的人,从起点上就输了......

希望更多人看到这篇文章....

我喜欢的论王小波兼谈王朔的文章

不穿裤子的云 — Mon, 07 Jan 2008 07:50:00 GMT

小波和王朔在国内被一些人视为同路人，比如说他们都玩世不恭、痞子气、反对“崇高”。但我认为，这些评价放在王朔身上并不过分，但放在王小波身上显然是不恰当的。

王小波的是非观念和写作手法非常近似于英国的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萧伯纳（萧同时坚持某种社会主义立场，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知识分子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立场）、奥威尔——事实上这两位也是王小波最爱引用的作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反虚伪（而不是反崇高）、反蒙昧（而不是反信仰）、反滥情（而不是反抒情），对制度化的一切“真理”持怀疑态度，不愿接受一些所谓“不辩自明”的公意。如果说这一类作家反崇高，这很难让人理解，因为在他们的黑名单里，经常出现的是愚昧、疯狂和庸俗这一类词汇。这些词汇恰恰就是崇高思想的死敌。而且他们本身并不回避宣示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与人争辩中，他们丝毫也不回避使用所谓“知识话语”——这往往冒着被人诟病为带着知识分子优越感的风险。必须承认，“崇高”是需要被一再命名的，没有不假思索的“崇高”，也没有不通过痛苦选择而轻易达致的“崇高”，更没有服从于他人的胁迫而以牺牲个人尊严为代价的“崇高”。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些极权意识浓厚的社会里，这样廉价的“崇高”比比皆是。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极度压抑和沉闷的年代，总会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讽刺家，除了萧伯纳和奥威尔，我们还能想起王尔德、马克·吐温、图霍尔斯基、杜桑、帕拉等等来。他们经常以“反”的姿态示人，但相比他们的某些敌人，他们身上显然要拥有多得多的崇高。这肯定不是以他们用过多少个“崇高”、“纯洁”、“善良”、“神圣”这样的字眼来作判断的，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他们身上一股强劲的愤怒力量，他们不接受低标准的“崇高”，他们不容忍随时就高亢、乐观、快活起来的“思想”。也许，有时候我们无法接受他们戏谑的口吻，或者对某些在习俗上视为高不可攀的圣物采取的亵渎态度，但我们不妨再想深一层，那些动辄泪流满面、讴歌不休的庸俗浪漫主义者，那些容不得别人幽默一下的严厉信仰者——他们不是早早就先于这些反对者就开始了亵渎吗？还有那些不动脑子的愚众，那些为利益贩卖思想的文化商贩，为束缚民众行为模式以便实施统治的别有用心的“君王们”……

应该说，王小波属于较高范畴的具有怀疑精神、好辩的知识分子。他很少把崇高挂在嘴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相信崇高，但决不能容忍降价而沽的“崇高”。我相信“崇高”是具体的，对于一位严肃的作家，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态度和自设的艺术标准中感受到这一点。比如，王小波强调“思想的乐趣”、写作的“没有利害关系的愉悦”，他不怨恨自己的作品缺乏买方市场，他对知识不倦的渴求、对各种学科的好奇，他反对丧失想象力的“审美”……如果说，拥有这种创作态度还不算“严肃”的，我不知道那些当下的中国艺术家还有谁会更严肃。当然，对于一个作家，谈态度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检验他是否能在作品里兑现他美好的承诺。那么，我们再看看他的作品，尤其《黄金时代》、《青铜时代》这两部作品，它们有没有因为媚俗或媚雅、媚权或媚钱的原因，而恭顺地降低了作者的艺术标准？——答案当然是：没有。这和一个人喜不喜欢一部作品没有关系，和他的作品中有多少这样那样的缺陷没有关系，但却有助于我们分辨一位作家是不是在用奉承的态度敷衍我们，他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信赖。

相比之下，王朔显然是等而下之又等而下之的作家。他的作品是为了出售才写的，他的语言也不是自己的，是北京街头的碎语闲谈（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只是把觉得好玩的抄下来），他没有独到的叙事技巧的见解，唯一的聪明全用在了怎样照搬挪用而被人发掘——他更聪明的一招是，为防止别人发觉他缺少独创性，他干脆自己先把自己老底亮出来。王朔给人的印象是反虚伪，然后才是反崇高。但其实反崇高是真的，反虚伪却是假的——或者说他只反别人的虚伪，却无限度地原谅自己的虚伪。王朔最愿意拿来给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我是一个俗人，所以……这总让我们想起一些街头泼皮，喜欢说别人的闲话，但为防止受人攻击，先摆出一副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的嘴脸来——用王朔的名言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不过，流氓还是怕的：他怕累，所以好发议论而缺少思考：他怕寂寞，所以大家快遗忘了他就自己跳出来；他最怕被骂，所以他在找一个人骂之前首先把自己先骂一顿；他还怕官，官们给他脸他就写《渴望》，官们不给他好脸了，他就跑去美国躲躲……王朔的作家立场是暧昧的，别人写商业、流行的，他就抬出严肃的艺术家立场，别人谈论严肃的艺术话题，他又嘲笑别人是臭酸知识分子，抬出自己的东西卖了多少得到多少观众云云。应该说，王朔注定是反崇高的，因为他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的那些稍微出格的风言风语是不会触动那些腐朽而严酷的权贵阶层的，所以他还有一句名言叫“打擦边球”），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崇高为何物，他只是厌弃某些象他一样的机会主义者也在谈论“崇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朔最优秀、最振振有辞、最光彩照人的时刻就是他在深揭狠批那些象他一样格调低下的伪善者，比如余秋雨、金庸、余杰、琼瑶、张艺谋……但是面对某些明显境界和水准高于他的严肃作家他就无能为力了，比如鲁迅，王朔罗罗唆唆地写了一篇自称是要“骂”的长文，但除了一些诸如“概念化”似是而非的感觉式的评语，基本上什么也没写。我经常不明白中国的传媒人（包括所谓严肃文学刊物的编者们）怎么这么弱智，要看批评鲁迅的东西，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早就写过了，例如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评传》，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学无术的流行写手而大惊小怪呢？唉，除了说明我们的国民素质，又能说明什么了？有意思的是，王朔似乎对《阿Q正传》很不以为然，但观乎王朔在所谓文坛开的几场骂仗，倒很有些小D和王胡扭打的意思！国内有些王朔的忠实崇拜者说，王朔是得理不饶人，不中庸、不和稀泥，但王朔最近在一次访谈中略有几分得色地说：“谁说我老骂人，不认识的我才说一说，认识的说了不好意思，怕伤害了别人。”呜呼，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无畏者”了——他原来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斤斤计较者无畏”。难怪朱学勤说王朔是痞子，我看真是一点儿也没错——“目光如炬，炯炯然也”。

王朔最恶劣的地方是咒骂知识分子，他不是有针对性的、就事论事地骂，而是泛泛地、“普遍”地骂，明明是一些御用文人、奴才文人，他也非要把他们划入“知识分子”范畴一记闷棍打死。这种心态在中国之现状下是可堪咀嚼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把“知识分子”当成了贬义词？以“知识”为耻？把对“知识”的渴求当成一个笑柄？如果我们回忆那个红色恐怖的阶级斗争年代，我们就会知道谁还在暗暗地欢迎这种论调，王朔们到底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谁帮闲。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哈维尔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知识分子应该是人不安，……应该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控，应该是体制的和权力及其幻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的谎言的见证人，……他不管在哪里都应该作为一个刺激物，他不应该有固定的位置。”事实上，在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是一个关于脑力劳动者的概括说法（但在我国是，在那些极左的狂热分子编撰的辞典里尤其是），另一位西方学者说得更简明一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只是层面受过良好的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类的事物有一种参与。不仅有参与感，还要有情感上的关切。知识分子具有的怀疑精神，对体制、现有规范、权力有持异议的勇气。知识分子是偶像的破坏者和反叛者，专业人士经常由于恐惧和对安全感的过分依赖，容易腐化成偶像的追随者，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由此观之，王朔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知识分子”妖魔化、漫画化、庸俗化，除了证明他在基本观念上的无知外，是不是还让我们窥视出他对真正有学识、有勇气的人暗藏的一种莫名的仇恨心理。王朔最爱矫情地自贬为“写字师傅”，尽管是不情愿地自贬，但也无意中点中了一个事实——他认为写作根本就是赚钱的工具，他是玩手艺活的，有人买帐就行了。这当然是所有商业作家的共同写作观，但最为可耻的却是，他否认别的作家有迥异于他的写作观，或者说他压根儿就不承认有高于“写字师傅”的作家，有高于行货、赝品的纯粹的艺术创作。王朔真的不知道那些人的存在吗？当然不是，在他偶尔兴之所致公布的他写小说的“参考资料”里，里面几乎全是严肃作家的佳作，显然他是有鉴赏力的，但他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要故意忽略这些东西呢？他为什么好象经常看不见别人严肃的写作，也不尊重别人负责的写作态度呢？为什么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一不小心就写出《飘》来，好象他已经愚蠢到认为《飘》就是小说艺术的顶峰。我有时候会不负责任地猜想，王朔会不会是害怕他的读者聪明起来看穿了他的老底，所以就愚弄他的读者，用低下的文学标准给大众洗脑，以维护他那点可怜的文学市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王朔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明人了，他一边反对别的作家的“愚民政策”，一边自己也奉行着另一种“愚民政策”，最后大把大把收割的自然就是愚民们自觉自愿的钞票了。当然这也没什么，用王朔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早就告诉大家了嘛，我是一个俗人嘛，你们给金庸那老流氓骗，还不如给我这个小流氓骗算了，反正你们都傻得可以的了，也不用在乎这一回啦。”

王朔是中国文学的一股反智倾向的浊流，智力水平相当、手法相近的还有伊沙、徐江两位“骂”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都酷爱“伪温情”的东西。比如伊沙，恶毒如怨妇的一个猥琐小男人，居然会为自己看了《铁达尼号》后痛哭流涕而沾沾自喜，他自鸣得意地认为，这部电影肯定让所有知识分子（啊哈！又是知识分子！）都想哭，但他比那些装模做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是他自以为的）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没掩饰自己，他真的哭了，而且看几遍哭几遍。伊沙献媚地说：我多真诚啊，真的，我可真的哭了。王朔的“伪温情”就更别提了，他造作的文学标准众所周知。对一本他认为的好小说，他经常采用的一个评论方法是：啊，这故事太棒了，我拿手绢抹了几次眼泪；如果他不满意的话，他又会说：太可惜了，我每次想拿手绢出来，结果眼泪没给憋出来。所以有时看到这两位痛骂琼瑶奶奶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发笑，我怀疑他们是在怨恨琼瑶奶奶把他们该赚到钱包里的眼泪都给赚跑了。

王小波当然和这种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作家，一个自愿远离乌烟瘴气的中国文坛的真正的作家，他没有把自己降格而讨好市场和愚众，他也没有姑息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劣根性。所以，在他作品呈现的讽刺和挖苦里，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幽默态度，一种自由自在的机智言谈，而不是王朔们的躲躲闪闪、怨毒和刻薄。其实，我们从朱学勤这位令人信服的学者的口中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评价——在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里》，他分别谈过王小波和王朔，对于前者他视之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路人，但对于后者，他则毫不留情直斥为痞子。国内很多人一直以为朱学勤和王蒙、王朔的骂战属于“京海之争”，但从朱学勤对王小波的态度看来，这样的想法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关于王小波的杂文。粗略地谈谈，我觉得，王小波的杂文在中国的现状里具有相当的意义（先撇去所谓艺术成就的说法）：（1）他重新唤起中国人对他们一代所受磨难的记忆，而且他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视角，摈弃了伤痕文学式的宏大叙事和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浪漫话语，从关注个体命运的角度，这的确是一个进步。王小波提醒我们，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是一场充满谬误的幻觉的闹剧，既不是张贤亮所缅怀的“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的形而上之旅，也不是张承志所讴歌的“伟大母亲”般的草原晨曲；（2）他力图恢复知识的尊严，“思考的乐趣”这种乐观而自足的观点几乎贯穿了他杂文的全部。必须看到，在当时普遍质疑五四启蒙运动的反智精神氛围里，王小波是一个坚定的反蒙昧、鼓吹科学精神的斗士；(3)力求精确、适度的语言风格。在国内写杂文的人不在少数，但大都要么流于发发牢骚，要么流于板着面孔说教，相较之下，王小波杂文流畅、有趣、生动的长处还是相当突出的。当然，每个人的阅读口味不一样，有些人偏偏讨厌京腔，也许就不会同意以上的说法了。不过就这个问题，王小波自己也申明过自己的立场，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抨击王朔小说、影视作品里的一些俚俗用语，显然在使用一些口语上他并不是拿来即用的。我自己其实非常讨厌一些贫嘴、玩文字玄虚的京片子，但王小波并不给我这种感觉，这也是我喜爱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4）求真、不盲从的科学精神。我想这一点不必多言了，这应该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素质。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真正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并不在多数，即便是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王小波举过一些例子，什么君子兰、红茶菌、气功、特异功能、水变油、永动机、神医等等，这些可不是什么神话，这些都是一时举国若狂的中心事件，记者写报道，专家、教授出来证明，“领导们”开动员大会火上添油，有时候你会觉得中国几乎全是疯子。再看看最近的**，多少看上去学识渊博的学者都身陷其中，想想看，他们都这样，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呢。朱学勤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回到常识”，事实上在他之前，王小波已经在杂文里一点一滴地做了。如果说有一些学者或知识分子是鼓吹“反崇高”、“反理性”的话，我觉得那一定不是王小波，而是那些持“启蒙激进、启蒙无用、启蒙破坏稳定”观点的人，这些人有些是王朔之流的不学无术之徒，有些是鼓吹国学、国粹、儒家经济的书呆子，还有一些就是极端保守和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当然“领导”是少不了的，他们要顺民，要幻想，要神话，要监狱和枪炮庇佑下的道德乌托邦。但——决不是王小波，决不是王小波。

我喜欢王小波的作品，也喜欢他的人。他有一个求知的好胃口，很多学科因为好奇他就钻进去了，即使没有什么让人记住的成就，他也没露怯，表现出一副后悔啊，虚度光阴的复杂表情。这让我相信他所说的，他求知是为了一种“思考的乐趣”，因为没带着功利心去求知，所以最后也没什么可心里不平衡的——求知本身就是目的。他最后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辞了人民大学的教师工作，写杂文赚钱，每天还得提着暖水瓶打水，但在他作品里他有抱怨过吗，或者流露出一种阴郁的不得志的语调吗？没有，我觉得没有。设想一下，这样的人有可能是缺少信仰而在苟活的人吗？他的小说几家出版社都不愿出版，直到花城出版社经过几度争吵才得以通过，真正的原因真是他的小说不够水准、不够格调吗？贾平凹此处删去多少字都能在媒体闹个沸沸扬扬，为什么王小波出书就那么难呢？他触动了哪些人的哪一根神经呢？再想想，中国有那么多的“评论家”，制造文学话题的文化买办，没事找事的文化记者，他们为什么在王小波生前几乎好象不知道有这个人，但人一死，看样子有利可图了，全都出来表达哀痛之情了。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人死后才不会对这个人沉默呢？王小波到底做了什么让他们谨慎了那么久？其中一个答案是：“王小波是文坛外的什么什么”——这句话出现在王小波第一次出版小说的封面上，很耐人寻味，很耐人寻味。有一句话说：“中国的事儿啊，派系是永恒的，客观标准都是临时的。”为什么王小波不向那些人投诚、招安，成为“文坛内”呢？他到底是太虚无了，还是太有原则了，是太贪心了，还是太自由了呢？

在我的心目中，王小波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才是一位有启发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并不深奥，但健康、有教益，同时一点儿也不缺少阅读的快感。我认为在中国做一个完整的人是不容易的，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商人、教师、工人、农民，什么都好，只要他是完整的——不被习惯和成见束缚，勇于内省，勤于思考，不畏胁迫，不苟且，他就是值得尊敬的。这个世界是广阔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每个人都有权思索自己关心的问题，有权参与自己喜爱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领域是有禁区的，要拿上岗证的。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活得自由自在的人，他严肃但不沉闷，他专注而不刻意，他有原则却屡屡跳出框框。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他要的就是自由。

——中国人是不是在骨子里恐惧自由？或者，不自由的人最不愿看到的并不是枷锁，而是挣脱枷锁的自由？

——自由的人不属于任何人，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谁会欢迎这种人呢？

——谁还在嫉恨自由，有意无意之间？

第一次读王小波的《青铜时代》，我最大的问号是——为什么这个40多岁的人，饱经沧桑，心里还有童趣、顽皮和天真？

王小波当然并不完美，他的观念并非无懈可击。例如，“写作就是为了快乐”，这样的创作观未免简单，而且容易产生误导。又例如，有时会卷进一些道德问题专家设计的愚蠢问题，一个人该不该牺牲自己救人，或者见义勇为值不值得啊什么的。这个时候他太缺少警惕了，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应该明白，所有的坏问题或别有用心的争论性问题都隐含着一些预设好的前提，任何一种答案都将被伪提问者最终审判。面对这一类问题最好不要直接回答，而是提出另一个问题。

印象中，王小波还有一个明显不足的地方。其实国内某些论者也批评过了，说他对“弱势群体”缺少理解和关怀。我觉得这种批评倒是不无道理的。记得有一篇杂文，王小波为了说明维护“精英文化”的重要性，“不把标准拉低”，举过一些极不恰当的例子，他大意是说，人是容易激动、亢奋的，但这种激动的情绪并不一定意味他们发现了什么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象一些弱智人士，刚学了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绣花什么的，喜欢逢人就讲，还自以为全世界就他才知道绣花。王小波本意是讽刺某些人的小圈子心态，每天谈来谈去不过是一些小问题、小答案，但却以为是宇宙间最重要的，甚至以为自己别人还没发现的超级真理，道理是没错的，错就错在把智障人士拉下了水，未免过于刻薄了(不是对自作聪明的“正常”人刻薄，而是对无奈的智障人士刻薄)。王小波犯这种拿“弱势群体”说事的毛病倒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如果这类“傻子的故事”放在莫里哀时代我们或许还能笑得出来，但在今天我们怎么可能接受还这么想呢？病理性的“愚蠢”和真正的智力上的愚蠢毕竟是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的。

王小波会不会有太多的聪明人的优越感，光记得“辨真伪”了，而忽视了世间还有许多事物是和真与伪的认识问题无关的。——想一想《约伯记》里所触及的，理性能解决肉体的疼痛吗，智慧一定能替代信仰吗，等等等等。自由主义者遭受攻击也往往因为这一点，尤其是对于一些严肃信仰的有神论者，自由主义者几乎象石头一样不通人性，多疑，挑剔，尖刻，不讲情面。他们的作风也极令人生厌，闲适，卖弄聪明，对所谓机智之举赞赏有加，但对情感之事却每每嘲弄。在一般人的感觉里，自由主义者大都活得比较奢侈，他们好象不会放过每一次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有时甚至只是为反对而反对而已，而且对一些显得高格调或高雅的享乐性事务也很在行，不像沾过什么柴米油盐，也不像懂得什么人间疾苦。总之，形迹可疑，很是可疑。鲁迅抨击梁实秋是“乏走狗”未免过激，但转念一想，梁实秋大谈什么“劳工只要肯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阶层”也未免太可恶了——那都是什么年头什么制度里的事儿啊！自由主义者的作派其实在民众中一直是很不受欢迎的，记得萧伯纳、罗素访华，来之前多少热血青年翘首以盼啊，来到之后呢，大家都有默契似的失望、沉默、失望……。是因为萧伯纳、罗素一下子蜕变了吗，没有，他们一如既往谈他们的真实所想，只是他们不会因应别人的期望而选择性地讲。就是因为这种作派，多少自由知识分子遭人误解，但他们真的如某些人说的缺少这个，缺少那个吗？有时候可能是，但不应该随便下断语，就具体问题和观点谈比较好。

人性的复杂是必须承认的。真伪问题、对错问题往往是王小波这一类人思考的侧重点，但善恶问题则不是。的确有缺陷，但应能理解，一个问题能用几个答案回答是可疑的，至少是肤浅的。更应警惕的是，有些人可以用一个答案解释所有问题，他们会比王小波这一类人更值得信任吗？例如梁晓声之流的所谓“良心”作家，腐败他说是道德败坏，歧视残疾人他说是道德败坏，职工被下岗他又说是道德败坏，大使馆被炸他想得具体一点了，说是克林顿从私生活发展出来的又一例道德败坏。这样的答案当然是“好人”的答案，但的确是很不好的答案。

中国的“好人”太多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太多了，但自由的人太少，实在太少了。这就是我喜欢王小波的原因，而且——哪怕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

人文系、技术系与政法系

穿裤子的云 — Thu, 22 Nov 2007 04:52:00 GMT

人文系、技术系与政法系
　　　　
　　　　朱学勤
　　　　
　　　　（本刊此次发表有关政法系专题，为此特派记者走访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学勤教授，以下为此次采访的记录稿，业经朱学勤教授审定。）
　　　　
　　　　问：据我们搜索资料所知，在大陆，您是第一个提出“技术官僚代替人文官僚”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人，您能不能从正面谈谈这一观点？
　　　　
　　　　答：所谓正面谈，最好的办法是打开历史的纵深：第一纵深从湘军起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是军事官僚即武人集团掌控政权。在这一纵深里，原有的文官传统被挤到后台，只能因势利导，以意识形态牵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团的极端暴力倾向，民谚曰：“软绳捆硬柴”，如曾国藩的儒家伦理，孙中山的党军体制。到了毛泽东时代，所谓“把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也是这一历史的延续，其内部不是没有冲突。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是充满矛盾，既有坚持“党指挥枪”，亲自指挥八大军区司令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面，也有“全民皆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面。形势比人强，历史纵深处的形势更比人强，即使如毛泽东这样的强人，也只是历史的延续。文革灾难性局面有一个组成因素--军事官僚与左翼人文官僚的冲突。这一冲突我们若将其放在这一历史纵深看，也许能多读出一些历史信息？毛泽东在打倒刘邓这一行政文官集团以后，以新起的军事官僚集团掌控大局，同时扶植激进文人以平衡牵制军事官僚集团。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双方形成僵局，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逼对方出牌，终于酿出“九·一三”事件，而文化革命的失败，其实就是从温都尔罕草原的一声爆炸即宣告发生。暂不论林彪一案在党史编撰学上应该如何评价，从我们这里的历史纵深看，温都尔罕一声爆炸，是古代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诸多标志性事件之一：毛泽东酿成文革大乱，是利用近代史遗留给他的一大历史要素，至此已经用尽，剩下的是如何对待人文官僚的问题了。
　　　　
　　　　第二纵深我们从雅斯贝斯的那个“轴心时代”谈起。
　　　　
　　　　雅斯贝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从公元前6世纪“哲学的突破”到二十世纪，人类处于第一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的动力来自“哲学突破”时期，如苏格拉底、耶稣、孔子等人提供的哲学观念；从二十世纪开始，人类进入第二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的动力来自科学、技术的突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数还处在第一轴心时代，故而对这一判断的前半句反复引用，以致到今天再蹩脚的一个文科大学生都知道有一个“哲学上的突破”，但对这一判断的后半句则讳莫如深，绝少有人正视。
　　　　无独有偶，新左派在美国的思想领袖人物华伦斯坦则从反面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他说现代性的冲突，无非是两个“解放”之间的冲突--技术解放和人性解放之间的冲突，其理论核心，是站在后一个“解放”的立场上，批判、敌视并抵制前一个“解放”。以此为根本诉求，近代政治史上的左派运动自1789年以来，经历了1917、1989这两个历史坐标，他们呼唤的“人性解放”给“人性”本身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如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文化革命以及文化革命的在外版--红色高棉屠城试验。但是就理论而言，他们比中国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对两个轴心时代的内在冲突，自觉程度高，实践冲动也更强烈，只是鸵鸟加阿Q，对上述灾难性历史后果拒不认账而已。如华伦斯坦认为1989年的世界性转折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是“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失败”，这一说法本身就是附庸，是毛泽东反帝反修文革理论的附庸，并无新意。由此也不难理解新左派为什么会对中国否定“文革”否定文革中的左翼文人集团如丧考妣，痛心疾首，转过头来为什么会那样痛恨中国的改革开放。
　　　　自1789年以来，有两股力量在角逐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导权，一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引发“头脑风暴”，二是科技知识分子手里的科技力量，只是一尺一寸地“贴地步行”。科技工作者基本上是沉默的人群，但他们的历史功绩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文工作者。今天的社会之所以是平民社会，而不是贵族社会，这一变化确实有启蒙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更多来自社会生活的技术性条件，从衣、食、住、行到通讯联系。今日平民生活之便捷，能够和此前数千年皇室相平等，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也只是最近这一个世纪的事。而前一种“头脑风暴”，既有启蒙之正当，也有理性之僭妄，以1789、1917、1966为历史坐标的世纪灾难与“理性的僭妄”即密不可分，我们今天走访文革中遗留的文人集团成员，他们能够回忆起的理想冲突也与这一历史传统密不可分。可惜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身受其害，却很少人有那样强的反思力度，将1966年的文革灾难上溯至1789年以来的国际范围内的左翼运动。因此，我对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异化”论，是有保留的。对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强调的所谓“人文精神”是有保留的，尽管我是那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那场讨论到后来已经完全走形。那样的批判并没有跳出1789年为坐标的思维体系，是在复制早期为祸社会的那些体制性思维，在批判中复制对方，甚至放大对方。到今天，我甚至对人文知识分子动辄以“社会良心”自居并拉出一条百年谱系，也有保留。那一百年谱系确实有可贵遗产，所谓“往事并不如烟”，但也和近代以来的左翼乌托邦缠夹不清，他们是参与了那场选择的。
　　　　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大概只有顾准是例外。我们细观顾准的知识结构，一是外语，二是数学，这两个支撑缺一不可。他依靠外语，跳出了当时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樊篱，顽强掘通与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如海耶克等人交接的思想隧道；他依靠数学思维训练出的逻辑力量，而不是人文激情，一砖一瓦地建立他思想反思的地基，是那样坚实，以致我们今天都惊讶：他何以那么彻底地跳出了当时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局限，将当时的红色词语从根部一直撕裂到表象？至今还很少有人注意，顾准身上文人趣味之少，数学逻辑之严密，这两者恰成反比。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样彻底的反思思路，仅仅靠文人激情是找不到，也走不通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与其说顾准是人文知识分子，毋宁说他是科技知识分子，是经济学家，我甚至愿意更降一步，说他是“财会知识分子”：他早年在“立信会计学校”打下的数学思维，中年从事的税务局长这一技术性而非意识形态性管理职位，都在帮助他以数理逻辑、而不是人文激情建立兜头反思的思想体系。那一年代抵制极左政治的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他们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如果一定要挖掘最后一线人文激情参与了顾准的思想反思，那么这一因素也是以相反形式刺激性参与：1966年前后发生在他身边的人文灾难--北京城里每天每时都在迫害知识分子，以及更为惨烈的那一特殊经历，人相食、易子而食的旷古惨剧突然暴露在他眼皮子底下，使他愤懑窒息，难以平静。中国大地上最为惨烈的左翼惨祸，信阳事件中无辜农民以二十万饿殍的生命代价，使他获得人文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精神动力，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追寻到这场世纪“人祸”的历史上游，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政策性错误。“人祸”，不能说是“人文之祸”，但确实与1789年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性之僭妄”有深刻联系。
　　　问：按你的看法，中国的第一轴心时代向第二轴心时代的转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现代化是第一轴心让位于第二轴心的转变，从社会转型来说，是这样，从知识转型来说，也是这样。但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停滞于第一时代，看不到或者不愿接受这一转变。可悲的是，最早看出这一时代秘密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侵略者。1895年2月北洋水师山穷水尽，丁汝昌退守威海，准备自杀殉国之际，收到日方海军总司令中将伊东亨佑（Ito Sukeyudi ）的一封劝降书。书曰：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翟（翟字加踢手旁）；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
　　　　甲午之败对中国士绅的刺激，超过鸦片战争。但在第一轴心时代的人文视野里，中国士绅最深刻的悲鸣不外是“老师败于学生”。但在已经开始跳跃第一轴心时代的日本人眼里，他们此前的明治维新，并不仅仅是“脱亚入欧”，而是“脱第一轴心入第二轴心”，中日之成败，不仅是学生与老师的较量，也是第二轴心时代与第一轴心时代在较量，是第二轴心时代击败了第一轴心时代。
　　　　直到戊戌之后的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中国的第二轴心时代才缓慢启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镜头：慈禧在太和殿内对留学生举行“声光化电”的新式殿试，人文老学子则在殿外广场上群体抗议，声声悲鸣：“太后，太后！”，直至绝食倒地。这是历史性的悲鸣，直到今天，我们在知识界、思想界的种种争论之中，还时常能听到这一悲鸣的伴奏。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胡适这一代人有成有败。失误在于文化决定论，把少数人应该承担的制度性原因归咎于全民族人人有份的“文化原因”，由此启国民性改造、文化改造乃至文化革命之恶肇。胡适这一失误后来被丁文江一声断喝“不要上胡适之等人的当”，逐渐唤醒。成功处在于：英美庚款留学生这一代人，仅仅在一代人时间里，从无到有，建立起现代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体系，创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此外，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也吸收大量英美归来的技术型知识分子，这一代技术官僚为中国现代化奠立了基础地基，与上述教育、科研机构结合在一起，是中国进入“第二轴心时代”的起点，我们至今还深受其惠。差不多于此同时，另一支留学生从日本归来，逐渐从大学退出，进入报纸副刊，建立起一个左翼文坛。他们吸收边缘愤青，上承第一轴心时代的文人传统，旁援苏俄革命文化，在沿海租界的亭子间里进行“报屁股造反”。后者称胡适等人的现代教育与科研努力，“只配点缀大学的课堂”。“大学课堂”与“报屁股造反”形成一场历史性争逐，不仅贯穿于三十年代，甚至延及1966年的文革爆发。不应忘记一个基本史实：1966年文革是从“报屁股造反”开始的，“报屁股造反”升级为“头版通栏社论”，造反对象是残留在“大学课堂”以及其它机构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至把后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三十年代开始左右之争的扫尾， 50年代决出政治胜负，“收官之作”则拖到了60年代。
　　
　　问：文革与人文官僚、技术官僚之间的争逐也有关？
　　　　
　　　　答：文革从上述特定角度看去，是第一轴心时代的革命文人，造“大学课堂”里第二轴心时代现代教育残余的反。所谓四人帮中有三个出身于上海滩左翼文人，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顺延，是三十年代“报屁股造反”的顺延。前面说到，西方新左派为何对中国文革情有独钟？惺惺相惜。在西方，左翼文人至今也还处在类似“报屁股造反”状态，只是到第三世界封闭国家，才被类似文人捧为上宾。
　　　　从政治角度看去，即所谓“八大路线”与“九大路线”的争执，也可以看出类似内容。那些“八大路线”的代表者，要么是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工作，知道现代化城市和生产需求，要么是根据地财务管理者，多少知道一点“柴米油盐”的“数目字管理”，两者合流转化为党内技术官僚，经毛泽东阶级斗争反复冲击，不得已，曾把他们的技术型管理自贬为“衣食行”计划，还是不能过关，最后是在文革洪流中全军覆灭。毛和四人帮更多来自第一轴心时代的文人传统，热衷的是“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 “八大”与“九大”之间的路线分歧，撇除党内权力斗争的因素，能看出技术官僚与人文官僚分歧的历史性内容。政治能扭曲历史，但不可能取消历史，历史纵深处的力量只是转进，转进到中共党内来继续。
　　　　我不是党史编撰学家，我只关心中共党史有哪些转折，反映了更大范围内历史的转进。比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工作中心转移，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民族的普通百姓从此远离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王谱系，有“柴米油盐”的安稳日子可过，就值得庆幸；又比如文革变为改革，干部选拔的中心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向技术型知识分子，我不是为后一类人庆幸，而是惊讶历史的转进居然以如此诡异的形式死而复生。政治能改窜历史，但最后战胜政治的还是历史。
　　　　这一转折早在清末明初已经开始，只是被后来的革命洪流所打断。太和殿外传统文人的悲鸣“太后，太后”，本来是历史的尾声，居然成为“吏部”主流，只是外形稍变，从花翎补服易为灰色毛服，又拖拉了一个世纪。顺便说一句，毛泽东还真信他的文人治国，以能写红旗杂志文章青睐张春桥，在他周围选拔出一个激进文人集团，他自己也是把女儿送进了大学文科，学传统的文史课程。而刘、邓为自己的儿女选择的是大学理科，甚至工科系别，这是历史细节，却也不可忽视。
　　
　　　问：文革变为改革，官员从人文官僚变为技术官僚是同步发生，都反映了历史长程的合理性呼唤？
　　　　
　　　　答：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执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还会有“吏部取吏”的择人标准。从人文官僚到技术官僚，且不管当时执政者的具体考虑，就客观效果言，这是历史的必要过渡：
　　　　
　　　　1.技术官僚是人文官僚和法政官僚之间的隔火墙。它能淡化、疏离甚至隔断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狂热，开启韦伯所言传统社会的“祛魅”过程。
　　　　
　　　　2.技术官僚也是人文官僚和法政官僚之间的桥梁。它比人文官僚较能适应“从数字上管理而不是人头上管理”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的官僚阶层从只能抄懿旨写社论，过渡到不耻于修马路、修厕所，确实犬儒化，却
　　　　是百年难得的社会进步，值得肯定。只是这一步毫无美感，没有美学价值而已。我宁可官员犬儒化，也反对官员的理想狂热，以意识形态激情扰民、害民，甚至整人，害人。我们追求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之小，首先就是从意识形态撤离，让社会还俗，还俗为正常社会。不能设想政府撤离意识形态的过程，人文官僚能盘踞不动；也不能设想人文官僚盘踞不动，竟会转向小政府大社会。
　　　　
　　　　问：技术官僚为什么又要过渡为法政官僚？
　　　　
　　　　答：技术官僚毕竟是个历史过渡，它能适应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却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民主建设。从人文官僚到技术官僚，这一过渡完成后，随着民主呼声日益强烈，历史又会呼唤第二过渡：从技术官僚过渡为法政官僚。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改革中单兵独进，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社会不公之种种弊端，现象在前者，根源在后者。但在行政体系中，司法改革的步伐还没有止步，法政系的出现，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独立司法的意义不亚于民主制度，甚至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保障。我们看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绝大多数来自于法政专业，包括此次当选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并不是出身理工科技术官僚，大致就能看出中国的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
　　　　
　　　　问：这一历史性转折对知识分子本身有何影响？
　　　　
　　　　答：从历史纵深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仅改变在朝者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在野者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在朝者从人文官僚一变为技术官僚，再变为法政官僚；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从诗文型文人清议，过渡为只讲数字的经济学帝国，再过渡为以政治学、法律学为主的法政型知识分子抗议。社会批判所需要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多地呼唤法政专业知识，而不仅仅是文人道德化清议。最近两年来，法政型知识分子如张思之、王怡、贺卫方、许志永、范亚峰、秋风等人正在发出声音，尽管是弱小稀疏，对比此前人文类知识分子的批判，他们的批判是不是更具体，更到位，也更为有力？重要的是，他们的批判已经超越了对方，而不是在反对中复制对方，放大对方，这是至关重要的进步。
　　　　雅斯贝斯正在我们的背后，第一轴心时代到第二轴心时代的历史转折，就在我们的视野背后展开。从知识谱系上说，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传统对立正在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三足鼎立所代替，而社会科学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重新扫描此前被人文学科处理的社会对象，新视野在形成，新批判在进入，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传统人文学者，都是严峻的挑战。离时代过近，看不出进步，只会得出失望甚至绝望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只有拉开一步，多看几步历史的纵深，才会发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在补课，一夜之间翻过去的日历正在一张一张重新来过，谁也跳不过去，毛泽东跳不过，文革中的激进文人集团跳不过，文革后的人文知识分子也同样跳不过。
　　　　
　　　　2005-7-4 （南方人物周刊 2005年8月4日，发表时有删节，并改动过题目）

桃子

穿裤子的云 — Fri, 19 Oct 2007 00:51:00 GMT

龚先生给太太加了件衣裳,总不要着凉了吧.画已画好,是小尧的头像,墨香留痕纸上,窗外一把油纸伞，走过。

"先生,我爹叫你呢。”

“是桃子啊。”

龚太太醒了，龚先生为桃子开门。桃子看到“小尧姐姐，脸上----哈哈。”龚太太楞楞的，出什么事了。

龚先生打断她们，“好的，桃子进来陪你尧姐姐坐坐，我换件衣裳就过去。你尧姐正闲没人磨嘴哩。”进里屋，穿件短打的。桃子抖擞掉油纸伞上的水珠，放在脚盆里！

“我走了，可能回来晚的。”就这样“逃”了。

龚太太对了梳妆镜照脸，啊-----笑，鼻子下添了两撇小胡子----倒是英气逼人了。真得个非男非女，一漂亮的人儿！桃子坐在躺椅上---笑---“死丫头，笑啥！看我换身衣裳。”说着转入里屋，转身出来，只见一个先生模样的穿着长衫戴着帽子，那--撇撇胡子---桃子真真要笑喷。

龚太太脱下长衫--那身纹有鱼的旗袍，黄的，刹是惹眼。“桃子喜欢，等桃子再长大点，就送给桃子。”“真的，那说定了。”“恩”

“先生真坏啊”

你看先生的---长衫里掉出张纸。

桃子拣起“画”，是“姐姐的----瞧”

穿云 07.10.19

上海：情欲的面具

穿裤子的云 — Wed, 05 Sep 2007 11:33:00 GMT

上海：情欲的面具
　　
　　张闳
　　
　　
　　20世纪末以来，上海“怀旧热”方兴未艾。但这种“怀旧”并非一个简单的文化心理学问题。衡山路上的酒吧的名字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一热潮的真实意图——“时光倒流”，“1931年”。为什么不到城隍庙或龙华塔去怀旧呢？很显然，人们怀念的只是那个“东方的巴黎”，那个“冒险家的乐园”，那个欲望澎湃的旧上海。这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对情欲自由状态的幻想。
　　
　　1930年代的旧上海为情欲提供了最好的自由宣泄场所，它差不多可以说是国际欲望的“下水道”。正因为如此，它才既吸引了西洋流浪汉，也吸引了中国江淮一带的青春女子，甚至还有一大批情欲压抑而又野心勃勃的外省青年。一个外省青年来到这个地方，又能做些什么呢？要么在这个情欲的汪洋里自甘沉沦，要么将压抑的欲望升华为创造的动力或造反的激情。旧上海正是如此这般地培育了各式各样的冒险家，如一夜暴富的外国盲流哈同。后来的影视作品中的那些传奇色彩的人物，如许文强等也是其典范。这些人构成了旧上海神话。
　　
　　革命，也是这些冒险游戏中的一种，甚至是最富刺激性的一种。旧上海既是流氓无产者冒险的天堂，也是孳生革命家的温床。那些被压抑和被剥夺的无产者和外省年轻人，怀着对都市情欲的无限敌意，将那些被压抑的欲望部分转化为革命的热情和对权力的渴望，进而产生了一夜夺取所有有钱人的权力交由自己以及所有穷人来支配的革命理想。
　　
　　1949年以后，胜利的革命者开始了对这个欲望的城市的大规模改造。经过了几十年，当年的上海滩已经荡然无存。以致1980年代中期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在沪上播放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个香港人制造的冒牌“上海滩”，却一下子唤醒了上海人对已经消失了的真实的上海滩的深切回忆和无限向往，刺激起他们潜伏已久的情欲。剧中的主人公一时间成了大陆青年的情欲偶像。
　　
　　1990年代以来，上海进入了新一轮的发情期，国家政策和国际资本为这个长期委顿的城市注入了新的催情剂。城市的欲望迅速膨胀起来。被通俗作家鼓吹起来的旧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有效地为这个城市新兴的小布尔乔亚阶层和急欲跻身于这一阶层的小市民，提供了生活方式的样板和情欲格调的指南。十年来，我们有幸目睹了诸多小市民“毛毛虫”逐步长成并蜕变为小布尔乔亚“蝴蝶”的全部经过。他们发出的尖利叫声响彻东海之滨，虽然音量不等，音质有别，但已有“顺风耳”远远地听到了其中所包含的共同的意图——蛊惑人心的情欲，并被看作是“叫春的年代”来临的信号。
　　
　　与中国传统的都市相比，上海的情欲地图从来就不简单。上海的传统的性感带当然是春情涌动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以及用粉色的“小布尔乔亚牌”文化涂料粉饰一新的衡山路，外滩则是它的快感中心。这一点，已经由朱大可在《上海：情欲在尖叫》一文中予以了充分的揭示。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将1990年代的上海仅仅看作是1930年代的再版，那恐怕就大错特错了。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假想，是对1930年代的一次拙劣的模仿。每次当我走进“时光倒流”、“1931年”之类的酒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虚拟空间，进行着一次想象中的游历，或者是一场荒诞不经的幻梦：崭新的旧月份牌，陈旧的新油画，喝咖啡的洋人说中国话，中国歌手则唱洋文歌……
　　
　　如果说，旧上海依照欲望本身的逻辑而建立起其快感带分布，那么，新上海的快感逻辑却不那么自然而然。新上海的情欲并不是完全是发自本能的欲望的自然流露，其快感带分布也不完全是欲望的“无意识”的结果。实际上，新上海的公众欲望在一定程度上被精心地监控和调节着。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欲望的花蝴蝶卫慧的令人心旌摇荡情欲尖叫乍一响起，她的嘴巴很快就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捂住了。
　　
　　然而，要了解这座城市的情欲的真相，还应该到它的中心广场上去看一看。中国城市的中心广场从来就是整个城市的头脑和欲望控制中心，它外观和格局乃是城市理念的集中体现。城市广场就像是城市的脸，它的神采和表情标示着整座城市的身体状况和内心欲求。
　　
　　最具有隐喻性的是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的变化。它曾经是一处巨大的欲望发泄的跑马场，毫无疑问，整个大上海曾经就是一个巨大的为洋人提供随意“跑马”的场所。围绕着这个欲望中心向四周展开的是列强的贪婪的租界。1945年后，国民党政府打算消除上海中心城区的殖民地记忆，制定了一个所谓“大上海计划”。这个庞大的城市建设规划以五角场为中心，一律中式建筑，巨大的中式门楼和宫殿。它作为新上海的中心，显然是要脱离围绕着中心广场所展开的租界文化的影响，幻想与列强的租界分庭抗礼。从这个因内战而未能完成的上海复兴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帝国的光荣与梦想。直到1950年后，上海的新主人才以直接而又强硬的手段，更有效地消除了上海的殖民地记忆。殖民地建筑被改造为新政权的各种机构。在一排排高耸的外滩大洋楼里，权力取代了金钱，光洋让位给公章。这也意味着这个金元社会正在被一个官僚社会所取代。
　　
　　1950年代的中国城市集中进行广场建设，这是新帝国城市建设的关键一步。广场，构成帝国的城市理念的核心部分。差不多每一个外省的省会城市的中心都有一个中心广场，它们格局和功能一律是对首都的中心广场的直接模拟，因此，它们看上去都酷肖天安门广场，当然是缩小了的。这些广场在功能上与古代中国的校场相近，主要用来举行重大的政治活动——大规模的官方政治集会、官方节日庆典，特别是阅兵。事实上，无论是集会的群众还是受检阅的士兵，他们在国家大机器中的功能都比较接近。向士兵学习，正是全体人民无可逃避的作业题。在这些广场的北面正中，则一律是城市的首脑机关大厦或者检阅台。鉴于城市中心广场的这一特殊的格局和功能，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广场的占领会被视作最严重的政治行动，而且还往往与军事行动相关。
　　
　　由此看来，1990年代上海市对人民广场的改造则显得意味深长——它被改造为一个花园广场。广场的政治性功能正在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其明显的休闲功能。休闲，是“后现代”市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90年代以来政府大力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国家不仅通过其舆论机器公开倡导休闲文化，同时，也为实现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型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人民广场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这些变化，成为9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软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
　　
　　人民广场的北面正中也毫不例外地是市政大厅，这座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一座坐北朝南，形状扁平而且方方正正的四方体建筑，就像一张毫无个性的“国字脸”，而且看上去沉默、冷静、严肃而且刻板——典型的官僚面孔。处于它一左一右对称的另两座建筑分别是市政规划厅和上海大剧院。三座建筑物构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权力中心，它的左手抓着物质文明，右手抓着精神文明。人民在左边目睹了上海市物质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之后，可以去右边享受精神文明的硕果。那里正上演着领袖所爱看的俄罗斯“黄梅戏”。
　　
　　带着“双丰收”的喜悦，人们来到广场上，红肥绿瘦的花花草草，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惬意的休闲环境。但休闲不忘国家，不忘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权力的大厦正对面有象征着权力和传统的宝鼎——上海博物馆。它也像是一尊巨大的香炉，燃烧着传统的香火。有一个看不见的帝王主持着一场永恒的祭祀仪式，祈祷列祖列宗保佑帝国权力千秋永固。
　　
　　一般而言，从前的广场记忆似乎已旧迹难寻，以致人们往往会认为这里仅仅是一处花园广场而已。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人民广场北面正中的那幢建筑物的存在。这座建筑当初孤家寡人，显得十分触目，现在则毫不起眼。它确实藏匿得很巧妙。功能齐备的诸多其他建筑物挤满了不大的广场，复杂的布局，众多的功能和花草的清香，更是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但事实上，那张“国字脸”依然存在在那里，远远看去，就好像一个千眼巨人，默默地注视着广场上散漫的人群。人们会忽略它，对它视而不见，但一切都在它的视线之内，在它的（应该的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监视和控制之中。它真正表达了广场意志的真实含义。
　　
　　人们往往将90年代的上海的城市理念归结为现代“商业精神”，但问题显然不那么简单。在广场这样一个关涉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地段，“商业”却并不直接抛头露面。它依然是不那么体面它屈居于更低的层次，尚且需要半遮半掩、羞羞答答地处于半地下状态。从广场地面的诸多开口向地下降落，人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直通香港名店街。那里是一个香港化的小世界。在这里，我们才可以感受到上海潜在的欲望之强烈。
　　
　　由这里出发，通过一条隐秘的管道，将广场的另一种意志悄悄引渡到浦东。陆家嘴才是广场的新的欲望开口，上海的下半身。十年前，这个地方就像一条破破烂烂的花裤衩，飘扬在上海的臀部，使这个城市的窘迫处境一目了然。而现在，破裤衩彻底褪去，欲望的器官暴露无遗。远远地就能看到一条条雄壮的器官巍然矗立，触目惊心。这个新开发的上海的快感带，其强烈的刺激性即使是南京路和淮海路也难以与之比肩。
　　
　　东方明珠，它的象征意味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勃然而立，但不乏东方式的圆润柔和。更为奇妙的是在它底下的国际会议中心，一左一右两个巨大的球体——东半球和西半球。看来，它的设计者显然深谙器官解剖学。这也正好体现了上海文化精神的遗传特质——东西方杂交的文化。两个巨大的球体分别贮存着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混合液，为上海文化提供生命源泉。
　　
　　然而对于大多数市民而言，东方明珠的功能不明。从表面上看，东方明珠似乎仅仅是一条用来炫耀的器官，除了具有象征性的勃起功能之外，别无他用。当然，这一点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观淫癖”。这些柱状建筑无疑很容易激发起观者的蓬勃激情。当观光客攀缘到它的顶端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往往也正达到高潮。此时，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水淋漓，心跳加快，眼中分泌出表示情绪亢奋的液体。容易冲动的人还会发出极乐的尖叫——“太棒了！”这是人们为新浦东和新上海的挺起和腾飞而发出的最热烈的喝彩。
　　
　　但是，东方明珠还有一种更为隐秘也更为重要的功能，容易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发布和传输国家舆论信息的功能。东方明珠的全称是“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这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许多看不见的舆论的信息流，从这个柱状物的尖端喷射而出。这些无形的流体淌过上海灰蒙蒙的天空，灌注进每一个市民的感官的开口，对市民的进行精神“授精”。与此同时，它也时常发布来自城市欲望控制中心的种种调控信号，这也是那些情欲的宠儿务必时时密切倾听的消息。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

穿裤子的云 — Mon, 27 Aug 2007 11:49:00 GMT

今年是萨特诞生100周年，也许正是时候，回顾一下50年前萨特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激进政治立场和行为。萨特在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这两项问题上的政治参与，都集中体现了许多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暴力，并把暴力当作实现正义目标的不二手段。对这种左翼暴力观最直接提出质疑和反驳的是萨特的朋友，并于1952年与萨特决裂的加缪。萨特的这两项参与还都生动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与“组织”，尤其是“革命政党”和“进步事业”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在限制左派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价值判断能力。1952年以后，萨特由靠拢法共，为共产主义暴力正当性辩护，成为党的“同路人”，有4年的时间。1956年，萨特又因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为民族解放事业暴力辩护，成为第三世界在西方的代言人，时达10年之久。1968年萨特在5月运动中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同盟者，支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70年出任毛派《人民事业报》的新主编。1974年，萨特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造反有理》发表，萨特赞同当时中国的“暴力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
　　
　　　　在萨特的左派知识分子生涯中，1960年可以说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1960年的萨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激进政治大使，他是卡斯特罗、铁托、赫鲁晓夫等特邀的客人，是当时反帝反殖知识分子政治的代言人。不久后，他在为法农(Frantz Fanon)的《可怜的天下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仅支持阿尔及利亚人针对白种法国人的恐怖暴力，而且还提出比法农更为激进的革命暴力理论。就在同一年的年初，加缪在车祸中丧生，当时加缪46岁，萨特55岁。
　　
　　　　加缪去世前的几年是孤独而痛苦的。从1952年起，加缪和萨特就已经不再交谈。这两位知识分子的公开对立的直接起源就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1952年5月号上发表的《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一文。这是一篇针对加缪近作《反叛者》的批评文章，长达21页。加缪写了一篇17页的答复。随后，萨特和让松又各对加缪的答复写了分别为20页和30页的长篇答复。争论涉及许多个人恩怨，但却一直集中在暴力的合理性问题上。加缪坚持以反对暴力为基本人道价值的“形而上反抗”，不赞成以未来的名义实行暴力和“历史反抗”。加缪认为，代表后一种反抗的种种“革命”实际上只给这世界带来了恐怖、暴政和专制。让松和萨特指责加缪置身于历史之外，是一个空洞的、实际上不道德的道德主义者。这场争论以加缪和萨特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五十多年前二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以黑白正邪两分对立划分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对决”把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经渭分明的阵营。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也是他们对之作出反应，并在其中形成知识分子政治定位的环境。萨特、加缪和他们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其他介入型知识分子一样，都不能不成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分子介入行为大多以参加党的工作、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职务、办报纸、写社论或时评、参加公共活动、签署声明或请愿、在社会和政治事件中表态为表现形式。这种知识分子行为往往面对的是一般公众，使用的是简洁明了的语言，表明的是清楚可辨的立场。当这些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选择便是陷入沉默。这正是加缪在五十年代末的处境。就在加缪陷入沉默的同时，萨特越来越宏亮地发出他激进左派的声音，在这声音中最振荡不息的恰恰是对革命暴力的赞扬。
　　
　　　　一.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
　　
　　　　萨特和加缪在对待共产主义(尤其是法共和苏联)以及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立场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决定他们立场分歧、介入行为和结盟标准的首先是各自的道义原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暴力”和“恐怖”，以及是否需要在现实参与中保持干净的道德之手。
　　
　　　　早在1943年，加缪就在《致德国友人信》的第一和第二封中阐述了“干净的手”的道德含义。那就是，反暴力残害是道德政治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加缪坚持认为，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知识分子政治，都必须坚持不到绝对必要时，不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不得使用暴力。加缪在信中向他的德国朋友解释了法国因何最初战败，因何迟迟才进行抵抗，因何而能最终战胜德国的原因。加缪在信中说，法国参战的犹豫不决是因为“我们法国人痛恨战争，”并且始终在思考“我们是否有杀人的权利，是否可以增加这个世界可怕的灾难。”而就在法国人思考真理时，德国人得了战争的先机。法国人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法国人只是在被逼到“死亡之门”的时候，才奋起反抗。这时候法国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手是干净”的。法国人的正义战争是“你们(德国人)必败的原因。”加缪还进一步把“本质非暴力”的德国民族和“爱夺他人之物”的德国民族作了对比，认为法国人最初的输是输在善不斗恶;最后的赢是赢在道义必胜。〔注1〕加缪的说法是一种道德理想，因为战争确实有相比之下的正义、非正义区别。但是，加缪坚持“净手”最后一定会战胜“脏手”，战胜者一定是因为净手的缘故，这在现实中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1946年11月19日至30日，加缪主办的《战斗报》首页的底部，都印有一个代表加缪道德立场的信条，“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加缪指出，“如果我们赞同‘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会视恐怖为合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证明手段合理’才会被当作一种原则。”加缪拒绝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政治恐怖，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绝对哲学”。斯大林主义辩称，“为几亿人的幸福，几十万具尸体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加缪强烈反对以历史规律为名施行“政治暴力”。他坚持认为，人类必须要有价值标准，否则不可能对以历史名义施行的暴政作出道德判断。加缪针对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暴力冲突危险，提出了他的道德乌托邦:“一个谋杀皆不合法的世界，”通向这个理想世界之路就是放弃一切革命。加缪还指出，不让革命发生，靠的是世界的统一和国际民主，“因为在民族国家框架中，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经不可能有可以独立运作的政策。”将国内政治限制在“行政问题”的范围，而用和平运动来营造国际社会契约，这是“拒绝谎言和谋杀的当代政治思想”必然得出的共同结论。在反对冷战暴力冲突的同时，加缪力图在当时“亲共”和“反共”的知识分子对立立场之外寻找一条“第三道路”。〔注2〕加缪反对的不是共产政治本身，而是共产政治中的暴力和恐怖，这是他“干净之手”的一贯主张。
　　
　　　　在加缪发表第一封致德国友人信之前不久，同样是在1943年，萨特的《苍蝇》一剧首度上演。在这个剧中，萨特也呈现了他对政治暴力的思考。剧中主角俄瑞斯忒斯接受并采用暴力，以不动摇的决心杀死篡位的君王(他的叔父埃癸斯托斯)和自己的母亲。俄瑞斯忒斯从一个对阿哥斯城邦的过客变为参与者。俄瑞斯忒斯弄脏了自己的手。他对生命意义的轻和重弃取分明，弃的是不思不行的轻，取的是自由选择的重。俄瑞斯忒斯的自由，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自由，而是自行选择、非做不可的自由。前一种自由是无后果承担的自由，后一种自由是因自行选择而必须负责后果的自由。前一种自由让人可以飘渺出世，固守清高;后一种自由使人不得不时时刻刻面对当下的现实选择和它的一切后果，也就是萨特的“人注定只能自由”。在萨特那里，不排斥暴力成为一种介入现实、承认现实没有明晰道义经纬的生活态度。
　　
　　　　1948年，就在加缪提出“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明确谴责共产暴力后不到两年，萨特的《肮脏的手》上演了。这个剧再次把政治暴力(脏手)和现实介入放在一起作为知识分子政治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脏手》和《苍蝇》既有联系，又有极大的不同。《苍蝇》的故事发生在神话般的古代希腊，《脏手》则发生在一个与1944年的匈牙利极为相似的，叫做伊律里亚的东欧国家。1945年，德国军队在伊国节节败退，二次大战眼看就要结束，不到一年，步步进逼的苏联军队就会占领伊国。伊国的三个政党正在展开角力，应付时局的变化。一个是亲王的法西斯政府，正在与轴心国合作。另一个是卡斯基的民族党，代表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再一个就是由路易和贺德雷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贺德雷提议，苏军一进入伊国，他们的党就应当与亲王和卡斯基共同执政。贺德雷认为，苏军占领伊国，必然在伊国引起民愤，所以，和莫斯科有联系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在联合政府中仅为少数政党，便不至于成为众矢之的。路易的那一派认为，贺德雷的路线是妥协投降，出卖党的利益。
　　
　　　　雨果是路易的追随者，他痛恨贺德雷阴谋破坏党的纯洁目标。雨果曾为这个纯洁的目标而背叛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对党诚实忠心，他表示:“我对(党)并不隐瞒我得过博士学位，但……我并不是知识分子，……我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是光荣的事。”〔注3〕路易交给雨果一个任务，去担任贺德雷的秘书，取得贺德雷的信任，然后找机会杀死贺德雷。雨果刺杀贺德雷的最大困难是他对贺德雷日益增进的理解和尊敬，但他最后还是杀死了贺德雷，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雨果杀死贺德雷后，党的领导认为雨果长期接触贺德雷，思想受到腐蚀，在政治上已不可靠，必须将其消灭。雨果在革命同志奥尔加处藏身，党派来的杀手就埋伏在门外。奥尔加听了雨果的陈述，愿意向党证明雨果是一个“可以挽救”的同志。奥尔加还告诉雨果，党的路线已经变了，党已经在执行与亲王和卡斯基合作的路线。这一消息使雨果的革命理想破灭，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他毅然打开大门，走向埋伏在外的杀手。
　　
　　　　《脏手》受到法共的严厉指责。路易和贺德雷的无产阶级政党显然是一个极端强调绝对服从的列宁式政党。这个剧涉及许多共产党的政策行为特征。例如，暗杀贺德雷与斯大林暗杀托洛斯基十分相似。路易和雨果都认为，“贺德雷是一个叛徒。”这显然是在陈述斯大林式的敌我观:谁持不同意见，谁就是背叛革命，“象贺德雷这样的人，运气好的话可以成为铁托或葛穆尔卡，运气不好，就成了纳吉或托洛斯基。”〔注4〕
　　
　　　　《脏手》尽管会引起种种共产党所作所为的联想，但它并不是一部以揭露共产党专制为目的的剧。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自由或不自由的剧。其中关键在于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成为有社会作用的自由个人主体，不能不与“组织”发生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自由行为因为与组织有染，不能不成为一种弄脏手的行为。
　　
　　　　《脏手》一剧中，知识分子就是雨果。雨果自以为是为纯洁的道德理想而投奔革命，但是，他偏偏必须以执行一项肮脏的政治谋杀来证明自己的纯洁理想。无论雨果怎样努力争取表现，组织纪律严密的党都不可能信任他。在党组织领导路易的眼里，雨果是“一个最爱多嘴的人，”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光想表态的知识分子。”〔注5〕坚定的革命同志奥尔加认为，只要管好了，知识分子对党还是有用的，“对，他是知识分子，又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是个走投无路的人，只要好好领导他，无论干什么，他总可以当个帮手吧?”〔注6〕
　　
　　　　雨果自以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绝对忠诚。他真诚地规劝党的领导同志贺德雷:“我们党有一个纲领: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一种手段:就是阶级斗争。可是您不得不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一次又一次地妥协。您将在我们同志面前为您参加的那个政府所采取的反动措施辩护。没有同志会理解您，激进的人将离开我们，其他的人会把刚学到的政治思想全都抛掉。我们将受到腐蚀，变得软弱无能、失去方向。我们将成为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到最后，资产阶级只要以举手之劳就可把我们消灭干净。贺德雷!这个党是您的党，您不应该忘记您为了建立它所花的心血，为了它因做的牺牲，以及它所要求的纪律。我恳求您:不要用您自己的双手毁了这个党。”〔注7〕
　　
　　　　贺德雷觉得雨果挺天真，他告诉雨果，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干革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弄脏自己的手:“我的孩子，你多么洁身自好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用处呢?为什么你到我们中间来呢?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不过是为了什么也不干，便找纯洁做个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只手臂贴着身体，戴着手套。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注8〕
　　
　　　　贺德雷是《脏手》中最正面的人物。他不仅对事业极为执着，而且为人热情，关心他人，率直诚实，灵活变通，有历史眼光。贺德雷不教条，愿意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道德代价。他知道，为社会主义奋斗，其实不是为了让人保持灵魂的纯洁高尚，而是一件必然会弄脏手的事情。贺德雷总是把别人当个人对待，凡事都能替别人设身处地。他是一个小写 “c”的党领导，并不伟大、光荣、正确。他最终被暗杀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那种能够久存于党内的人物。
　　
　　　　贺德雷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反映在萨特和加缪两人对《脏手》一剧的不同看法上。萨特曾记叙道，“加缪有一次和我去看最后的彩排(他当时尚未读过剧本)。彩排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戏非常好，但有一个情节我不赞成。为什么雨果说，我爱人们，但我不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爱他们该是的那个样子?为什么贺德雷答道，我爱现在这个样子的人们?照我看，正应当相反才是。’也就是说，加缪真的是认为，雨果按人们现在是什么去爱他们，因为雨果不愿对他们撒谎，而贺德雷则正好相反。在加缪眼中，贺德雷是个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贺德雷以人应当是什么样子来评价现实中的人，并以理想的名义去欺骗他们。这恰恰与我要表达的(人物)意义相反。”〔注9〕加缪同情雨果，萨特则同情贺德雷。但是，他们都不喜欢典型的“党内同志”路易。他们都不认同路易的革命逻辑，按照那种逻辑，为了最后的“善”，可以大胆作恶，采取冷酷无情的机会主义。萨特把贺德雷和雨果都写得相当复杂，有血有肉。这两个人物各自的道德和政治立场都相当有说服力，给观众的不同理解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二.共产主义:在批判和纪律之间
　　
　　　　《脏手》是萨特从哲学政治转化到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法共对待《脏手》的态度也同样成为萨特与法共紧张关系的标志。1948年4月2日，萨特在接受记者波罗.卡里索采访时指出了该剧的意义所在:“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我完全理解雨果的态度，但如果你认为我在他身上体现了我自己，那就错了，……如果我是革命者的话，那么贺德雷倒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象雨果这样的人)面对的不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的政党，而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它利用他们的弱点把他们变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或者将他们拒之门外，使他们处于难以忍受的处境。”〔注10〕萨特在谈到他和法共的关系时说，“我的真正意图是成为一个批判的‘同路人’。……处于批判与纪律之间的紧张状态正是知识分子‘同路人’的典型境况。我想这种人今后在党内应有他们的地位。”〔注11〕“批判”和“纪律”确实是知识分子能否与列宁式政党合作，能否在“集体意志”中保存独立意识的关键。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选择脱党或者入党，都与他们在批判或纪律之间不得不有所选择有关。
　　
　　　　萨特成为法共“同路人”的道路似乎并不顺畅。萨特有意识地按照法国共产党的“纪律”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是1952年12月他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和党的关系一直处在对立和冲突之中。二次大战以前，共产党对萨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萨特好友尼赞(Paul Nizan)曾两次加入共产党，而萨特对此却始终持保留态度。战争中，特别是战俘营的生活，多少使萨特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因此，从战俘营归来后，萨特“参加政治”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同共产党人合作。但是他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拒绝。法国解放后，随着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范围的扩大，共产党人开始严厉地批判存在主义，指责它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消遣哲学。同时他们也指责萨特是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指责他唆使年轻人背弃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些指责，萨特在1944年12月写了《关于存在主义的几点说明》，发表在共产党人主办的《行动周刊》上。萨特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试图指出，在什么限度内我自己的思想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或者起码，我自己的思想在什么限度内能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责备。”〔注12〕共产党对萨特的态度使他颇为失望。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对立继续了好几年。
　　
　　　　1948年4月《脏手》上演后，法共很不喜欢，甚至动员党员同志在剧院设置纠察进行抗议，不让观众进入观看。法共不喜欢《脏手》自有它的理由。萨特在剧中虽然开始关注个人自由参与他人自由世界，但剧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贺德雷是萨特自己认同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注定要被党清洗掉的角色。贺德雷不能容身的那个政党是一部无情的绞肉机，这部机器吞下活生生的个人，吐出两种丧失了个人意识的成品党员。一种是是象路易那样完全没有道德原则，只会见风使舵、谋求权力的党员，他们往往可以历经极残酷的党内斗争，爬上高位。另一种则是象雨果那样单凭道德理想加入革命的党员，他们在党的左右摇摆和暴力行动中变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最后落得极度失望，甚至错乱癫狂的下场。
　　
　　　　《脏手》所传递的与其说是萨特对共产党的亲近，还不如说是他对“无产阶级”的兴趣。“无产阶级”是萨特式个人为实现个人自由所要寻求结合的“他人”。萨特当时的自由哲学需要这个“他人”。这个“他人”是萨特制造的神话，就象他在《苍蝇》中必须用神话来阐述他的自由哲学一样。萨特并不喜欢现实中的共产党。1948年6月11日，在革命民主同盟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萨特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不满，说它“自解放以来竭力以其最笨拙的内部独裁主义，以其最僵化、最不合时宜的外部行动而使最善良的人士感到泄气。”〔注13〕1951年6月，萨特就他的三幕剧《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接受采访时，提到共产党人是他最刻毒的中伤者，因为“他们的道德已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我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的敌人。……这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化。”〔注14〕
　　
　　　　1952年是萨特与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年份。那一年萨特参与由共产党员发起的营救亨利.马丁(因反对印支战争而被捕)的运动，他还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这时萨特已和加缪决裂。共产党刊物《法国文学》自1945年以后攻击萨特一向不遗余力，但在1952年9月18号上刊登了编辑莫根(Claude Morgan)对《共产党与和平》第一部分的评论:“我不喜欢萨特的文学作品或哲学，但是萨特揭露了那些反共人士在准备战争。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可以在保卫和平这一点上共同合作。”〔注15〕10月8号的《法国文学》接着对萨特的著作一反常态作了正面评价。评论者对萨特改写《恭顺的妓女》的电影剧本结尾大表赞赏，称这样的结尾使得白人妓女和黑人联合起来反抗种族主义的白人。评论还说，《恭顺的妓女》的“高尚见解”与《肮脏的手》的“可耻陋见”截然不同，和一年前萨特在和加缪的那场争论中的表现一样，这是萨特进步的表现。〔注16〕
　　
　　　　1952年，萨特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并与共产党知识分子广为接触。会议期间，维也纳本已计划上演《肮脏的手》一剧。萨特知道共产党不喜欢这个剧，没有等共产党提出要求，自己先行决定停演，并支付损失费用。他甚至提出，今后凡是上演此剧，都要得到当地共产党人的同意。1954年，维也纳在没有征得萨特同意的情况下上演了《肮脏的手》，萨特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的剧已成为一个政治战场，一件政治宣传工具。在当前的紧张形势下，在维也纳或柏林这样的敏感城市上演此剧会不利于和平事业。”〔注17〕
　　
　　　　从维也纳回到法国，萨特称参加维也纳大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让他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进行“自由”而“公开”的交流。萨特闭口不提的是，就在和平会议开会前两个星期，捷克的思朗斯基(Rudolf Slansky)和一些其他共产党领袖因所谓的国际犹太阴谋罪被起诉判罪，12月3日在布拉格执行绞刑。《费加罗报》问萨特是否会致电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要求赦免布拉格审判的被控者。萨特答道，“对《费加罗报》的一切问题拒绝回答。”〔注18〕在萨特称之为“自由”而“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谁也没有对发生在布拉格的事件有所表示。同样，萨特对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前发生在苏联的《医生案》冤案，也是三缄其口。后来，萨特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解，“为了对斗争中的人有所影响，你就需要先加入他们的斗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改变某些事情，你得先接受它们。”〔注19〕
　　
　　　　1953年6月，萨特发表文章猛烈批评美国处死卢森堡夫妇。就在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东德政府对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萨特对此保持沉默。加缪不指名地批评道，“那些左派报纸和它们的合作都(以关注卢森堡事件)来化解柏林的悲剧。”〔注20〕萨特的立场正好与加缪相反，他坚持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抗议对共产党政府毫无影响，这种抗议在冷战中只会变为一种“战争行为”。他要求法国知识分子把注视力放在他们可以影响的西方，不要和西方资产阶级势力联合反苏。正如他在《魔鬼与上帝》一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接受了“为改变恶而必须与恶共谋”的理念。在一篇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文章中，萨特解释道，一个身处于共产主义之外的个人必然会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领袖(结成)非神圣同盟，”必然一事无成。〔注21〕与共产党在一起，一个人至少还有成就事业的稍许希望。这种心态在许多对党失望，但仍然想以留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人那里是有代表性的。那个可以成就正义事业的党，是萨特制造并在其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神话。
　　
　　　　萨特靠拢法共的时候，法共的道德形象已经和三十年代加缪参加法共时完全不同。1952年的法共已经开除了莫林(Edgar Morin)、迪荣(Charles Tillon)和马蒂(Andre Marty)这些有道德清誉的人士，萨特的朋友梅洛庞蒂也已经对苏联幻灭。斯大林主义的残酷清洗、发生在东欧的“医生阴谋案”、罗织罪名和假案公审，苏联对铁托歇斯底里的攻击，东德对工人的镇压，桩桩件件都已经使共产主义的光环黯然失色。萨特在这个时候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种种阴暗的现实事件搁置到一边，否则无法制造共产党正义事业的神话。直到1956年，苏军二次入侵匈牙利，布达佩斯事件发生，萨特才舍弃了这一神话。
　　
　　　　1956年，萨特不顾自己多年试图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的努力，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进行了谴责，但他却以其它方式维持了他对“进步事业”的神话。他和左派运动以及毛主义分子的关系便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神话的基础上。在1974年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谈话中萨特提到，“作为一个个人，我是很厌恶共产党人的。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友好，无情无义。他们有着必须服从的命令，而没有任何感情。”〔注22〕萨特还说，“我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有机地连在一起。”这很好地概括了他和共产党人的基本关系。萨特需要一个“进步事业”来供他结盟，同他一起反抗资本主义西方的“他者”。对萨特来说，不管这个神话盟友是否真如他所想象，只要他自己有反抗需要，他就必须制造一个神话盟友。
　　
　　　　萨特从独立的旁观者转变为党的同路人，转变为“正义事业”的一分子，这个政治历程正好和加缪从党的一分子转变为独立反叛者相反。23岁的加缪于1935年秋天加入法共阿尔及利亚支部，他参加的是一个弱小但为正义而斗争的法共。当时，法共在阿尔及利亚的力量相当薄弱，“在首都，党员的总数仅为一百人;在市政选举时，共产党领导要费很大劲才能提出一份三十五人的候选人名单。”〔注23〕加缪是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入党的，“在三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热衷于彻底变革的左翼欧洲青年几乎不可能不参加法共。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加缪成了党员。”〔注24〕入党后，加缪先后组织过“劳工剧团”和“队友剧团”，到各地为劳动者演出，参加办报和办各种剧团，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要形式。1937年，加缪因批评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被当作“托派”开除出党，“托派”指的是那些批判立场超越在党前面的人士。加缪明确批评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法共则因需要配合苏联与西方合作的需要，刻意淡化殖民主义问题。被开除以后，加缪仍然是一个“左翼人士”。1944年，加缪已经形成了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受到党内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加缪在把《战斗报》传统与法共加以区分的同时，仍然以《战斗报》记者的身份保持着与法共党员的往来。当时的加缪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是共产党以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自居，不允许不同意见参与公开讨论。加缪与共产党的决裂是后来在他发表《反叛者》(1951)的时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加缪那样与党既不完全一致，又不能全然脱离，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阿隆森指出，“三十年代加缪被马克思主义强调意义和一贯性所吸引，四十年代他发现这世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一贯性。他经历过共产主义的那种人类进步之后，在西西弗斯(Sisyphus)徒劳无功的劳作中找到了这世界的缩影。在体验过党的那种社会正确之后，他才知道个人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所在。在体会过阶级斗争的环境气氛之后，他觉得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应否选择继续活下去(自杀)。”〔注25〕这种痛苦的思想经历是一种从“党员”重新回到“独立思想者”转化的过程。有过了共产党员经历的加缪再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然而，他的新生活态度并不颓废消极。和西西弗斯一样，无论发生了什么，他还是在做他自己的事，对加缪来说，“剥夺了希望并不就此等于绝望。”〔注26〕
　　
　　　　加缪对党的幻灭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缩影。纪德(Andre Gide)早在1932年就积极支持共产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震动一时的《苏联归来》，对他在苏联十个星期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失望。他对苏联缔造新文明表示理解，但对于千人一面的思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镇压异己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同，“我怀疑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还能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饱受恐怖、更象家奴俾女。”〔注27〕纪德那本写得很克制的小书很快销售了10万册之多，译成了15种文字。十年后，匈亚利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译成法文，又一次给人们带来思想的震撼。书中的拉巴斯科夫就象苏联真实生活中的布哈林一样，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罪行。拉巴斯科夫完全按照极权统治的逻辑思想，认为无罪认罪是他应尽的责任，是为光明未来所值得作出的个人牺牲。拉巴斯科夫因此拒绝真理，以他的个人行为为极权制度的延续和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尽管苏联的大清洗和政治恐怖已不再是秘密，但绝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还无法割舍与共产主义的精神联系。象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同路人。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特定的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所造成的。二次大战以后，确定知识分子定位的世界政治版块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黑白正邪对立二分来划定的。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盟友，因此获得民主包装的机会。苏联为抗击法西斯作出了卓著贡献，证明它强行集体化、工业化和残酷消除政治异己是有必要，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在二次大战中的一致英勇抵抗，也证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强迫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莫斯科审判的强行逼供，无数残酷的劳改集中营，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秘密警察统治，所有这些发生在苏联的政治恐怖和集体残害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够企及的想象，一经报道，反倒象是编出来攻击苏联的谎言。
　　
　　　　在许多人看来，即使有部分事实的证据，巨大的生命牺牲和严酷的斗争也恰恰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和伟大。象梅洛庞蒂这样的思想家都曾不断撰文(后收入他的《人道主义和恐怖》一书中)，辩称共产主义暴力是消灭资本主义暴力唯一有效的手段。他强调，对布哈林等人的“莫斯科审判”是革命政府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正当政治斗争手段，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注28〕当时许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把苏联当作他们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所必须借用的，并具有现实替代意义的有效政治设计。为苏联辩护，看上去是大义凛然，但其实是出于一种相当自私的考量，“法国(的需要)比苏联(的现实)来的重要，对萨特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苏联只不过是一道遥远的天际，并不是事情的关键。”〔注29〕如果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己成为暴力政治的受害者，如果他们自己每时每刻必须生活在不可预测、无以名状的恐怖之中，他们看待暴力的方式肯定就不会那么轻松。
　　
　　　　加缪正是以一种不轻松的态度来看待暴力的。加缪反暴力所依据的是人的尊严原则。强调这个基本原则是为了对人性作一个基本的界定，是为了对现实公共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政治行为设置一个基本的规范界限，以避免人类沦为另一种野兽动物。寻求基本价值原则不只因为人类天生高尚，恰恰相反，是因为人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本质”，因此才有不断向好的方向塑造自己的必要。
　　
　　　　人的尊严原则充分表现在加缪所阐述的“反叛者”那里。加缪把“反叛者”和“革命者”作了区分。反叛和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治和现实生活介入方式。它们是可以区分的，但它们也是相互依存的。反叛者坚持的是人的尊严，他的介入和干预往往因变化中的问题而发生，不需要打出意识形态的旗号，也不需要成为组织的成员。革命者追求的则是彻底改变社会或世界，并为实现这个“正义事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组织的一员。加缪不同意萨特关于真正的反叛者必须成为革命者的想法。加缪拒绝的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那种“绝对的”、“历史的”、或“凯撒式的”纯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把人变成不受任何价值限制，听凭权力意志驱使的动物野兽。〔注30〕
　　
　　　　加缪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在投身暴力革命或保持沉默之间加以选择。在加缪看来，这二者都是“投降”行为，前者被动接受“革命破坏”的历史必然，后者则因厌弃非正义政治而全然退出政治。加缪指出，在极端的反叛和极端的革命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只是在绝对意义上才存在。它们都先假定这个世界和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有折衷变通之道。” 〔注31〕在道德上绝对自以为是和在道德上全无原则都会造成对世界的危害，“要想保持革命理想初衷的革命行动，应当体现对(真理)相对性的积极认同。”〔注32〕人类的未来并不能由革命信仰的绝对正确的主义来预测，“任何历史事业都只能是或多或少有理由的冒险。既然是冒险，也就不能拿来证明任何……绝对的立场必定完全正确。”〔注33〕
　　
　　　　加缪反对暴力，但并不接受绝对反暴力的立场。加缪指出，暴力“造成(人际)交流的破裂，”将人们陷入无以自拔的对立。暴力会伤及无辜，造成冤冤相报，把自己从手段变成目的，变成一种万世不易的世界秩序。但另一方面，加缪也看到，凡有社会制度存在，就会有制度性暴力，“制度性暴力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看到制度暴力的存在，不是要无条件地接受它的合理性，而是要学会如何去限制它，尽量减少它对制度中人的伤害。在对待其它暴力时，加缪也持非常审慎，但不绝对反对的态度，“暴力只能是与别的暴力形式战斗的极端界限，例如在起义的时候。”〔注34〕。这种对待暴力的态度需要反叛者在政治实践中随时提醒自己是否到了非用暴力不可的极端界限，尤其是提醒自己，衡量这一极端界限的究竟是什么基本的价值原则。更重要的是，反叛者必须由自己，而不是某个革命组织来确定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加缪式的反叛者是深深介入，决不孤独的。然而，这样的反叛者是公民社会中‘自我造就’的成员，不是谋求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党成员。”〔注35〕
　　
　　　　三.阿尔及利亚:天真的人道和激进的正义
　　
　　　　阿尔及利亚于193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此后不断有法国殖民地居民移居阿尔及利亚，形成被称为“黑脚”的法裔殖民地居民群体，与当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一次大战后，阿尔及利亚出现两个穆斯林运动。一个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其中包括1924年组织的“北非之星运动”，后改称“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继而又改称“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另一个穆斯林运动则主张与法国合并，并要求穆斯林和欧洲人享有平等地位。这一运动后来也越来越强烈要求自治，并在五十年代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1945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赛里夫(Selif)地区爆发民族主义起义，杀死90名欧洲人。法国政府大肆镇压，屠杀了至少1500名阿拉伯穆斯林(有说受难者多达一万人)。1947年法国通过阿尔及利亚地位法，虽然给穆斯林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大部分却不能兑现。加缪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他于1937年和1945年以记者的身份两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
　　
　　　　1939年6月，加缪在《共和阿尔及利亚》上发表题为共为十一篇的一组文章，详细介绍了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苦难，呼吁关于土地政策、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以实现阿尔及利亚的正义要求。〔注36〕加缪强调这些改革有助于阿拉伯人和法国居民的同化，他的立场比当时最开明的法国政治家都更体现对阿尔及利亚的同情。〔注37〕加缪强烈批评法国殖民当局的高压手段，他认为，“消除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造成这一民族主义情绪的(法国)非正义。”加缪在战后再一次坚持了这一立场。1944年10月13日，加缪在给《战斗报》撰写的社论中提出应当给法属殖民地人民以政治权利。他指出，殖民地人民既然在二战时与法国人民同生共死，就理应享有民主政治权利。他强调，法国要想得到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就不能在正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给法国人以正义，另一方面又在法帝国中宽恕(对殖民地人民的)非正义。”〔注38〕加缪所坚持的是在同一正义原则下，法国居民和阿拉伯人的同化共处。
　　
　　　　1945年，赛里夫事件以后，法国保守力量大肆鼓吹报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了题为“阿尔及利亚危机”的一组文章(6篇)，把阿拉伯极端暴力归咎于法国政策的失败。加缪坚持认为，法国的暴力镇压只会引起阿尔及利亚更为激烈的反抗。1954年，阿尔及利亚法裔居民和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全面爆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4年从“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分裂出去而形成)拒绝一切改革计划，要求彻底独立，以伊斯兰原则“恢复阿尔及利亚主权、民主和社会国家。”〔注39〕加缪则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同时批评法国殖民政策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负责任的态度必须“思想去毒和平息狂热，”即使社会冲突在所难免，也必须以人道价值来说明和解释这种冲突。〔注40〕
　　
　　　　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阵线采取暴力起义，加缪的反暴力原则使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入了极其痛苦的道德困境。正如阿隆森(R. Aronson)所指出的，“说到底，(加缪)没有能弄懂从1954年11月1日起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什么性质的暴动，……加缪真的是落后于形势了。”〔注41〕
　　
　　　　加缪把民族解放当作一场“冲突”，而非一场“革命”或“战争”。1954年，加缪给《快报》(L'Express，先为周刊，后为日报)写过32篇文章，其中一半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这是加缪第三次以记者的身份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1939年和1945年，加缪对“殖民征服”的讨论和对“保护被征服人民的人格尊严”的呼吁，表现出超前的道德勇气。1954年的加缪在民族解放暴力革命发生后，呼吁通过和平协商在不分裂法国的前提下解决“争端”，则表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人道主义。说它不合时宜，是因为加缪所持的那种道德人道主义只对相信这种人道主义者才有价值。在那些相信暴力为“正义事业”必须手段的人看来，主张以不流血、不牺牲性命来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对革命的立场。
　　
　　　　1956年，游击队已经从6千增加到2万，法军从18万增加到40万，双方暴力不断升级。1956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开始针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法国政府对民族主义者施以酷刑。加缪想要防止发生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1957年，法共和主流派知识分子，如阿隆，都已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不可避免，但加缪仍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事实上已经无话可说。他的沉默受到严厉批评。加缪对此的回答是，他以前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文章就是历史见证，无须再为自己辩护。他同时继续坚持以瑞士联邦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以保证所有的群体都享有高度自治。〔注42〕
　　
　　　　1958年，加缪再次强调了冲突必须有人道合理性的想法。他也看到，自己这种温和的人道思想已经对日益加剧的暴力升级完全失去了影响，他宣布“不再介入这一无休无止的论战，这种论战不会有任何结果，它只是使对立的观点越加顽固，使仇恨和派别毒化的分裂更加扩大。”〔注43〕他明确地表示对法帝国主义行径和阿拉伯暴力民族主义的厌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支持它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包括萨特)都坚持，暴力手段是实现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合理手段。加缪认为，“恐怖当道”已经“完全改变了价值的尺度，”如果这就是“正义”，那么他把无辜受害者的生命，包括他母亲的生命看得比这种正义更为重要。〔注44〕
　　
　　　　1958年，加缪打破了两年的沉默，在《阿尔及利亚1958》一文中最后一次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不赞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坚持的独立。在反帝反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势不可挡的正义事业的1958年，加缪的立场已经完全落伍了。他为自己立场提出的三点理由(阿尔及利亚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阿尔及利亚无法取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受“新阿拉伯帝国主义”煽动)更是一些在绝望中勉强提出的理由。但是，在这些绝望的理由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并非徒然的思索。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思索的重要性反倒比在反帝反殖高潮的五十年代更为显现出来。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许多前殖民地的独立一样，它成功地推翻了殖民统治，但却没能就此建立一个民主、富强和正义的新秩序。新独立国家常见的专制政治、经济落后、社会腐败、甚至种族残杀，都没有能随着“民族解放”而得到解决。殖民地人民从一种暴政中解放出来，几乎立即陷入另一种暴政之中。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亢奋消散之后，现实的痛苦使人们重新回到了加缪一贯坚持的“价值尺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和平协商、反暴力、反恐怖、保护生命和民主政治。
　　
　　　　1956年，就在加缪最后一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时候，萨特对阿尔及利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萨特对待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立场，成为他在以后十年间对“第三世界”解放事业激进左派立场的先声。萨特在1956年3、4月号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殖民主义是一种制度》，文中的观点几乎都是针对加缪在《快报》上那些文章的。萨特断然拒绝了冲突不应伤及平民，不同群属平民应休战协商的建议。他坚持认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是殖民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百万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这些(法国)定居者的子孙们，他们由殖民主义所塑造，按照殖民制度的原则思想、说话和行动。”种族主义渗透到他们心里，他们“把阿尔及利亚人当次等人。”法殖民地居民的法国人是少数，“他们要站住脚，唯有依靠武力。”因此，“殖民地居民(法国人)无谓好或坏，殖民地居民就是殖民地居民(全都一个样)。”受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从残酷的现实学会了暴力斗争手段，“殖民地定居者造就了他们自己的对手。他们甚至让那些犹豫不定的阿尔及利亚人也看到，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注45〕
　　
　　　　萨特嘲笑象加缪那样呼吁“改革”的人们，称他们为“软心肠的现实主义者”。〔注46〕“软心肠”指的是反对暴力，“现实主义”是大致维持现状。萨特指责他们“(至今)依然相信可以把殖民制度管理得更好一些。”〔注47〕加缪寻求改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之间的关系，萨特称这种“调解式”解决方案是“改良主义的神话”。加缪建议殖民主义制度不应伤害殖民地人民的人格。萨特主张阿尔及利亚只有在“反抗种族隔离和日常斗争中”才能培养自己的人格。〔注48〕加缪希望立即通过经济改革改善阿尔及利亚人的生活，萨特坚持应当立即先废止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谁真的同情阿尔及利亚，谁就不要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更人性化，谁就必须“帮助它迅速灭亡”。萨特认为，阿尔及利亚要改革，那也是阿尔及利亚人的事，法国人应当与阿尔及利亚人并肩战斗，“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都从殖民暴政中解放出来。”〔注49〕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是全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萨特成为这一时期在西方为第三世界“解放事业”大声呐喊的知识分子领袖。
　　
　　　　萨特所认识的那种“正义事业”暴力至今仍是影响我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力量。暴力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决定接受或拒绝的外在力量，暴力本身是这个世界的许多体制和结构的一部分。在他与加缪决裂前就开始写作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书中，萨特就已经开始重视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问题。1956年当萨特关注殖民主义问题时，他更加强调暴力在建立殖民地和形成殖民地人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他和加缪看法分歧的关键之一。萨特对暴力最集中的阐述则是在给法农的《天下的可怜人》一书的前言中。这时候加缪已经去世，但他仍然以萨特的对立面而活在当时法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萨特要求法农的读者进入一个加缪从来没有真正进入的他者世界，“欧洲人，你们必须打开这本书，走进去。在黑暗中走几步以后，你们就看到一群围火而坐的陌生人。再走近一些，侧耳倾听吧，他们正在讨论你们的命运，讨论如何对付你们的贸易中心和保护它们的雇佣兵。”〔注50〕
　　
　　　　萨特要求所有的法国人不要象加缪那样撇清自己在殖民制度中的一份罪过，“不错，你不是殖民地定居者，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殖民地的开疆辟土者是属于你的，你把他们送去海外，是他们使你富有。”〔注51〕而这一切的关键则是暴力。萨特写道，“殖民地的暴力不只是把被奴役者拒之门外，而是要把他们变成非人。(殖民者)不遗余力地消除他们的传统，用我们的语言代替他们的语言，摧毁他们的文化，但不给他们以我们自己的文化。”〔注52〕殖民把被殖民者陷入左右无法求生存的困境:“他若反抗就把他杀死，他若屈服，则自我羞辱，从此不再是人。耻辱和恐惧分裂了他的人格，使他的内心自我崩溃。”殖民移居者的暴力造就了反抗的暴力，“法农让我们看到，他们不可压抑的暴力并不是喧哗与骚动，野蛮人的起义并非出于本能，甚至也不是出于怨愤。这是人在造就他自己。我想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前知道，现在却已忘记的真理，那就是，文雅不能消除暴力的痕迹，只有暴力才可以消灭这些痕迹。”〔注53〕
　　
　　　　萨特高度赞扬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暴力，称它的作用是在“折磨和死亡”之外发现人性，营造一种“更高品质的不同的人。”萨特对暴力的赞扬是针对十五年前加缪的“既不方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而发出。他说，“非暴力的信徒们也在说，他们既不当刽子手也不当受害者。很好。当你们投票选出的政府和你们的兄弟无怨无悔地参加军队，进行种族屠杀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受害者，那么你一定毫无疑问是一个刽子手。”〔注54〕在萨特眼里，那些反对暴力的人们不但不道德，而且还恰恰犯下了“种族人道主义”的罪行。这时候的萨特不只是言辞激烈，而且更是把暴力实实在在地融入了他的激进行动观中。在他那里，暴力不仅是被压迫者的解放手段，而且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弱者心理治疗方式。暴力的正当对象不仅包括使用暴力的压迫者，也包括任何不能认同暴力手段的无辜者。在萨特的暴力世界结构中，这些所谓的无辜者只能是压迫者暴力的帮凶。暴力不再只是介入社会变革不能不付出的代价，暴力更是一种斗争哲学，一种本身不容争议的伦理价值。
　　
　　　　四.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
　　
　　　　五十年前，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对它们制度性压迫和专制，这些曾是集结左派的主要力量。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是作为否定意识形态和政治改变目标而吸引左翼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单凭个人意志设计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规定自己政治立场的意义。知识分子是从他们现实世界政治文化中获得对政治世界的认识范畴和基本价值的。基本的认识范畴给了他们政治性的“时间”、“地点”、“人群类属”概念，如“历史”、“未来”、“苏联”、“延安”、“无产阶级”、“共产党”，等等。基本的价值使得他们在选择政治立场时可以形成与之有关的好坏、善恶和优劣区别，如进步对反动，左翼对右翼，等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世界性的政治立场就是在黑白正邪的对立中区分出来的。许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靠拢左翼政党，并不是因为全然信奉它的理念或赞同它的行为，而是因为绝对痛恨它的对立面。这在萨特和法共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注55〕对当时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从什么解放出来，远比解放到什么里面去来得重要。这种情况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增强了，不再那么迷信进步组织的力量，也更多地考虑解放到什么里去的问题。
　　
　　　　在萨特的时代，意识形态立场越鲜明，知识分子活动越有效，越有公共影响。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历史进步代表的宏大话语作用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五十年前，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反帝反殖正义事业会把人们带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继续保持这份信仰的纯真。加缪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萨特也只是看到了一部分。1980年萨特去世时，他曾经热烈支持过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中国已经变成“十年浩劫”。不少民族解放胜利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出现内战、压迫和种族残杀。历史进步的宏大话语是被活生生的经验事实解构掉的。
　　
　　　　今天，许多知识分子和五十年前一样关注正义问题，一样为此参与社会事务，但是参与的性质和方式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1935年加缪加入法共，1952年萨特成为法共的同路人，都是参与的个人试图从代表进步力量的集体行动找到价值定位和作用支点。加缪自1946年疏远法共到1951年与之决裂，萨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与法共渐行渐远，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有了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以共产主义为名义的“革命实践”有太多的伪善，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残害。以组织形式存在的进步事业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它不能代表所有人，甚至不能代表组织中所有成员的利益，它的“纪律”永远在限制个人可能对这权力结构的质疑和批评。加缪入党后两年即被开除出党，萨特始终只是一个党外人士，他们都为我们留下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独立思想，这是那些被“组织纪律”驯化的知识分子所无法相比的。今天，以参加或靠拢组织来为自己的知识分子活动寻找价值导向的人已经不多了。组织可以给知识分子职位、利益、学术权力、成名机会，等等，但这些实际好处未必与坚持知识政治的正义价值有关。价值妥协和人格屈服恰恰是获得名利权力必须付出的代价。
　　
　　　　今天，独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参加或支持某个革命政党，或者成为某某进步事业的代言者。独立思想乃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和问题作出价值判断的反应。由于独立知识分子往往诉诸与平等、自由和权利有关的价值，他们常常被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虽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标签，但与五十年前的“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概念毕竟有所不同。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还在位的时候，坐在他右侧的贵族们为“右派”，坐在他左侧的“第三阶级”(平民)是“左派”。所有坐在国王对面的人看这种左、右都正好相反，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今天，左、右的区别虽然看上去还有语汇作用，如“新左派”的左和“自由主义”的右，但事实已经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政治的定位意义。知识分子政治更多是用学术立场来作象征性的定位，如后殖民、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代表“批判”或“激进”立场;启蒙、人道和普遍价值论则相反。其实，这种知识分子立场的定位是通过布迪厄过说的那种知识场域中的“区分”来确定的，并不具有实质的政治取向或价值。例如，“后殖民”知识立场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保守的，全看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起何种作用。
　　
　　　　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更需要有个人的道德关怀。但这种道德关怀却又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社会行动的自我束缚。五十年前，加缪的“干净的手”和“非暴力”就曾变成为一种使他自己难以行动的、过于超然的道德真理。加缪在超然的道德真理和杂乱无序的现实选择中选择了前者，但这并没有使得他可以避免面对后者。加缪明确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暴力，但却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暴力难以表态。加缪的“非暴力”可以是知识分子的伦理，但却难以成为知识分子政治的伦理。和其它形式的政治一样，知识分子政治是“伦理问题碰到实际问题”的灰色地带。〔注56〕知识分子政治指一种必须准备有时弄脏手的事情，幻想纯粹道德的知识分子政治只能让知识分子超然地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上。不怕弄脏手的萨特看来更了解知识分子政治的性质，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了解使萨特有时候太容易容忍和接受现实世界中那些“正义事业”的暴力。
　　
　　　　五十年前，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所持的是针锋相对的非道德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需要有一种有别于这二者的立场，那就是道德非完美立场。非道德主义只考虑手段是否有效，而不考虑是否道德。它以“正当”目的证明一切手段的道德正当化。道德完美主义则认为，无论目的多么正当，多么高尚，都不能证明有悖道德原则的手段为正当。道德非完美论采取道德应变的立场，力求做到现实条件所允许的最道德选择，而不是遵循绝对的道德原则。
　　
　　　　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和对现实问题表述立场，具有暂时、近似和非完美的特点。知识分子政治并不是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法，尤其不是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能解决方式。知识分子政治只是在介入具体问题时，不断接近实现正义的可能。知识分子政治因此必然具有妥协性，必然只能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关于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分子政治的妥协在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世界中反复自我调整，力求在现实提供的选择中永远选择次恶。选择次恶往往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形势下可能实现的最佳行为。与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暴力主义者都不同的是，以人道为原则的知识分子政治坚持手段在道义上必须与目的保持一致的同时，强调无法兼顾时必须遵循“次恶”原则，这也意味着在无法实现最优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次优。分别从反战或者以战克暴的角度来看，正义的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次恶或者次优。
　　
　　　　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单单是关于暴力本身。他们对暴力的谴责或赞同并不单纯是一个如何定义暴力的问题。他们并不单单是从“暴力是什么”，或者“暴力做什么”来认识、判断和评价暴力，因为在他们那里，暴力并不只是涉及“伤害”，而更是涉及对伤害是否“正当”的判断。这是一种相当主观的判断。当暴力与“无辜”联系在一起时，暴力是一种不当罪行。但是，当暴力与“罪过”联系在一起时，暴力则成为一种合理惩罚。罪行是不正当的，但惩罚则是正当的。无辜和罪过之间的区别有时会非常模糊。在加缪看来，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平民是无辜的，不该受到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暴力攻击。但在萨特看来，法国平民是法国殖民主义制度的合作者和受惠者，殖民地人民可以正当地用暴力反抗殖民主义制度，当然也可以地把法国平民当作施行暴力的正当对象。加缪和萨特对无辜或罪过的判断与他们的个人处境有关。加缪本人就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萨特则不是。加缪有当事人的体验，萨特则没有。这就和对9.11恐怖事件，美国人必然会与许多旁观者的别国人有不同的当事人感觉一样。
　　
　　　　今天，五十年前牵动萨特和加缪知识分子政治的暴力形式有的已不如先前那么严峻(如冷战可能引发的核战争、殖民主义的暴力镇压和酷刑、极权专制的劳改集中营和秘密警察恐怖暴力，等等)，有的则变得更为严峻，甚至发展出新的形式(如以“自由市场”、“法律”名义施行的制度暴力、以“防止动乱”名义施行的政治暴力、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恐怖暴力、以“先发制人打击”名义进行的军事暴力，等等)。9.11事件后的今天，暴力和恐怖对全世界的威胁更严重了，也更复杂化了。暴力表现为加缪最为关注的直接暴力(杀害、肉体摧残、酷刑、监禁等等);也表现为萨特所特别强调的国家和制度暴力(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非人化”，资本主义对工人压迫剥削造成的“异化”等等);还表现为后人所揭示的文化暴力(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西方文明、普遍人道主义和优劣文化区别论，等等)。暴力更表现为恐怖主义把残杀一切生命当作争取某种“事业”成功的不二手段。暴力对当今世界空前的危害正在要求知识分子对暴力有比萨特和加缪时代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也更自觉地警惕自己，不要对任何一种暴力起到可能的推波助澜作用。
　　
　　　　【注释】
　　
　　　　1. Albert Camus， Letters to a German Friend.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pp. 8-9.
　　
　　　　2. Albert Camus，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New York: Contimuum， 1960， pp. 6-16.
　　
　　　　3. 5. 6. 7. 8. 萨特: 《脏手》，林秀清译，《萨特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5卷，第 290; 270;271; 367; 370页。
　　
　　　　4. Dorothy McCall， The Theatre of Jean-Paul Sart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55.
　　
　　　　9. 19. 20. 21. 24. 25. 26. 29. 41. 42. 43. 44. Ronold Aronson， Camus and Sartre: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and the Quarrel that Ended I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106; 168; 169; 171; 73; 73; 73; 72; 187; 210; 111-112; 113-114.
　　
　　　　10. 11. 12. 13. 14. 22 何林编著:《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 103-104; 104; 100; 104; 105; 109-110页。
　　
　　　　15. Claude Morgan， "Les intellectuels devant leurs responsabilites."　Les Lettres francaise， September 18， 1952， p. 4.
　　
　　　　16. Georges Sadoul， "Respectueuse? ... Ou irrespectueuse?" Les Lettres francaise， October 8， 1952， p. 9.
　　
　　　　17. 18. Michel Contat and Michel Rybalka， eds.， The Writings of Jean-Paul Sartr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vol. 1， pp. 191; 273.
　　
　　　　23. Herbert R. Lottman， Albert Camu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9， p. 92.
　　
　　　　27. Andre Gide， Retour de l'U.R.S.S. Paris， Gallimard， 1993， p. 43.
　　
　　　　28.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Boston:　Beacon， 1969.
　　
　　　　30. 31. 32. 33. 34. Albert Camus，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 Trans. Anthony B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pp. 250; 288; 290; 289; 292.
　　
　　　　35. 55. Jeffrey C. Isaac， Arendt， Camus， and Modern Rebell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57; 137-138.
　　
　　　　36. Emmett Parker， Albert Camus:　The Artist in the Are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p. 3-24.
　　
　　　　37. 39. David C. Gordon. The Passing of French Al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8-99; 55.
　　
　　　　38. Quoted in Parker， Albert Camus， pp. 98-99.
　　
　　　　40. Albert Camus， "Preface to Algeria Reports."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1974)， p. 121.
　　
　　　　45. 46. 47. 48. 49. Jean-Paul Sartre， "Colonialism est un system，"　Situations， IV. Paris: Gallimard， 1964， pp. 27-47; 40; 48; 46; 47.
　　
　　　　50. 51. 52. 53. 54. Jean-Paul Sartre， Preface to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pp. 11; 11; 13; 18; 21.
　　
　　　　55.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有许多类似例子。三十年代的鲁迅与进步力量相结合，从思想启蒙走向社会实践。这时的鲁迅已经认识到思想逻辑和社会现实是不一样的。思想永远要求彻底，实践的逻辑要求妥协。他自觉地在个人和组织、社团、党派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做了种种妥协。二十年代许广平想加入国民党，他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你自己决定，但你若想保持个体精神自由，一定不要加入任何政党，因为任何政党要求行动统一。如果你要达到社会目的，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你可以加入。但到了三十年代，鲁迅自己加入了左联，从他的怀疑主义眼光来看，一开始就对左联抱有怀疑，一再说到这个组织太复杂，不可靠。但他一方面心存保留，另一方面自己又加入了左联并逐渐把左联当作自己的组织，后来在他的语言中逐渐出现"我们"两个字。他为了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精神自由有所限制。这种清醒的妥协给鲁迅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他一再说不要把革命想的那么美好，革命充满污秽和血，不要用乌托邦空想看待革命。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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